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文化形成到一定程度开始变形而对创造力造成束缚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了武化。这时文化就像一件外衣,专制就常常爱披上它。
  
村里自是与城里不同。没有门牌号的loft型工作室,青砖,平顶,随意栽些小树。宅院开阔,要看清迎出来的主人,得用长焦镜推出去二十多米。午后日光耀眼,将阿城推到近前。

此刻,相当于他的“天蒙蒙亮”。20多年前,他也是喜欢在夜间写字的。

脸色略白,目光沉郁,礼节性的微笑挟着一丝腼腆在眼镜片后面一闪而过。屋子像一艘大船,须有船长指点向左向右。屋顶高挑,四壁素白,两台织布机上有布有绢,几台LP唱机开膛破肚摊在桌上,书、画册、唱片、收藏的文物,散放在屋里。透过大玻璃,可以望见院子里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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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阿城的新宅。“买不起城里的房子。”他说。

20160710112550186沙发围着壁炉,壁炉连着漆成全黑的烟道外壁,像起居室的鼻子。墙上挂着画家刘丹的作品“触石兴云”,画的是同一块石头的6个面。阿城坐下点烟,没有表情,像一团雾。茶几上,摆好了一盘瓜子一盘糖。

阿城眼力之毒,很有一些传说。初见“民国女子”朱天文,只着四字:渺目烟视;在美国遭遇蒙面大盗,旁人看到大盗罩着丝袜,他却看到大盗的胡须从丝袜里钻出来;一群人围坐,高谈阔论,他不声不响看到“大家揣着一肚子下水坐着”;他还从《今生今世》里看出胡兰成的杀气。

他一眼望见摄影记者的大包,斩钉截铁表示自己不要做公众人物,从来不让媒体拍照,只拍公安局的证件照。

对主流和体制,他一以贯之地冷淡。对新近被推为“名士”,他习惯性地从纠正概念开始:“在体制里反体制,这叫名士。《世说新语》里记载的那些人都有俸禄,是体制中人,然后做些放浪形骸的事情反礼教。今天,某部长某日光了膀子上街,还没穿袜子没穿鞋,‘成何体统’!这才是名士。我是寒士。”一低头,瞥见寒士没穿袜子。

不让拍照的阿城,对相机却很热爱。他跟摄影记者谈装备,展示哈苏镜头、林哈夫相机,就像两个手艺人碰到了一起。打开那具红漆斑驳的老柜子,里面有七八台七八十岁的柯达相机,带皮腔的,还有一台16毫米电影机,都是他在美国地摊上攒的。他曾用那些相机给人拍照挣钱。他一一打开它们,抚摸它们,动作温柔。

子夜,摄影记者面露倦色倒在沙发上,再次表示“拍几张,自己留着”,阿城笑道:“好吧,自己留着可以。”虽然快门按动的声音还是会引发不易察觉的一颤。

父子

阿城是钟惦棐的儿子。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建国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后任《文艺报》艺术部主任。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文章分析、反思并提出警示:“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1957年钟惦棐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这一年,阿城8岁。

阿城第一次带到学校被老师没收的书,是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直到“一九八四年买到再版的《父与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个月,终于将童年洗干净。”但父亲的“洗干净”,则是22年以后的事了。

母亲拉扯5个孩子长大,这其中的艰辛怎么算也算不清楚。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会糊成碎布渣做鞋。“一年二十多只鞋一针针做成,姥姥总说膀子疼。冬天,家里养的鸡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弟弟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离去的亲人。阿城初中时参加游泳训练,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便没有再去,只好到玉渊潭去游浑水了。

有那么二三十年,阿城吃得最多的就是面食。住在德胜门外那两间幽暗小屋里的时候,朋友们常见他门也不锁,托着斤挂面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用面条待客,一视同仁。在自家窗上龙飞凤舞的各种留言里,也有他写的:“出门了,几日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发表,全国各地不断有人来找他,在那间屋子里,他创下过一天下面16次的纪录。何立伟曾经劝:长期吃面,营养不良呢。他慢吞吞道:还吃水果呵,维他命在水果里。但是,何没有在他家里发现水果。阿城一定向朋友们宣布过“我爱吃肉”,但那天我们有点欣慰,在小饭店坐下,阿城第一个点的是水煮鱼,听说鱼已经没有了,他有点一筹莫展。陈村回忆初识阿城,说他穿着合体的中式棉袄,频频拿“汽水般好喝”的黄酒与人干杯,结果醉倒。陈村很是纳闷:阿城怎么能没喝过黄酒呢?

18岁那年,父亲对他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此,当1979年右派平反的消息让父母开始张罗当晚的牛肉面时,这个朋友坐在椅子上,心事沉沉。该组织怎样的语句,才能既表达自己的看法又不伤父母的心呢?因为除去面条和灯芯绒裤子,阿城兄弟几个吃过的苦头还包括,无权考大学,后来在各个农场村寨度过青春。1979年回到北京,“痴楞楞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

阿城最后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30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我来说是残酷的。

这一年,阿城帮着父亲撰写《电影美学》,也陪“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去公共澡堂。他记下了父亲在热水里“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的样子,也记下了许多与父亲有共同命运者洗澡后头发湿湿坐下来的样子。及至在纽约听到父亲病重,他在雪地里行走,耳边响起的是父亲的大笑以及,“洗澡吧”。

对“跟别的孩子一样可爱”的自己的儿子,今天的阿城只说了几个字:他已自立。早年的片断隐在故纸堆里,也只是零星的几句,比如1984年末《中篇小说选刊》上的文章《一些话》,“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都吃光。带他去吃冷食,三根冰棍几分钟便吞下去了,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 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插队

阿城的下乡,辗转了山西、内蒙、云南3个地方,前后11年。1968年,五六个出身不好的朋友结伴下到山西雁北,在桑乾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北京来的高三学生对阿城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阿城从此备下两面的刺,直直挑向他厌恶的人与事。玲珑,则留给亲人和朋友。

“今天对知青的回忆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对99%的知青来说,上山下乡是一辈子的负担。真正的城市贫民究竟怎么过来的,没人知道。这些人就求个安居乐业:有吃有喝,不是很饱;冻一点没关系,但不是没穿的。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过得差不多,可以互相关心一下,就是这些传统的要求。谁想着要改造什么大自然、轰轰烈烈?”阿城不太愿意回忆那段,他的“伤痕”记忆也跟别人有些不同。

在急于返城的焦虑里,人比较容易对周围的环境丧失兴趣、视而不见,但阿城有兴趣。村里有各种把式,赶马的拿鞭子打马耳朵,打左耳打右耳,即能指挥向左向右。碰到马惊怎么办,他都一一留意。粮食收下来,转眼堆到场上,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会有把式一一指挥。深秋灌麦地(农业上叫分糵,就是麦子发出芽来拿碾子压平,以培育冬小麦,这种小麦磨出的面粉,包饺子不会破皮),也有个把式,背着手走到地里一看,“唔,墒情不错。”阿城学完农民,话锋一转:“墒,这是老祖宗说了几千年的东西。科学家后来借用这个概念描述能量,才有了熵。”

于是你明白,面前这“人精”(王朔语)海洋般的知识结构不仅仅得益于宣武门外琉璃厂的旧书店,还因了他对人世的兴趣。帮民间刊物《今天》画插图的时候,他对徐晓说:“我这个人好色。”紧接着又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日常生活、俗世样貌就是他的审美对象。他多次被朋友瞧见“坐在马路牙子上,东张西望地打量过往行人,像个爱逃学的学生”。这个坐,可不是白坐坐的。于是,他抱怨今天的单调听起来也就入情入理,他总挂在嘴边的“回到常识”也显得迫切起来。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他让李恒久一定要把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部抄录出来。据李恒久回忆,每天干完重农活,从庄稼地里回到住处,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阿城后来格外推崇根子的《三月与末日》,跟随诗人一遍遍诘问“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的年轻人,心中会溢出怎样的愤怒与悲怆?

从云南兵团回来的人,会传播一些阿城在云南的轶闻。譬如他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呆上一天。音乐高于文字,至今是他最深的牵连。所以他会带着30倍的放大镜专门飞一趟广州,在著名的淘街买一个能读取完整信息的唱针呈超椭圆型的唱头。他讲故事一样讲那唱头的构造和原理,还牵扯出一个日本做武士刀的家伙,正是这家伙发明了这种唱头。虽然你只听了个半懂,但他的幸福你懂。不奇怪啊,当年下乡的同伴是这样一些人:好书画金石、好相机、好音响的,好音乐、好作曲、好电工的。阿城到国外能打出像样的桌子、懂得维护明清古家具乃至重装汽车,也就不奇怪了。

在云南,他对村寨里的仪式格外留意,这是后来追问巫术与艺术起源关系的感性经验。“有个上海知青牙痛,其实就是龋齿,山上寨子里有个巫医能治牙痛,我是积极推动这件事。上了山,巫师拿一坨湿的牛屎贴他脸上,在太阳底下晒,完了说虫子拔出来了。这明显是胡说八道,但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催眠的暗示。‘好多了好多了’,他接受了催眠的暗示。在一个缺医少药的山沟里,你让他活活疼死啊?这不好吧。”

下乡日子里,阿城已经开始写作,《遍地风流》就是那时的作品。从藏着掖着到印成铅字,足足10年。“农闲的时候,知青开始串,到哪村去,找谁谁谁,坑上闲聊。没有书,写点东西,赶集的时候交换着看,也就是日记,每天看到什么想了些什么,甚至一些私人信件也在传。我就写点故事,后来被人尊称为小说。”阿城说,70年代是个积累期,交换阅读的东西可以流传很远,常常不知道作者是谁,常常一首诗传到后来只剩半首。他始终在汲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该传下去的“常识”。

4个0.5相加也等于2

问:您对一个人知识结构的强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读什么书?怎么读?

阿城:先不要判断好书坏书,先什么都看,你才会有一个自己的结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传统有一种读书方法,叫“素读”,就是看书的时候不带自己的观点看,脑子空白地看,看它说什么,完了再用自己积累的东西跟它有一个思想上的对谈。中国自从旧传统切断之后,就没有素读了。才看一眼、一段,“这写得不对啊”,就开始批判。现在网上那些吵架,一看就知道,他都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书应该是越看越少。人生有限,你要不提高效率的话,读的书一定少。对角线阅读,譬如这一页,你头里选个词,中间选个词,斜下角再选一个,对这一页的信息就基本有个判断,如果是知道的,那就翻过去了。还有大量的形容词、修饰语,也都翻过去嘛。那些你没读过的信息会自动跳出来,也许这本书读完只有一句话。甘阳就有这个本事,几卷本他能提炼出一句最精的话给你。

我为什么说知识结构和文化构成要越开阔越好?你如果只有那么一小块,看什么都“啊,好新鲜”,那你是抓不着东西的。开阔之后,当下就能判断,这是不是新的。

问:您没想过开些书单?

阿城:开书单这件事是害人的,因为人是不一样的。到底“仁”是什么?孔子回答过很多人问的这个问题,弟子们后来把他的话整理出来。现在的人发现有关“仁”没有统一答案。不同的人来问“仁是什么”,他是针对不同人回答的,给你的回答跟给他的是不一样的。书单不能开就是这个道理,跟禅宗的公案是一个道理。

问:可常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塞给我们。

阿城:这就是集权性的教育。现在能上好学校的孩子,常常是因为他们只知道一个答案,老师也在诱导或者灌输:“哎,只能这么答啊,那么答没分儿。”1+1=2,但4个0.5相加等于2就是不对的,所以能考上好学校的人在中国意味着这个人的思想是非常简单的。毕业证书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个人改造得符合这个社会的要求了,那证就是产品合格证。4个0.5相加也等于2,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也能想出来,但就是没分儿。

问:现在不少人让孩子家学。

阿城:社会经验、人的判断力是要从小培养的,所谓察言观色。你连外面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行?人总要碰到流氓什么的,总是那种童稚,文化构成就简单了。

我有个朋友叫叶扬,小时候是家学,他父亲教到初中发现不行,这样下去这孩子会“残疾”,投到社会上要“死掉”的,因为在家学的都是文化、知识,对世事的理解和判断都没有。他后来同等学力考进上海的中学,然后就下乡了。这一下乡,全补回来了。现在他在哈佛东亚语言系当教授,开的课是《世说新语》。

问:那到底该怎么教孩子呢?

阿城:教育系统要是主动些,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我们现在好多教材都是政治教材。语文就是识字,没有那么严重。就好比自助餐,每个人吃得都不太一样,但都活了。一个班30个学生,一定是每个人自己取:教材里这部分我有兴趣,那就把这部分学好,别的阅读就完了,一样给你5分儿!老师这时候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在你身边观察,然后问,你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然后可能会说,哎,那个也挺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一点、两点,告诉你。然后你发现,确实如此。因为人除了本能的兴趣,还可能有潜在的兴趣,需要点拨。只要教材对了,足够宽泛,学生越多,教起来越容易。就跟放羊一样,一养一大群出去了。就像畜牧,草地上什么都有,不是高尔夫球场上只有一种草。

以前有个很了不起的系,本科,也不是博士点,叫家政系。涉及多少项目啊!家庭财务收入支出,营养学,医学,社会学,美学。以前清华有家政系,一个同学的母亲就是那儿毕业的,家里什么东西破了,永远不是方方正正一块补丁了事,永远是设计一个什么东西,比如一朵梅花补上,总之你不会觉得那儿是破了。我童年震动最大的就是看到了曾经的生活方式,所以老师一天到晚讲“旧社会旧社会”的时候,我就产生怀疑。[page]

谁是一流人才?

问:这些年身在体制外,您有什么感触?

阿城:就是我很同情那些在体制内的人,他们那些个抱怨我都深深地同情。体制有各种各样的,比如你买房,就进入一个售房体制……

问:我们刚做了一期房奴。

阿城:对,房子的奴隶。如果这个社会投资很活跃的话,也不怕,因为你可以抵押。国外人贷款买房然后月供,他的目的是为了建个工厂,拿房产抵押再申请贷款。房屋作为不动产,作为结构中的一环,是创业的一个信用。中国是求安身,不过是安身的时候不免要求好一点、宽敞一点。不仅个人知识结构有问题,整个社会结构也有问题。脑子里有点东西的人,想做点事情,社会不提供结构性的条件给你。

中国有句话,好汉不挣有数的钱。美国读商学院的,毕业的时候没有挣够或者没有潜力挣够100万(比如)的话,你等于没毕业。月薪多少,那只能供房供车,你要用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去生钱。中国人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完书,这些都来了。美国人则认为机会随时出现,如果大学一年级有个机会,那就去做了。只有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美国大学里才人满为患;有人退休以后去读大学,因为没什么事做了。

问:为什么您说一流人才是商业人才?

阿城:面临相同的数据,这1亿美金到底要不要投下去?有可能一点水声都听不到就没了。投是不投?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你看民间那些做得好的所谓“土大款”,不要小看他们,人家心理素质是一流的。读书人还在区分什么是美的、高尚的,人家早就超越那个阶段了。对人际关系的精确判断,对多方压力的判断,吃得住吃不住啊,还有这后面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这样的人是一流人才,这样的人打仗是没有问题的。反过来,一流的军事人才拿到金融市场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心理素质这个东西不是能教出来的。就像拍照,啪一下,我决断这个瞬间、投资这个瞬间,有点接近这个意思。有的小子,天生就狠叨叨的,这不是谁教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才是精英,他可能数学不及格。数学不及格那部分,雇一个数学博士、雇一个好会计就完了嘛。我出国以后,发现这些常识都还在,在中国,都没了呀。

王朔有点像侯孝贤

问:您总说安身立命,安身在先。回城以后,安身是个问题,因为好多知青发现城里容不下他们。

阿城:这个城市就是容不下你。你十多年不在这个城里,没有人脉,哪去找工作?我一个快30岁的人,什么都没有,在父母家搭个行军床,每个月还要父母给你一块钱两块钱零花钱。耻辱啊!你在这个城市耻辱感特别强,因为你不能独立。音乐绘画小说诗歌,解决的不是安身问题。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到美国去,我一看,这地方好,打工不必认识人,好活。

问:王安忆说您的小说里“全是骨头”,跟您谈过话的人都说您通透。您现在是怎样的心态?

阿城:通透?没有。通透弄不好会毒化你。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到现在还骂骂咧咧,“我这一辈子就给耽误了。”耽误是实情,但这种情绪也可能会毒化你。

我们现在返回去说以前很多事是不准确的,你没有办法说出当时的状态。当时你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条小狗一样,不会去做一个价值判断,只是有一个生存判断。但现在说通透,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这里有一个误差。兑成文字,误差就更大。

我到意大利一所大学去开讲座,阶梯教室。引荐我的是一个教授,他说,我读过阿城的小说,我真想过那样的生活,因为那样才会有些什么东西。我当即打断他,我说人生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穷就必然产生什么。人生是任何人都会有绝境的,穷人会有,身价百亿者也有,在绝境面前,人是平等的。当时阶梯教室里有几个意大利学生就哭了。我猜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因为一般人不认为富人也会有心理绝境。现在有个从中国来的秃头小子说人人有绝境,你怎么知道的?他当然要哭了。人生是这样的。(点烟)

问:您喜欢结交的男人,都有点像古代的人。

阿城 :像旧社会的人。他们有忠、有信、有仁、有义,有做人起码的东西。

问:您对王朔评价挺高。可他那种文体从语言到立场,民间本来就有,王朔只是把它们写出来了。

阿城:但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做?这是选择,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王朔早期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他先是辞职了,不在主流里面了,从社会人格上把自己给剥离出来了。从这点说,王朔有点像侯孝贤。

面对主流和专制,他的态度是拒绝。魏晋时候,天下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晋人,像王羲之,传下来的内容总是哀痛,痛哉。个人能承担多少?这是教人心很痛的无奈,也是新时期个人在能与不能之下的选择。这些有谁写出来?大作家用大话、大叙述回避了。反而像王安忆、何立伟、陈村这样的,原来就有这个素质,摆脱大叙述,用细节去完成。好东西啊,王朔(的小说)。

艺术人格和社会人格是两回事情

问:前一阵看到说匈牙利作家彼得那达斯有本《回忆录》非常好,可之前听都没听说过。怎么就没人引进呢?

阿城:我也奇怪啊,我不一直在推介嘛。80年代初看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出的。我当时一翻,讲的是大历史,却从细节讲起。哎,这个书好,我就跟李陀他们大力推荐。意大利那个卡尔维诺也是我先推介的,译本不错,意大利原文还有音韵之美,是可以朗读的。

1937年以前是个黄金时期,那些从欧洲回来的无名留学生翻译了大量作品,后来全部中断。1949年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谁有精力来做这个?

现在要续上,有一个是可以操作的,就是到国外念文科的学生把教授开的必读书目引进来,先不要内容,只要书名。教授让你必读并且要写报告的,把报告翻译过来。这样就有一个开始,铺开一个基本的面了。任何人有心有时间,就来做这个事。但那些留学生挺保守,教授让我看什么,我不告诉你。(笑)

问:桑塔格说,她通过自己的作品去看自己。

阿城:中国有个说法是误人很多年的,叫“文如其人”或“字如其人”。蔡京,我们可能认为他是个坏家伙,但字写得非常好。王献之,在《世说新语》里是个不堪的家伙,但字写得妩媚。董其昌也是这样。

艺术人格和社会人格是两回事情。往往是做不到的,他就把它放到作品里。黑道大哥往往很尊敬读书人,就是因为他缺这个,他会对读书人有一个人格想象。统一的也有,像侯孝贤,极个别的特例,普遍的规律不是这样。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概念

问:中国一些诗人见到西方大诗人毕恭毕敬,崔健在滚石现场头两句没唱出声,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不是挣扎在西方巨大的阴影里?我们众多的焦虑中是否也包含文化焦虑?

阿城:那是文明的焦虑。文化与文明我当它们是两个概念,当然文化里形成制度的东西,可以归到文明。

文化是相对武化而言的。这两化都是在讲关系。也就是说,人和人,集团和集团,阶层和阶层,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的还是武化的。

清末时,洋人船坚炮利,后来又发明了电视机、电脑等等,那叫文明。文明有先进落后之分,先进文明你可以拿来用。但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可以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地方譬如非洲的一个小部落里形成。清末的时候搞混了,说我们的文化出问题了,其实未必,是我们的武化文明程度不够高。文化和文明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混讲。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应该理解为拿文明而不是拿文化。

日本在古代是既拿中国的文化又拿中国的文明,但明治维新变成拿西方的文明而保留自己的文化,所以才能既保有自己的文化,又能成为当今世界七个工业强国之一。日本在日体(也就是文化)西用(也就是文明)这个问题上比我们清楚。

中国文化的主动性,发生得过早,三千年前有了“制礼作乐”,两千五百年前有了孔子的“有教无类”。而欧洲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才有教育的普及,因为要教工人识字,才能开动机器,此前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

制礼,是规定文化关系的行为规范。而作乐(音乐),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状态。听完音乐会出来,你至少有半小时还在那个状态里。可到了公交车上,特别挤,完蛋了,你又开始骂人,但之前那半小时你不想骂人。这叫文化,文渗入到所有的细节里去了。

为什么孔子说几天没有梦到周公,心里就有点不踏实?因为春秋晚期和战国又开始武化了。孔子虽是殷人的后代,但他跟从周公的“文化”,“郁郁乎文哉”,郁郁就是绵密、深远、有生命力。

今天一个开发商,对于拆迁地的居民,对于周围的环境,完全是武化的概念,他只要老子挣钱。哎,我们坐下来谈一谈,那叫文化。现在知识分子说的那些,那叫文化知识。文化没有了,要补回来,我们只有回到文化的本意。

问: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不能因为你胳膊腿比我粗,就要我服从”。但是文化发展到后来,也会变成一种势力,也会压迫人的。

阿城:这是我们要从武化的经验教训中不断反省的。当文化形成到一定程度开始变形而对创造力造成束缚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了武化。这时文化就像一件外衣,专制就常常爱披上它。现在的南北对话、六方会谈,都是在说,我们要文化,不要武化。

问:从前像安徽这种地方,农民家里不管怎么穷,都有个书箱,传几本书给子孙读。今天风气好像在变,都跑出来打工了,挣钱最要紧。

阿城:我见到的不完全是这样。浙江一个给法国做扣子的跟我说:“听说你是文化人呐。”我说,未必啦。他问我,你在美国怎么看星星?我说,一走出去就看见了呀。他把个按钮一按,那屋顶刷地就开了。他说:“我们不用走出去。”我当时也觉得,牛。接着他说:“我们再富,也弄不出当年的书院了。原来我们这个村,有进士第、大夫第,还有个小书院。”怎么怎么的。富到一定程度,他觉得最大的面子还是在文化,不是有多少钱。我相信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不会变,它会往回走。

问:说说您收藏的这些文物。

阿城:中国有一个东西是世界没有的:孝。从周代开始就有,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老年保险制度。工业社会是把养老社会化了,但那时候都是分散在家庭里头,老人你一定得养,老人去世你得守3年孝。这个是鸠杖,年过70,可以得到皇家发给你的这么一个手杖,有了它,你可以挪到皇帝跟前,有话要跟皇帝说,卫士不敢拦你。

这里还有一点,中国传统上对智慧的积累是尊重的。你70岁了,经过的事情比我皇帝多,那有许多大事情就要召集国内有鸠杖的老人一起讨论。“啊啊啊,我30岁的时候,楚国打来过。”当时是怎么怎么的,粮食运不上去是怎么运的,皇帝是大受启发。老人没有什么权力,但可以发言。现在是认为老人在身体上没有价值,连他的经验也没有价值了。

这个是唐代贵族妇女用的胭脂盒,但不是唐朝人做的,是波斯人做的,盒上刻的是鲸。唐朝是拿来主义的朝代。另外从盒的大小可以测出唐代贵族妇女的身量是很大的,现在女性用的小包放不下这个。这么大一胭脂盒,拿过来啪啪地就往脸上抹啊。

(不知怎么说到真善美。)

阿城:真善美太狭窄,它背后有更宽阔的东西。恶是非常有力量的,它常常是本能造成的。比较起来,真善美是教化,也就是后天的。上帝不阻止恶,反而常常通过恶,让人知道善。凡是你说这是恶,就说明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善了。凡事扣住一个字:人。人在社会上生活,他们在社会当中的关系,美不美不是最重要的。

大到战乱、权争、名利,小到家庭、人事,它的纷扰根源都在资源的分配。全人类都逃不出这一道。聪明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资源,那一条心是没说的。

问:洞察人性到这种程度,人活着能快乐吗?

阿城:老快乐就觉不到快乐了。知道人性会平静。

问:您快乐吗?

阿城:佛说慈悲,是因为他知道人性中恶的底线。因为知道人的本能底线,所以慈悲。慈是慈爱,悲是悲悯。人都有救,杀过人的,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死不肯放的,万劫不复。

触到人性中恶的底线,只要回头,一步步就是往快乐走。最好大家都有恶的预反应,然后回头,看见光明。

话音已落,录音里只有清泠泠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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