听说过这样一则伊索寓言:一只在天上飞翔的鹰被箭射落,临死前发现那支箭是用自己的羽毛做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文革”发生四十年了。除了那些先后死去的,大多数经历过这场革命(如果这也算得上一场革命的话)并且还活着的人,如今要么不愿意再提起当年,要么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回忆“文革”,记录“文革”,很少有人对这场所谓的革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反省。近日读文革五大领袖之一的《聂元梓回忆录》,“文革”中上海的重要人物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也都不同程度地把自己打扮成了“文革”的受害者。好象除了那一个或几个这场革命的发动者以外,当时的几亿中国人全都成了受害者。我觉得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我们总结历史教训,以避免再发生类似的革命。

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我十一岁,在上海读小学四年级。因为可以不上课了,有一段日子我几乎天天站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看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们给路人剪小裤脚管、尖头皮鞋,看情绪高昂的革命群众砸商店牌匾换店名街名,心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度兴奋。在学校里,见到同班同学强迫我熟悉的老师嚼粉笔喝墨水等行为,虽觉得有些过分过火,但内心深处确实有一种痛快的刺激。记得当时的旧市委不允许小学生进行革命串联,我还跟着游行队伍唱过“我们也要革命大串联,上海市委为啥不答应”的歌。我曾经为父母参加单位的造反队而得到伟大领袖的支持感到自豪;曾经为自己因描摩著名的“群丑图”(文革初期一张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被打倒的领导人的漫画)逼真受到邻居的赞扬而沾沾自喜;曾经站在市中心的商厦阳台上洒下一大迭搜集来的革命传单而自以為為革命立了功;曾经听到收音机里的最新指示而彻夜难眠;我曾经写过批判电影《战上海》、《兵临城下》的大字报和吹捧革命样板戏的文章;曾经在學習會上大談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心得體會;曾經相信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去世感到天之将倾悲痛不已……而当时一些人已经觉悟或正在开始觉悟。

我的彻底觉悟很晚。回想“文革”这十年,我的全部言行虽然远谈不上助纣为虐,甚至没有直接伤害过一个人,但我无法否认自己曾经是这个集体愚昧集体盲从集体无意识的民族中的一员,是这个庞大的不正常的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零件,一滴无足轻重的润滑油。承认这一点使我羞愧,但我无法改变这一点。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老舍的悲喜剧》,可以看作我比较彻底的觉悟。我从大作家老舍先生四九年后写的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喜剧剧本,到他在“文革”开始不久投太平湖的自杀悲剧,揣摩剖析老舍先生施害和受害的心路历程。在那篇论文里,我就是引的那则听到过的伊索寓言,一只在天上飞翔的鹰被箭射落,临死前发现那支箭是用自己的羽毛做的……

有人总结说,“文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几亿中国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人。其实,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你是受害者,明天你有可能就是施害人。反之亦然。而且常常是两种角色同时扮演。一些在“文革”中自我结束生命或被结束生命的受害者,已经不可能再说话了,而大多数活着的人不愿重提“文革”,有的是痛之太深,不忍重揭;有的则是怕究之太深,伤及自己。但是,假如人人都是受害者而非施害人,那么江青也会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害,毛泽东还可以说是受中国文化之害呢。不是有不少“文革”的研究者大谈毛当初发动“文革”的动机还是好的吗?

中国人,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不管你在那个年代里遭遇过什么,做过些什么,我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本懺悔錄。反省一次自己吧,只要你说的是真话,心里话,你就对得起那段历史了。不要把这些话带到火葬场去,不要等执政者开禁的那一天,也不要盼“文革博物馆”建成的日子。固然,圆明园、黄山、昆剧是我们中国人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比较而言,“文革”的特殊价值更无法估量。西方学者有将中国的“文革”和德国的“纳粹”并列为二十世纪人类最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应是有它的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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