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一篇《被枪决的1955年文科状元》,作者署名“一夫吹咵咵”,说的是沈元的故事,文章内容严重失实。这几年,有关沈元的谬传颇多,这篇文章集以讹传讹之大成。有些人,不在乎事实真相,但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网上的文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多的是,难以一一计较。但这篇文章歪曲地引用我的言论,把一些臆测想象、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说成“郭罗基的回忆”、“郭罗基称”,我就不得不说话了。

一开头就错误连连。

“每年高考放榜时,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除文革曾中断过招生,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有78岁,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

1,沈元没有当过“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起初,我看到有人说沈元是“上海文科状元”,后来又有人说他是“上海高考状元”,升了一级。这里说沈元是“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越说越邪乎。沈元的“连中三元”纯属子虚乌有。当年高考的考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是多少,同班同学也不知道沈元的考分是多少。有一件事可为佐证。我们班上有一位高干子弟。沈元认为她的学习成绩很差,怎么能进北大?一定是走后门进来的。1957年,趁大鸣大放之机,沈元纠集了一伙人,到人事处去闹,要求查档案,以确证她的考分是否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人事处不让查,理由就是考生的考分和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不公开的。沈元自己也不知道考分是多少,更不知道荣膺“全国文科状元”。

还有一篇文章说:“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北大学生沈元化妆成黑人叛投马里使馆被处死刑》)说沈元“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有什么根据?他本人对我说过,在中学时他的理科成绩比较好,文科成绩不是很好,报考历史系是出于使命感。

2,1955年以至从50年代到60年代,根本没有“文科状元”、“高考状元”这一说。《被枪决》一文中说“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是妄断,并不是“设立高考招生制度”后就有“状元”。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采取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允许考生查分。差不多人人都要查分,于是就公布考分。从公布的考分中很容易发现最高分。80年代才出笼“高考状元”的桂冠,但仅仅是民间议论,不是官方认定。其实,地区的“高考状元”还比较靠谱,而全国的“高考状元”往往是不靠谱的。因为地区公布的最高分是多少,获得最高分的是什么人,比较精确;而全国范围并没有一道程序来评比最高分,大多凭模糊印象。北大说:“我们录取了全国高考状元。”清华说:“全国的高考状元在我们这里。”后来,各省市可以分别命题,更无法评选全国的“高考状元”了。

80年代以后才时髦起来的“状元”帽怎么能戴到50年代的沈元头上?根据后来发生的事实,改写从前的历史,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一种错误。

3,《被枪决》一文中说:“……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多少“状元”成为“社会中坚”?有没有统计?有没有实例?事实上,所谓的“高考状元”,入学后大多表现平平。我倒可以为你举个实例。哈佛大学的庄小威,据说当年是“高考状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出类拔萃,现在她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而且是物理和化学的双料教授,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庄小威是特例,多少个“高考状元”都默默无闻了。原因是高考的高分主要是靠背功,并非思维能力超强。“高分低能”正是中国教育的问题。颂扬“高考状元”,就是把红肿之处说成“艳若桃花”。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强调全面的品质,注重创造性思维、社会活动能力和服务效果。即使SAT 考满分也没有人称之为“状元”,而且还不一定被录取。前年报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的考生,SAT满分的只录取了38%,哈佛大学的比例更低。

“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

4,沈元在北大读书时,学习成绩虽好,但没有听说过“被誉为天才学者”。毕竟是“学生”,无论如何不是“学者”,更不是“天才学者”。我的文章中写道:“沈元對《急就篇》文本的考訂超越了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人,一一指出他們的不足。”原因是沈元得益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王国维等人未必见过那么多的版本。《被枪决》一文的作者不知是没有看懂这句话的意思还是故意夸大,把“文本的考订”说成“研究的论文质量”。我说的文本的考订超越了王国维,意思是在王国维的考订基础上又继续前进了。“高过王国维”,“学术水品(平)被誉超过王国维”,指学术水平全面高于王国维。沈元远未达到这一点。

“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5,沈元的文章《论洪秀全》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被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完全不符合事实。只要略一思索,明显的事实即呈现在眼前。在沈元之前,1956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是占两版篇幅的长文。1957年批判右派的文章,许多是整版刊登的,连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检讨也是如此。在发表沈元文章的同一时期,中苏论战的文章,大部分是整版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长达三万字,占了三个版面。文化大革命中的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就更不用说了。作者好像不是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事情陌生得很,又不做功课,信口开河。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6,郭罗基虽然在北京大学生活了27年,但从来不是“北京大学教授”。和鲁迅一样,他是北京大学讲师。后来在南京大学,他也不是教授。因为郭罗基是“自由化人物”,而且是“自由化冒尖人物”,在中国当不了教授。只有到了自由化的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才当上教授,还是纽约科学院院士。转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当资深研究员,也相当于教授。中国的北京大学讲师跑到美国可以当教授、院士、资深研究员,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教育比起美国来,用江泽民的话来说,“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郭罗基的《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根本没有提到“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他的文章回忆了沈元,但不是“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的沈元”。郭罗基是反对有些人以“上海文科状元”、“上海高考状元”、“全国文科状元”诸如此类的不实之词来吹嘘沈元的。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7,郭罗基回忆的原文是:“1955年,年方17,沈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被枪决》照抄了《哀沈元》的一段文字,抄到这里却离开原文,写成:“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韩三洲的《“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也这样说:“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两者词句相同,不知是谁抄谁的。当年高考的录取程序是先由北大、清华来挑,然后再由其他大学录取。所以不是成绩优异者不可能考上北大。但成绩如何优异却不知道。沈元本人和同班同学都不知道他的考分是多少,你们说他是“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那么总分究竟是多少?请你们说出来!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8,为沈元申诉冤屈应当,但不要夸大其词,更不要贬低别人。

说全国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云云,不是事实。不要说全国,就说北大,起码有几十个人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北大有一个文史阅览室,其中陈列几十种外语报纸。北大有三个外语系——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加起来一千多人,他们能自由地阅读外文报纸。即使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好几十。也不能说沈元“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数学系青年教师任大熊,把他翻译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文稿连续几天贴在阅报栏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沈元的影响仅仅是历史系的一个班。又说“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就大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么不知道?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笔者推断”。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

9,沈元没有在辩论台上与林希翎、谭天荣辩论过,一次也没有,更谈不上“多次辩论”。沈元,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是时代的错误,但也不要把他说得十全十美。“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完全是瞎说,没有一个老同学这样认为。沈元平时高傲自大,目中无人。他在班上是比较脱离群众的,他们423号房间形成一个小圈子,除了沈元自己,他的群众只有三个人,后来也都“反戈一击”了。他被点名为“右派分子”后,与中学老同学宋诒瑞有一次谈心。宋在《他“出事了!”》这篇文章中记载:“反右开始后,他也已经感到有些不妙,上半年总算没事,想不到还是逃不过。他还说,党支部书记郭罗基很同情他,可能是不同意把他划为右派的,但是他一个人说了没用。‘我平时得罪的人太多’。”他意识到“平时得罪的人太多”,想要挽回已经来不及了。当年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想保护沈元过关,为党留住人才。如果只是班上被沈元得罪的人起哄,我还能抵挡得住,上面的决定我就抵挡不住了。结果,非但沈元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也落得一个“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按当时流行的逻辑,“包庇右派分子的人也是右派分子”。对我还算客气,没有打成“也是右派分子”。

“据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称:文革中,沈元实在忍受不住批斗和躲藏,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于1968年4月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当时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

10,沈元进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以后的经历,都是黎澍告诉我的,文革中的遭遇讲得尤为详尽。文革初期,批斗黎澍,沈元陪斗;沈元被捕后进行批斗,黎澍陪斗。因此他不仅是见证人,也是当事人、同案人。他的叙述就是确凿的证词。1986年12月16日,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作了详细记录。黎澍说:“现在我们写出来也无处发表,等到将来有处发表的时候再写,可能我已经不在了。这样吧,你把我说的记下来,拜托你代笔了。”不幸而言中,两年后的12月9日,黎澍离开了人间。我要对亡友负责,传达他所提供的事实真相,驳斥谎言,阻止流传。

黎澍告诉我,沈元化妆成黑人,用的是油彩,不是鞋油。我问过他:“有没有人帮沈元化妆?”他回答:“没有。他在文化用品商店买了油彩,自己化妆的。”沈元的姐姐是演员,他不会不知道化妆是用油彩,不是用鞋油。

我特地作一番实验,用鞋油涂在手臂上,结果怎么样?结果是花的,说明鞋油不能成为化妆材料。黑人的“黑”,即使是黑非洲人,也没有黑到鞋油的程度,把鞋油在脸上涂匀了,也不像黑人,而是怪物。70年代末,歌手朱明瑛演唱非洲歌曲,化妆成黑人,全身涂满油彩,而不是鞋油。

说沈元用鞋油涂黑了脸,化妆成黑人,是追求戏剧化情节,完全不顾事实。

11,我的文章明明说:“1968年夏天﹐沈元化装成黑人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过了几天又去﹐被逮捕。”《被枪决》的作者却说沈元“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还说这是“郭罗基称”。歪曲篡改,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

沈元闯的不是马里驻华大使馆,而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他去了两次。第一次,不是“1968年4月”,而是1968年8月。这一次进去了,交谈的内容不得而知。第二次,9月1日又去时被逮捕。

1970年2月11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开列了55名罪犯,交群众讨论。沈元名列其中的第19,在叙述他的罪行时,无意中透露了一点真相。《通知》上说,沈元“……企图叛国投敌,于1968年9月1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的是“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完成式。闯入后干了什么?“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闯入了”是不能抓人的,因为大使馆是外国的领地。9月1日被抓,这一次应该是没有“闯入”。按照官方的发布的情节,沈元到外国驻华使馆去了两次:一次,进去了,所以才会有“恶毒攻击”、“污蔑攻击”等情;一次,没进去,所以才会被抓。

刘志琴,先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处的工作人员,后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说:“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逃往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她是听学部人事处处长讲的,我是听同案人黎澍讲的,这都是权威的消息来源。盛传沈元闯的是马里或某非洲国家大使馆,没有消息来源。大概以为沈元化妆成黑人,闯的一定是黑人的大使馆。这是低智商的推测。他为什么化妆成黑人?刘志琴说了,他“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那些低智商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大使馆的门卫都是中国人。沈元第一次果然混过了苏联大使馆的门卫。苏联人为什么不收留他?刘志琴的解释:“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刘志琴的言论见《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我最初看到沈元闯非洲驻华使馆的说法,来自刘再复:“沈元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某国驻华使馆要求政治避难,但没有成功,已被逮捕。”(《面对受屈辱的亡灵》,《明报月刊》2002年6月号)刘再复不是消息源,他是听到的“突然传来”的消息。不知始作俑者是谁?但刘再复没有动脑子,传播了失实的流言。我是一年以后看到他的文章的,随即给《明报月刊》写了一信,纠正他的两点错误。其中一点,就是:“沈元化妆成黑人,意欲闯进苏联驻华大使馆,不是‘一个非洲国家的驻华使馆’。如果是非洲国家的驻华使馆倒好了,不至于犯‘叛国投敌’罪,因为非洲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而沈元也不会愚蠢到向一个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明报月刊》2003年4月号)我的驳斥主要是两点:第一,沈元不会向一个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这是智商低于沈元的人编造出来的故事。第二,中国当局不可能判“叛国投敌”罪,如果将马里或“某个非洲国家”判为“敌”,将引起外交纠纷。

中国当局将沈元闯苏联驻华大使馆判为“叛国投敌”也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苏联和中国没有宣战,不成其为敌国。中国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顶多为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即使投奔蘇聯是“叛國投敵”,未成事實,只能说是“叛國投敵”未遂,沒有死罪。其实,判沈元“叛国投敌”并不理直气壮,只说“外国驻华使馆”,故隐“苏联”其名,以免引起苏联的反应。

网上“文革博物馆”的主持人王友琴,在她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记载:“沈元,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迫害。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时三十多岁。”王友琴也采信了谬传,问题就严重了,将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列入“文革博物馆”,将助长谬种流传。

黎澍总结教训,认为沈元死于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沈元本人的无知和大家的无知。沈元两手空空,投奔苏联大使馆,以为可以改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即属无知。而编造故事,说沈元投奔的是马里或某个非洲国家大使馆,以为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可以帮助沈元改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比沈元更为无知。

12,沈元被捕的地点是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口,而不是马里驻华大使馆“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的。沈元大概以为已经进去过一次,没有问题,直往里闯。不料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

《被枪决》的作者将我的《哀沈元》列为“参考文献”。以上12条,都歪曲了我在《哀沈元》中的叙述。胡说任你胡说,请不要挂在郭罗基的名下。

2016年7月16日
于美国奥马哈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