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赐稿《论革命》,从多个视角梳理和分析“革命”背后的复杂动因和演变进程,具有比较强的历史纵深感和现实穿透力。历史频道将陆续连载,今天是第一篇。

革命乃是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之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解析,已经远远不是仅仅立足于某个单一学科—-或哲学、或宗教、或政治学、或经济学、或历史学等—-所能完成的,而必须从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法学、历史、乃至民族传统文化等多角度进行全方位透视,方能更为精准地揭示其本源。

秉持这样的宗旨,在进入政治革命分析之前,笔者将首先简要论述两个重大问题:其一,工业革命为何只能首先发生在英国;其二,权利的理论建构及历史成因。这是因为,于前者,正是工业革命全面、深入、且不可阻挡地改变了世界,唯有深刻理解工业革命,才能洞悉孕育这场独特革命的英国普通法文明,从而进一步理解英国普通法文明之升级版本—-美国文明。而正是强大的美国文明,在20世纪一再成为抵御法西斯极权的中流砥柱,至今仍引领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于后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权利进行论证和考察是我们切入法国大革命之关键点;一个赫然的历史事实是:在客观上,正是工业革命对落后文明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打击,而在主观上,落后文明为应付这种挑战和打击,往往却选择了导致法国大革命之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想为与之对抗的武器。于是乎,几乎同时发生在欧洲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宏伟的历史事件,就对后续世界各民族之革命施加了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影响。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必备条件

1800年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经济生活一直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制约,即:在此前长达十万年的历史中,世界人均收入并没有出现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短期收入增加不可避免的被人口增长抵消,经济必然又回落到马尔萨斯平衡状态之中,甚至连某些动物群落也受制于马尔萨斯魔咒[1] 。然而,工业革命却彻底颠覆了这一铁律!从1780年到1860年,英国人口增长到几乎是原来的三倍,人均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增加,且将这一趋势延续至今。这里的奥秘到底何在?

有经济学家感叹道:工业革命是唯一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但我们却不能对其进行清楚的解释,这还叫什么理论?然而,经济学理论注定是不能完整解释工业革命的起源及其传播之奥秘的,虽然制度经济学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距离理想的目标依旧是遥不可及,因工业革命最深刻的成因是超越于经济学的,它关涉的乃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

首先,我们来考察产生工业革命的各种必备条件。

1、 农业革命

英国农业的显著进步,或者说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起飞的先决

条件之一。18世纪的英国,农业生产率增加了43%,导致农村人口大幅增加,可是粮食价格却下降,这就提高了人们的实际工资,增强了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使人们有更多的钱去购买除食物之外的消费品,为工业革命预备了需求刺激,并提供了大量必需的劳动力储备。但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并非农业技术的根本性突破,而首先是土地制度和劳动组织的革命,最关键的是圈地运动,正是圈地运动消除了公地上的公共权力,在土地上建立了排他性的个人产权,这才使得农牧业技术的改良成为可能。

艾伦-麦克法兰有下述观点的话: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格兰的大多数贫民百姓就已经是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者了,他们在地理和社会方面是高度流动的,在经济上是“理性”的、市场导向和贪婪攫取的,在亲属关系和社交生活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2]。那么我们就应当看到,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国农民就与欧洲大陆其它地方的农民有着显著的不同,甚至连封建主义最权威的阐释者马克-布洛赫也不得不承认,英格兰维兰制迥异于法国的隶农制,他指出:英格兰的农业变成了“个人主义”的,而法国的农业依旧是“共同体公有的”。[3]

总之,英国独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至少从13世纪就已经出现,到16世纪,传统意义上的、在欧洲其它地区普遍存在着的农业社会在英国早就消失了,正是这种独特的市场经济的农业社会成为孕育英国工业革命之必备的肥沃土壤。

2、 贸易扩张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海洋贸易、尤其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进行精确的描述。斯密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斯密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好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4]。

然而,斯密的理论用在西班牙身上却不大灵光,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等人在对比英国与西班牙各自的大西洋贸易时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有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5] 。然而,工业革命愣是没有首先在西班牙发生。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 (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西班牙正是对殖民地进行了残酷的剥夺,对印第安土著进行了野蛮的残杀,大量金银财宝被源源不断地抢回国内,这些财宝,本应成为资本主义“血腥的”的原始积累,可是却在西班牙引起了急遽的通货膨胀,使其物价上涨为北欧的两倍,工资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得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导致其产品过于昂贵,根本无法在国际上竞争,西班牙旋即衰落。

相反,英国在殖民地并不是随便征税的,除了在战争情况下,征税权掌握在殖民地议会中,且英国对外贸易权没有像西班牙那样被王室和极少数贵族垄断,从而使得对外贸易所取得的财富能够被社会各阶层分享,而不是像西班牙那样被王室和少数贵族用来展示奢华。不被随便征税、保护私有产权、自由贸易权恰恰又是英国人民“古老的自由”。这样看来,仅仅是财源滚滚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而必须追问财富的取得方式、谁取得了财富、取得财富后去干什么等问题,正如万贯家财对纨绔子弟来说,只是他用来挥霍浪费的嫖资、赌资或毒资,只有对勤劳持家、奋发有为的企业家它才能成为创业的资本一样。

自由贸易与劳动分工在哲学上的正当性何在?

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是绝对有限的肉体与可能无限的精神之矛盾结合体,是个体性与社会性之矛盾结合体。人的有限性使他永远处在生与死的恐惧之中,处在有限与无限纠结之烦恼之中,处在对时间流逝的焦虑之中,因而对时间的紧迫性和效率性之追求就是人性之使然。个体的独特性使得分工成为可能,人的主体间性使得贸易成为可能,两者的结合使得人对时间的效率性之追求得以实现。因贸易使双方受益,从而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提高了人的福利,延长了人的寿命,减缓了人对自身有限性的焦虑,增加了人的幸福感。因此,英国人民对自由贸易之追求,就是对整个人类自由之追求,从而深刻地符合着人性和人类的整体利益。

3、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有赖于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精神却是孕育于加尔文宗之禁欲伦理的救赎论中,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表述的核心思想。然而,法学大师伯尔曼却不赞成韦伯的观点。虽然他亦同意资本主义精神是孕育于加尔文宗的新教伦理中的,但他认为养育17、18世纪创业精神的不是加尔文宗的救赎信条,而是他关于基督徒共同体之本质的信条—–用技术性神学字眼来说,不是加尔文宗的救赎论,而是加尔文宗的教会论。加尔文宗和路德宗对信众聚会之统一体和团契的信念,有助于形成以神为中心的紧密结合的立约共同体[6]。

伯尔曼还举出17世纪资本主义的共同体主义的几个突出的例子:股份公司、英格兰银行和英国的信托法。最后,伯尔曼总结道:韦伯所谓的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并非如他所设想的那样是“世俗的禁欲主义”的结果,而是当时所谓的公共精神的结果,这种公共精神进而不是反映为命定论和神招的个人主义教义,而是契约和契约共同体的加尔文宗集体主义教义[7]。

然而,伯尔曼对韦伯的批评是不妥的。伯尔曼的局限性在于,他没有能够洞悉到这样一个关键点,即:股份公司、英格兰银行和英国信托制度不能仅仅被看成是共同主义的,而必须被看成既是共同体主义的,又是个人主义的,且首先是个人主义的,而后才是共同体主义的。因为股份公司和英格兰银行最终必须为股东利益负责,而信托法所从事的慈善事业,又恰好反映了加尔文的“世俗的禁欲主义”之伦理观念,没有禁欲伦理之决定性的影响,从赚取了大量利润的企业家群体中产生慈善事业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笔者认为,韦伯和伯尔曼各自说出了50% 的真理,它正是新教对人类自我意识和普遍的自我意识之深刻影响的一个鲜明的例证。新教首先使信徒个体实现了独立和自由,然后使信众群体实现了自由人的自愿联合,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构成了完整的资本主义精神。[page]

4、 科技革命

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纺织行业率先在工厂体系中使用大机器进行生产。

这里首先出现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竟然是从人要穿衣服这件事情上取得突破的。但是,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思想,人类其实是根本用不着穿衣的。因为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人必定会像大猩猩或其它动物一样进化出浓密而美丽的体毛来。保暖的需要绝不是人类要穿衣服的理由!地球上动物数百万种,难道只有人类需要保暖而穿衣服?事实上,人反而是因为穿上衣服后体毛才退化的。如果说是保暖的需要使得人类在寒冷的冬季穿上了衣服,那么在炎热的夏天为了避暑,人类岂不是应该把衣服脱得精光?而情况显然不是那样。况且,人类在很多时候是饥不果腹、经济拮据的,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发展庞大的纺织行业呢?这岂不是巨大的浪费?“人为什么要穿衣服”?这是包括制度经济学在内的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因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动物。而人更深刻的本质乃是超越理性之意志。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且关涉到权利的起源,笔者将在后续内容中予以阐明。

第二个问题,蒸汽机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但是,事情并不是像我们在小学课本中读到的文学性描述那样,仿佛蒸汽机只是瓦特坐在烧开的水壶旁边、看着蒸汽“突突突”地冲击着壶盖而灵机一动就发明出来了。如果没有科学革命的支撑,这一划时代的发明就是不能想象的,它是卡特吸收了17世纪前期几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他的院长和导师布莱克的指导下、经过众多杰出科学家的帮助而结出的硕果[8]。

科学革命为何只诞生在西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必须纠正那种认为基督教是科学之死敌的重大偏见。科学史表明,基督教在大多数时候是近现代科学的重要推手,只是在科学的理念威胁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时,教会才会作出激烈的反应。否则,我们不仅无法解释科学革命为何只出现在基督教作为绝对主流文化的西方文明中,而且会得出这样一个荒唐的结论:越是对科学家进行迫害打压,科学反而越是发展得迅猛,仿佛科学是科学家们在教会对其进行油烹火烧的白色恐怖中偷偷发展出来似的,因为科学并未出现在不对科学家进行迫害打压的其它文明之中。

第三个问题,科学革命是发生在整个西方世界的,为何蒸汽机却只出现在英国?工业革命前的科学思想,除了一些与市场无关的实验外,基本上只是产生在极少数科学家大脑中的事情,而系列的技术进步则不然。以蒸汽机为例,它除了需要科学思想的支撑外,更需要的是日积月累的不断改进,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市场刺激,则其出现就绝无可能。而在当时的欧洲,唯独英国才具有这样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环境,从而为蒸汽机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英国社会很早就是与欧洲其它国家(荷兰除外)极不相同的社会。在英国,王权是强有力的,但是,绝对王权在英格兰从来就站不住脚;英国贵族具有超凡卓绝的自由精神,可是,只要王权不侵犯其传统自由,他们对国王总是忠诚的;英国教士对上帝的信仰极为虔诚,却绝不服从罗马教廷的蛮横统治;英国农民很早就从土地和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自由民;英国无疑也是一个等级社会,可是与别国不同的是,英国贵族群体是开放的;更重要的是:英国贵族不仅不享有免税的特权,而且还主动承担治理社会的责任,以贵族为主导的乡村自治对欧洲其它大国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事物。英国与欧洲其它国家之不同,在于其传统的自由观念很早就开始参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一句话:自由才是产生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蒸汽机之关键!

5、 普通法传统

相比之下,对工业革命之成因的各种探索,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做得最好。诺斯纠正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将工业革命归因于自发的技术进步之错误思想,他正确地指出,英国经济在近代史上的成功,主要是因为自13世纪初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到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9] 。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制度经济学家,由于缺乏广泛且深入的哲学、宗教和法学视野,诺斯的局限性依旧是很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产权对制度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有权又是产权的核心,但是,诺斯并不懂得从封建土地制度中发展出来的关系式的所有权乃是比罗马法中的对物的绝对所有权更富弹性和更为先进的所有权。诺斯在探索法国和西班牙为什么在近代落后时说:这两个专制君主国家在被卷入的争夺政治的斗争中不能创建一套提供经济效益的所有权,它们的经济最终陷入了停顿[10]。稍后,诺斯又说:这一时期的君主制支持农民对土地的世袭占用,实际上为承租人提供了只需缴纳固定地租便可享用的合法所有权[11]。显然,诺斯在这里的叙述是自相矛盾和不知所云的。首先,对制度经济学家来说,经济效益难道不正是产生于良好的所有权吗?既然法国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怎么又说它是“不能提供经济效益的所有权”呢?其二,在工业革命以前,土地是最重要的经济要素,为何法国已经拥有了良好的土地制度,却还是落后了呢?可见,诺斯在这里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他不仅未能深刻理解法国罗马法式的所有权与英国普通法式的所有权之深层差异,而且未能全面理解普通法丰富的内涵。

其二,诺斯对制度的认识始终未能切中肯綮,有时甚至是非常肤浅的。起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里,诺斯对制度的进化充满了乐观主义,他认为竞争市场和经济当事人追求个人收益的努力会自动导致高效率的组织和产权形式代替低效率的组织和产权形式。可是,一个显然的历史事实是:在近代,除了荷兰和英国外,无效率的制度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都是长期存续的。诺斯无法解释这种普遍的现象,无可奈何之下,就只有转向意识形态理论、国家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力求摆脱其无法克服的困境,他甚至追踪到了宗教信仰和人的意向性。但是,这些思想在诺斯那里始终是杂乱无章和不得要领的,因为世界各民族信仰众多,那么,到底需要怎样的信仰、在怎样的情况下、依赖怎样的路径才能产生现代化呢?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诺斯无能为力的。

其三,诺斯冥思苦想、殚精竭虑地试图解决的就是“搭便车”这一难题,却终究是无功而返。然而,所有这些奥秘都隐匿在英国普通法的传统之中。不断进化中的普通法精神是全面超越于欧洲大陆复兴的罗马法的: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所有权或产权最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罗马法中对物的绝对所有权是必须得到别人承认的,否则所有权就不能成立,因而它只是一种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在普通法之权利体系中,这种关系却是直接的,具体体现在英国封建主义的土地保有制中[12]。从土地保有制中发展出的关系式的所有权是比罗马法中的对物的绝对所有权更加抽象的所有权,它超越于有形物之上,因而就更富弹性、更加合理。历史上,英国的土地制度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现实中,普通法在处理无形资产时就比大陆法系更加灵活、更加得心应手,这些都显示了普通法所有权哲学之优越性。

从宗教的视角来看,与罗马—教会法中的纠问制相比,普通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包含着更为独立、更为自由、更为正确的宗教信仰原则。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坚决捍卫着人格的尊严,拒绝了教会法中由教士充当中介而对个人灵魂进行的审判,这正是为什么由教会推动的、在欧洲大陆复兴的罗马法却在英国被拒绝的根本原因。是故,只有英国人才是真正继承了罗马法的核心精神,捍卫了古罗马人的尊严,因为Persona 才是罗马法的哲学基础[13]。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在宏观层面上,普通法一贯坚持的原则就是“王在法下”,而非复兴的罗马法之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错误观念,从而使英国成为欧洲大国中唯一避免了绝对君主制的国度;在中观层面上,英国的治安法官和乡村自治,都是在乡村贵族主导下的、极富自主精神的联合体;在微观层面上,普通法中的陪审团的设置,使得底层人民有了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

从程序法的视角来看,普通法中发展出来的 “陪审—对抗制”等一系列原则,较之于复兴的罗马法,更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并最终取而代之。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普通法中将权利与义务紧密结合的关系式的权利哲学,恰恰就是解决“搭便车”的最佳手段。此外,民众参与的陪审团、乡村贵族之无薪水的治安法官等,都是英国人参与社会治理之悠久的普通法传统,使英国得以建立廉价政府,从而又克服了“搭便车”的难题。

总之,英国普通法传统是远远优越于欧洲大陆其它所有大国的独特传统。历史表明,唯有从这种文明中才产生了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的工业革命!

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现代经济文明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工业革命前的经济体基本上就是一个静态系统,因它不可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而工业革命后的经济体则是一个永不停息、不断增长的动态系统。但是,按照经济学中的边际递减规律,任何有形资源的无限量增加必然导致边际增量趋近于零,从而使得永续的经济增长变得不可能。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到底何在?就在于知识及其创新!因为在所有的资源中,唯有知识的增长及其技术创新才是不受边际规律制约的。是故,永不停息的知识增长和技术创新方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而人类的知识,决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而是包括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人类的知识之花,也只有在自由的浇灌之下才能鲜艳地绽放。

结论:工业革命乃是人类自由在宗教、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方面经过漫长的发展而达到临界点时的一次光辉灿烂的裂变!这个发展方向极其幸运地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代表,一经爆发,她即以其不可阻挡的力量,急剧地改变着全人类。因其符合着人性发展之必然,故而必为全人类所接受,于是,工业革命这朵人类文明之鲜艳的花朵终于开遍全球!

注释:

[1]《应该读点经济史》格里高利-克拉克/著,李淑萍译,p.1,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

[2]《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秾译,p.215,商务印书馆,2008年7月。

[3]《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秾/译,p.242,商务印书馆,2008年7月。

[4] 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再西班牙发生?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05.html

[5] 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再西班牙发生?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205.html

[6]《法律与革命》下卷,伯尔曼/著,袁瑜珍 苗文龙/译 2008.4, p.26,法律出版社

[7]《法律与革命》下卷,伯尔曼/著,袁瑜珍 苗文龙/译 2008.4, p.28,法律出版社

[8]《国富国穷》戴维-兰德斯/著,p284,新华出版社,2001年7月

[9]《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C-诺斯/著,杭行 译,第14章,p.191,格致出版社,2012年11月

[10]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C-诺斯/著,厉以评 译,P172,华夏出版社,2009年6月

[11]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C-诺斯/著,厉以评 译,P177页,华夏出版社,2009年6月

[12]王永全:《西方文明的本质》,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xfwm/2013/0222/77528.html,第四章,第一节,“英国的奥秘”

[13]王永全:《西方文明的本质》,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xfwm/2013/0222/77528.html,第四章,第一节,“英国的奥秘”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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