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杨天石为共识网会员解读孙中山。

一直以来,杨先生研究蒋介石的名气大于研究孙中山,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杨先生研究近代历史,起步就是孙中山。

看起来,大家对孙中山的兴趣远没有对蒋介石大,所以,昨天的讲座没有出现爆棚的现象。但是,杨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带有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主张逐渐在听众眼前展现。

说实话,近些年来,我对孙中山也没有太大的兴趣,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都谈不上太成功。而且,由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地位过于高大,我还非常热衷于探究他的缺点和问题。

杨先生的讲座,非常详细地阐述了孙中山的很多主张,有些并不是我们以往认识到的,给了我很大启发。于是,我在当天的微信中发了这样一段感慨:

“下午,杨天石先生为共识网会员讲孙中山。我有一点感想,现在很多人容易走死胡同,说起教科书认定的伟人来,容易想起他的劣迹,就是被遮蔽的某些故事,而忽略研究他思想的前瞻与深刻。我也有这个毛病。其实,两面都要注意研究。”

中国社科院的原副院长刘吉先生看了我的微信,跟着做了这样的评论:

“如何正确评判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因为历史和人物本身都是十分繁多复杂的。任何观点都能找到若干历史事实来证明。因此,列宁说:只有掌握全部历史事实,透彻分析其矛盾,找出历史规律,你才能引用真正真实的事实,得出正确的观点。邓小平说:历史宜粗不宜细。我体会远处粗看一棵树,枝干清晰了然,可以明确区分此树和那树;如果一头钻到树枝里,那满眼枝枝叶叶,反而分不清枝干走向而不知树了!”

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其实,每一个历史研究者或是爱好者,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历史知识,只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问题上有所深入。听专家讲座,了解历史知识固然重要,最关键的还是懂的治史的原则和方法,这就是所谓“鱼”和“渔”的关系。

从杨天石先生这里,我们更要得到的不是那条鱼,而是如何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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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杨天石差不多用了30年。

杨先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对拖拉机手进行短期培训的农机学校,两年后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文革”期间,主要是研究中国哲学和佛学。

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这一历史人物而广为人知。

让历史研究能够吸引众多的非历史研究者,让蒋介石能够走出“魔坛”,杨先生功不可没。

历史研究的成果在这篇短文里是不能叙述的,我想,杨先生的治学理念,现在尤其值得学习。

杨天石多次讲过他的理念,就是“史实比原则重要”。

他说:“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在研究历史的道路上,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李新对杨先生的影响最大。杨先生最初学的是文学,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个中学教师,但是李新先生毫无犹疑地接受他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后来,又让他主编第二编第五卷。历史语言和文学语言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李新先生主张以朴素的语言写作,批评杨天石的文风如“老太太头上插花”。

这句批评,杨先生记了一辈子。

而李新先生的主张,写历史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写些套话、废话,但是不能写一句假话,也让杨先生记了一辈子。

杨先生研究历史,很重要的部分是评价历史人物。根据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有了自己臧否人物的标准是:

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时候,对很多历史人物就自然产生了许多不同于旧说的新看法。

例如孙中山,杨先生认为他痛恨资本家,主张“节制资本”,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比较合适。

又如蒋介石,研究他在抗战中的种种表现,杨先生认为他在这一个重要时期,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对内联共,对外与美、苏、英等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对抗战的胜利立有大功。旧时一味批评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是错误的。

所以,学者如果从史实出发,而不从错误的“原则”出发,就会发现,需要更正、修订的旧说很多。

因此,杨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对历史著作,可以有多种要求,例如客观、真实、科学、公正,等等,但是,其基本要求、最低要求是真实。

假、偏、谬,违背历史学的真实原则,危害很大。它贻误读者,欺骗当代,欺骗人民,欺骗千秋万世,历来受到人们的批评、抵制和反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有“直书”和“曲笔”之争,高度肯定“据事直书”,称之为“良史”、“直笔”,而对有意回护、曲解,则称之为“曲笔”,其史书则被称之为“伪史”、“秽史”。

历史学是科学,不是工具,要讲究准确、严谨、全面,宣传则讲究时效,要求重点突出,有针对性。和历史有关的宣传一定要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否则,这种宣传不起作用,甚至是反作用。

写真实的历史有相当的难度。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把追求历史真实作为最高要求。

归结一句话,研究历史的最基本要求,是不说假话。

或许也有人会说,杨天石的研究也不见得都是真实的,比如,他过于美化了蒋介石。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也许在有些问题上,因为史料原因或者其他原因结论还可以修正,但是,出发点必须是真实。从真实的起点出发也许走不到真实,但是,从虚假的出发点出发,永远走不到真实。

杨先生1936年生,今年整整80高龄。他也有资格说自己是“八零后”了。杨先生是江南人,可从身材看,他高高大大,像北方人,但是,他的儒雅,他的吴侬软语,确实地地道道的江南人。

杨先生是谦和的。前不久我和杨先生一起出席深圳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活动,我们站在一起,杨先生非常谦和地让我这个后生晚辈先走,毫无学术大家的盛气。

但是,如果认为杨先生只有温良恭俭让的一面就错了,在需要展现风骨的时候,杨先生毫不退让。

记得有一段时间,刮起了一阵反对宪政的风,杨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批驳文章,而这个并不是他的专业。有一次会上我碰到他,问他,您为什么要站出来写这样的文章?在我的印象里,您是一个埋头做学问的人啊!

杨先生很明确的告诉我,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是很荒谬的,所以,一定要站出来说话。

敢于站出来,这还是要有勇气的。

来源:微信公众号“周说”201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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