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杨天石为共识网会员解读孙中山。
一直以来，杨先生研究蒋介石的名气大于研究孙中山，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杨先生研究近代历史，起步就是孙中山。
看起来，大家对孙中山的兴趣远没有对蒋介石大，所以，昨天的讲座没有出现爆棚的现象。但是，杨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带有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主张逐渐在听众眼前展现。
说实话，近些年来，我对孙中山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都谈不上太成功。而且，由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地位过于高大，我还非常热衷于探究他的缺点和问题。
杨先生的讲座，非常详细地阐述了孙中山的很多主张，有些并不是我们以往认识到的，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我在当天的微信中发了这样一段感慨：
“下午，杨天石先生为共识网会员讲孙中山。我有一点感想，现在很多人容易走死胡同，说起教科书认定的伟人来，容易想起他的劣迹，就是被遮蔽的某些故事，而忽略研究他思想的前瞻与深刻。我也有这个毛病。其实，两面都要注意研究。”
中国社科院的原副院长刘吉先生看了我的微信，跟着做了这样的评论：
“如何正确评判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因为历史和人物本身都是十分繁多复杂的。任何观点都能找到若干历史事实来证明。因此，列宁说：只有掌握全部历史事实，透彻分析其矛盾，找出历史规律，你才能引用真正真实的事实，得出正确的观点。邓小平说：历史宜粗不宜细。我体会远处粗看一棵树，枝干清晰了然，可以明确区分此树和那树;如果一头钻到树枝里，那满眼枝枝叶叶，反而分不清枝干走向而不知树了!”
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其实，每一个历史研究者或是爱好者，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历史知识，只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问题上有所深入。听专家讲座，了解历史知识固然重要，最关键的还是懂的治史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所谓“鱼”和“渔”的关系。
从杨天石先生这里，我们更要得到的不是那条鱼，而是如何渔。
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杨天石差不多用了30年。
杨先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对拖拉机手进行短期培训的农机学校，两年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文革”期间，主要是研究中国哲学和佛学。
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这一历史人物而广为人知。
让历史研究能够吸引众多的非历史研究者，让蒋介石能够走出“魔坛”，杨先生功不可没。
历史研究的成果在这篇短文里是不能叙述的，我想，杨先生的治学理念，现在尤其值得学习。
杨天石多次讲过他的理念，就是“史实比原则重要”。
他说：“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在研究历史的道路上，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李新对杨先生的影响最大。杨先生最初学的是文学，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个中学教师，但是李新先生毫无犹疑地接受他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后来，又让他主编第二编第五卷。历史语言和文学语言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李新先生主张以朴素的语言写作，批评杨天石的文风如“老太太头上插花”。
这句批评，杨先生记了一辈子。
而李新先生的主张，写历史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写些套话、废话，但是不能写一句假话，也让杨先生记了一辈子。
杨先生研究历史，很重要的部分是评价历史人物。根据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有了自己臧否人物的标准是：
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时候，对很多历史人物就自然产生了许多不同于旧说的新看法。
例如孙中山，杨先生认为他痛恨资本家，主张“节制资本”，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比较合适。
又如蒋介石，研究他在抗战中的种种表现，杨先生认为他在这一个重要时期，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对内联共，对外与美、苏、英等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对抗战的胜利立有大功。旧时一味批评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是错误的。
所以，学者如果从史实出发，而不从错误的“原则”出发，就会发现，需要更正、修订的旧说很多。
因此，杨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对历史著作，可以有多种要求，例如客观、真实、科学、公正，等等，但是，其基本要求、最低要求是真实。
假、偏、谬，违背历史学的真实原则，危害很大。它贻误读者，欺骗当代，欺骗人民，欺骗千秋万世，历来受到人们的批评、抵制和反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有“直书”和“曲笔”之争，高度肯定“据事直书”，称之为“良史”、“直笔”，而对有意回护、曲解，则称之为“曲笔”，其史书则被称之为“伪史”、“秽史”。
历史学是科学，不是工具，要讲究准确、严谨、全面，宣传则讲究时效，要求重点突出，有针对性。和历史有关的宣传一定要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否则，这种宣传不起作用，甚至是反作用。
写真实的历史有相当的难度。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把追求历史真实作为最高要求。
归结一句话，研究历史的最基本要求，是不说假话。
或许也有人会说，杨天石的研究也不见得都是真实的，比如，他过于美化了蒋介石。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也许在有些问题上，因为史料原因或者其他原因结论还可以修正，但是，出发点必须是真实。从真实的起点出发也许走不到真实，但是，从虚假的出发点出发，永远走不到真实。
杨先生1936年生，今年整整80高龄。他也有资格说自己是“八零后”了。杨先生是江南人，可从身材看，他高高大大，像北方人，但是，他的儒雅，他的吴侬软语，确实地地道道的江南人。
杨先生是谦和的。前不久我和杨先生一起出席深圳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活动，我们站在一起，杨先生非常谦和地让我这个后生晚辈先走，毫无学术大家的盛气。
但是，如果认为杨先生只有温良恭俭让的一面就错了，在需要展现风骨的时候，杨先生毫不退让。
记得有一段时间，刮起了一阵反对宪政的风，杨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批驳文章，而这个并不是他的专业。有一次会上我碰到他，问他，您为什么要站出来写这样的文章?在我的印象里，您是一个埋头做学问的人啊!
杨先生很明确的告诉我，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是很荒谬的，所以，一定要站出来说话。
敢于站出来，这还是要有勇气的。
来源：微信公众号“周说”2016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