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王华

六月二十四──二十六日,题名为“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的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成功召开。会议的主办单位有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社会和意识研究中心、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和《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编辑委员会。实际召集人为林培瑞、宋永毅教授和陈奎德博士。美国之音(VOA)和《世界日报》等媒体全程报道了这次研讨会,共同的定位是“大规模”和“高水准”。确实,这一会议聚集了来自美、加、德、日、中、港、澳(门)等地的七十多位学者,其中有十位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中有徐友渔、秦晖、王海光、米鹤都、金光耀、崔卫平等重量级的文革研究专家。此外,会议还收到了朱学勤、唐少杰、董国强、申晓云、徐海亮、陈衍德等七位大陆著名学者的书面发言和论文。这样的规模,在文革的发生地──中国大陆严禁此类学术活动的情况下,实属“史无前例”了。十年前,会议的召集人在纽约也召开过题名为“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的纪念文革四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可惜的是,由于大陆有关方面的阻拦,在上述的知名文革研究专家中,仅有徐海亮教授一人与会。既然在中国国内无法进行任何学术研讨活动,与会的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海外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组织和召开这样的大会就责无旁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一定要被揭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一定要被保存。

八十后文革研究者群体的浮现

因为中共当局对文革研究的禁锢和阻拦,文革研究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一直是缠绕着海内外学界的一个忧虑。其实,有关当局的阴暗企图是一回事,他们能不能使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集体失忆又是另外一码事。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史学有着“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要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强迫海内外学界放弃“文革研究”是不可能的。近十年来,不要说海外学界的新生辈层出不穷,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批相当数量的以文革为研究课题的博士研究生。会议的召集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刚刚浮现的新群体,邀请了六位八十后的文革研究新人与会。并以“新一代学人(八十后)的文革研究”为题,开启了大会第一天的首场讨论。这六位来自世界各地(美国、德国、中国、澳门)的五位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是:陈闯创(美国青年学者)、宋国庆(德国佛莱堡大学汉学研究博士生)、刘成晨(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王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杨隽(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和肖安淼(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这六位青年学人尽管都生在文革后,但他们的发言和论文却有着坚实的史料基础和新学科知识的底蕴。首先,他们的研究虽然比较微观,集中在某一个省、市或县,但都以大量的档案史料和现场访谈为基础。例如宋国庆的“迟到的正义:广西处理文革乱打死人问题的启动”是他近两年内在广西查找档案和田野调查收集口述资料的结果。再如王芳的“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以沪、汉两地为例(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文,同样也是她奔波于沪汉两地调查访谈的结果。为此,他们所梳理的历史真相都比较可信和全面。其次,虽然他们的研究都带有个案研究色彩,却也同时显现了现代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养,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例如,刘成晨和他导师郝志东合着的英文论文“理解中国的暴力:以一个县域的土改与文革为例”,是第一次把土改和文革暴力做比较研究的论文,还得出了“一九四○年代的土改和一九六○年代──一九七○年代的文革之间有相当的关联性,其暴力的机理是一脉相承的”的新结论。对一门学科建设而言,及时推出和鼓励学术新人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洛杉矶研讨会不仅给人以文革研究后继有人的信心,更将沉实地推动该学科今后几十年内的发展。

文革新史实、新思考和新理论

会议的第一天下午以“五十年后再思考和再考察中国文化大革命”为题,发表十一位海内外著名学者的研究论文。他们中有徐友渔、宋永毅、吴国光、程映虹、杨海英、丁抒、米鹤都、李逊、郝志东、程惕洁、周泽浩等。这些论文的特点是表现了五十年后文革研究的新史实、新思考、新理论和新视野,把文革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为学科建设树立了开拓性的典范。

对文化大革命主导理论的理解,一般说来从“国际主义”、即“世界革命”的角度的论述较多。但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程映虹却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分析文革和“中国道路”的关系,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文革中那些具体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内容多半被放弃了,但是它们的理论却在今天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得到系统的表述──而这正是文革的重要遗产。在新的思考中试图搭建新的理论框架的论文不少。如大陆资深的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者米鹤都,就从文革前干部子弟集中住宿的大院文化、他们的英雄史观和青春期的生理特徵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红卫兵思潮的滥觞。日本静冈大学的杨海英教授则试图从种族屠杀的角度来解决中共错误的民族政策所导致的“内人党”冤案中对蒙古人的杀戮。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教授在他的论文“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林彪悲剧的体制和个人因素”中,不仅揭示“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还提出“毛的接班人困境和危机的造成,不仅在于政治体制和‘路线’、‘政策’等等必然性,还在于他的个人经历和性格气质等看似偶然的因素。”他进而指出:“偶然性和个人因素正是当前文革研究应当深入的地方”。

文革中有不少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件,如“二月镇反”、“大民主”、“党代会选举”等等,但它们实际上是从没有深入地研究过的学术空白。中国大陆徐友渔教授的论文“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便从宏观分析和微观实证的结合出发,第一次揭示了这一事件的较为全面的历史概貌。他的结论也是发人深省的:“有人可能要问,‘二月镇反’这么大的事,怎么未见之于官方历史?……我的解释很简单,‘二月镇反’的主要内容是镇压,……而对于任何统治者和掌权者……镇压永远不是言说和研究的话题,而是需要隐匿和涂抹的物件。”“文革”号称“大民主”,而选举是民主的核心制度之一。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的讲座教授吴国光在他的论文“‘文革’中的选举:基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就抓住了这一人们寻常见怪不怪的现象,条分缕析了文革大民主的本质──“‘文革’是根本不具备起码的民主要素的,连‘假民主’也不是,根本与民主无干。如果说一定有什么关联,那就是,在‘文革’的背景下,由于毛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也由于愚民术达到顶峰,当局对于选举的操控变得更为方便和简单,于是连一向对哪怕作为装样子的投票选举这个把戏多有担心、能不玩它就不玩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增加了党代会选举的频率──这种关联,不如说是对于‘大民主’的最大讽刺”。

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宾州约克学院周泽浩博士的论文“无法安息的亡灵:文化大革命和中共其他政治运动中死者的命运”。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死者的遗体都没有遭受过全国范围内的整体亵渎或者破坏。但是这却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渐成为了现实。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这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给死人和活人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该文通过死者的遭遇这一非常独特的视角,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富有启迪的文革和中共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史的纵向关联性的研究。

在争论中对文革研究再研究

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一定有思想火花的碰撞。另外,学科建设也只有在有益的争论中才能推向前进。在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革暴力”等课题中,出席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否基于某种美好的理想主义,不少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纽约天问联合学会的张博树博士认为:在毛泽东文革前的种种表现来看,他对自己的权力掌控其实还是充满信心的。例如,他在发动和苏联共产党论战时,就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手的攻击性的言论,因而以毛担心自己被刘少奇架空而发动文革的权力斗争的角度就无法解释。在毛泽东六十年代的反修、反官僚主义的一系列指示言论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因素。耶鲁大学东亚系荣休资深讲师康正果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会议论文《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里首先提出为“乌托邦”正名。他认为:毛的乌托邦,其实应当称为歹托邦(dystopia),是与理想中那种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的一种极端恶劣的社会形态。康正果从毛泽东年轻时的“向恶转”谈起,一直论到文革前夕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一味破坏的心态。说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出于任何美好的理想。对此,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发表了精彩的看法:任何社会和群体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主义和理想。但最重要的是看实现理想的手段。如果手段卑劣,那么理想就不可能美好。

对这一论题,与会的其他学者也各有相左的看法。据日本大学副教授日吉秀松的考证,毛文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江青掌权。陈奎德认为: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实已经点出了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即要算刘少奇“一九六二年右倾”的账。具体地说,毛要洗掉他一手造成的“大饥荒”的恶名。在会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吴一庆发表“文化革命如何成为文化大革命:文革起源与发动再探”的演讲,认为目前对文革起源的解释常常有一种“倒写历史的时间错置(anarchronism)”。他认为文化革命一开始确实只在文化领域,不少偶然性才使文化革命成了政治性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打倒刘少奇是文革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刚刚出版了《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书,从多方面研究了文革的发动和毛泽东的动机。虽然这些看法都众说纷纭、众声喧哗,但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是要靠百家争鸣、乃至同床异梦。

文革的结束至今已有四十年了,海内外学界对文革的研究、反思也已经有了整整四个十年。如何总结这么长时间的文革研究,会议特地安排了一场别有意味的讨论。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王海光发表了《文革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展望──兼论文革史研究的多复线叙事》的论文,在回顾了大陆文革研究的艰难历程后指出:“文革史的研究已从评价性历史转到描述性历史。历史叙述的重点,不是去评论历史的功过是非,而是复原历史的现场原貌。评价性的历史是黑白照片、单色调的历史;描述性的历史是彩色照片、多层次的历史。”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怀特沃特校区的郭建教授递交了题名为《当前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的论文,指出现在的文革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都曾对当年所谓的敌人义愤填膺,为某种理想而热血沸腾,为自己上当受骗而懊悔,后来也在幻灭中开始独立思考。但是个人感情的沉迷有时会影响对他人境遇和全域经验的理性思考和判断,深深的卷入也往往会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产生观察上的局限,所谓“造反派情结”就是出现不少文革研究著作中的局限。为此他提出了长达两万字的批评。除此而外,《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主编华新民、加州州立大学圣约瑟分校副教授彭春晖都就“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海内外文革回忆录的局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参与者们的不断自我审视和自我纠偏。从这一意义上,这些讨论进入了一个从未涉猎的新领域,开创了一种可贵的学风。

尾声:文革真的结束了吗?

这一课题是大会最后一场讨论和第三天自由论坛的宗旨所在。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事件,不可能只做象牙塔里的纯学术研究。中共当局对文革历史罪恶的讳莫如深的同时,又几乎是全盘继承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的文革遗产。这就使有良知的学者在研究文革及其政治遗产时,无可避免地要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与会的学者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一学科的鲜明的当代性,相反就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探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以“从‘领导一切’到失去一切:文革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变迁与当下改革话语的困境”为题,提出了作为中国文革遗产的“全球独一无二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的概念。他指出:“今天,马克思的肖像之所以仍然立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维持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弔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旅美作家余杰发表了题名为《从毛主义到习主义──以毛式语言及精神结构为观察视角》的论文。他指出:“毛的语言结构和精神结构仍在主宰着从习近平到亿万普通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习近平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最多引用毛语录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政治斗争手腕和对世界的看法都直接来自于毛”。该文简要地梳理了从毛主义到习主义的中国极权统治模式的嬗变,指出文革恰恰是毛与习的语言与精神的交集。文革是毛主义的黄金时代,文革也是习近平的“启蒙时代”。他的结论是“没有文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也递交了《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的论文。在该论文里,高文谦指出:“毛的文革遗产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式……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在仔细地考察了习近平上台三年的所作所为后,高文总结道:“无论是习的个人素质,还是他的执政思路和治国模式,背后都有毛的魅影在作祟,这是习近平治国陷入困局的症结所在。如果不及早改弦更张,从毛的阴影走出来,而是继续开历史倒车,一意孤行,那么随着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局面将会更糟,不仅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习个人也会身败名裂,在历史上留下像张勋复辟一样的骂名。”

洛杉矶“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在举行三天后顺利结束了。无论是与会的学者,还是参与讨论的观众,都还是情绪热烈,大有言犹未尽之感。然而,无论对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建设的推动,还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要拒绝毛泽东文革遗产的警告,这个研讨会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与会者的共识是:虽然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文革难以重复,但是作为毛泽东的重要文革遗产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等,正在为中国当今的最高领导人全盘继承,难道不正使人要自然地发问:“文化大革命真的结束了吗?”

文章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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