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恐怕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思想和制度都不能僵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容易被淘汰的,过于极端的东西恐怕是很危险的。
  
何兆武,历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研究著作有《中国思想发展史》等,译著代表作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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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何兆武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随笔,一经推出即受到多方瞩目,除了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外,也让人们反思当下教育的种种困境。

教师不要做传声筒

刘超:先生在《上学记》以及其他一些回忆性文字中谈过自己早年在北平的生活和求学经历,这使我们增加了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但因今人与那个时代相隔久远,有些情况还不可能一下子很熟悉,您能否更具体地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

何兆武:我在老北京出生,也在老北京长大。从小读培根幼儿园(在府右街北口),五岁入读北京第四小学。老北京的冬天非常冷,经常下雪,持久不化。我们一到户外,风吹在脸上,感觉就像刀割一样,耳朵不断地流血,凝成血块。手和脚也都裂开了,用北京话叫皴裂。那时实在是太冷了,冷得锥心刺骨,现在的人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感觉。天冷,就要生炉子,但也并不保暖,生炉子有个不便之处,就是每隔两个钟头就要起来翻一次,添一点煤炭。我们在学校也是靠生炉子取暖,整个教室几十个人,就生一个炉子,但还是不大管用。

“一二・九”运动的那个冬天,我正在读初中。雪一直下到接近膝盖,也没人扫雪,大家就这样踏着雪,每天步行上学、散学。我姐姐在北大上学,我时常去看她。那时大学里的女生很少,但都很本分,积极上进,没听说有《青春之歌》里写的那类反复和人同居的事。我感觉那时在国难中的青少年们普遍有一股朝气。贪图安逸、享乐的人当然也有,但毕竟很少,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吧。

刘超:那时候世道比较乱,但思想环境上还是比较宽松。

何兆武: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学校环境比较宽松,学习也很自由。我读小学时还是北洋时期,北洋军阀当然非常腐败,但当政者的控制还不至于无孔不入。那些人只顾动粗,一掌权就捞钱、抢地盘,顾不上对思想文化进行过多的控制。这种环境的根本性转变,是后来国民党当政之后,所谓“以俄为师、以党治国”,一切都“定于一”,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这样一来,形势当然就不一样了。那时中学念完了也要考大学,不能说毫无升学压力,但压力总不是很大。学校也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仅大学没有统一教材,中小学也没有统一教材,更不要求所谓“标准答案”。后来等我自己做老师了,我也不搞“标准答案”这一套——在思想文化上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答案呢?

那时也不特别强调要说标准的国语,我记得沈从文先生的国语就不标准,带有一些口音,但能听得懂。学校里大家的口音五花八门。我后来在历史所工作,与张政烺先生接触较多,到他晚年80多岁时,我对他说,您老人家在北京好几十年,差不多生活了一辈子,怎么山东口音还是这样重?张先生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没必要学普通话,现在这样就挺好的。但张先生和许多老先生一样,学问是很好的。教师讲课要让学生能听得懂,但也不至于像要求播音员那样,关键还是要有水平、有思想,而不是做传声筒。

刘超:当时您和许多同学一样,确实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学业压力,不过您还是在自由自在的求学状态下考上了很好的中学,而且在班里的成绩还是很突出的。

何兆武:我的高中是在师大附中念的,当时的师大附中是北平最好的中学之一,也是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那时北京四中也是老牌名校,但我们班上有四个人是从四中转学到师大附中的,没听说有人会从师大附中转学到四中。师大附中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出了许多人物,各样的人才都有,有科技、文化方面的,当然也有搞政治和军事的。那时师大附中不大,读书的人并不很多,我们一个年级也才两个班,一个班就三十来个人。学校也有富家子弟和官宦子弟,但大家很少比吃穿、炫富,大家懂事比较早,知道还是要自食其力,也知道人不能只顾自己,还应该为社会为国家作一点贡献。那时候只要是成绩好的学生,都是受到尊重的,那是真正的尊重和敬佩,而不是出于客套。

1933年长城抗战后,日本兵开始进入北平城,他们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出现在城里,非常张狂。除了日本人,也常有所谓的“高丽棒子”,就是从朝鲜跟过来的流氓无赖。这类人跟着日本人狐假虎威,吃饭不给钱,坐车也不给钱,多吃多占。他们虽到了中国,但几乎都不懂汉语,不可能和中国人交流。他们态度蛮横,非常嚣张,虽然知道自己是亡国奴,但总自觉比中国人要高一等——似乎他们才是“正宗”的亡国奴,而当时的中国人想做“亡国奴”还没资格,只能算是“候补”的亡国奴。这种现象当时在世界上也是一绝吧!我记得1950年代征集志愿军抗美援朝时,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说以前“高丽棒子”在中国耍坏使狠,欺负我们,现在他们被人打了,那是活该,怎么还要我们去支援他们?组织上做了很多工作,才把大家的思想做通。

抗战前北平的主城区很小,房子不多,没什么高楼大厦。北平城虽然经济水平不高,但还是比较宜居的。黄河的水也大,想不到黄河会像今天这样断流。人类改造大自然,但大自然也在报复人类。之所以叫大自然,就是其本身是“自然”的,水是向东流的,你硬要改道,让它向西流,这就会有问题。再如,我们上世纪50年代批马寅初的人口论,恐怕就是有的领导者缺乏现代的世界眼光,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时代,迷信“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到今天我们的人口过多了,各种资源就显得严重匮乏,人和自然还是要协调发展的,不是要一方征服另一方。

刘超:是的,我也觉得“和谐社会”不仅要追求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再说说那时候吧。您是在抗战期间上大学的,但在抗战前已上中学了,对那时的大学自然已有一定的了解,您对那时候的大学有什么印象呢?

何兆武:抗战前,学生们最热衷于报考的是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和交大。交大的工科名声在外,就业很好,学生毕业有事情做不必发愁;但说到办学水平,北大、清华都有很高的声誉。有人在报考北大和清华之间,还要费一点心思。不过轮到我报考大学时,北大和清华已“联”成了一家,成了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我就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念书。

那时候物质条件虽差,但教育办得很不错,人才一拨一拨地冒出来。西南联大提倡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自然就不大受国民党待见,因此联大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学生的生活当然也很苦。我们念大学时吃不饱却也饿不死,总还算能勉强生活下去,当然要养家糊口是不可能的。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抚养的话,一个学生肯定没这个能力,就只能辍学去讨生活,所以那时的同学经常有辍学的。那时学校发给我们贷学金,说是借贷,但事实上不用我们还,相当于助学金,也就是白给的了。贷学金帮助我们很多人完成了学业。

那时和我们住同一宿舍有位叫汪曾祺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一副旧社会文人的派头,经常趿着一双拖鞋,看起来甚至有点颓废,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他日后会做出什么特别的成绩。改革开放后,汪曾祺这个名字在文学界很响亮,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当年的室友。

刘超:那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

何兆武:我小时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荒马乱,经济也很不景气。后来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形势开始改观,各方面的建设都有所进步,整个社会也较前稳定了一些。特别是中原大战后,连续十几年的军阀纷争混战基本退位了,全国的情况开始改观,社会渐渐往好的方面转变。到了抗日战争前夕,整个社会面貌从物质建设到精神状态都比以前有所好转,一般老百姓的日子也有所改善,当时北平城内的公交车很少,但已经开始出现有轨电车和公交车了。

可就在此时,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国家又遭一次劫。之后老百姓只能顾着活命,哪还能顾得上吃饱饭,一般老百姓开始真正能吃饱,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应该说,那时的南京政府还是做了一点事的,其中一个贡献是币制改革。一开始社会上还是沿用以前的大洋,那是货真价实的银币和铜钱;后来改用法币即纸币,这就大大地方便了市场和财政管理,政府需要多少钱就发多少币。也正是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支撑以后的抗战。因为抗战时期已经通货膨胀,如果都用现洋的话,政府在经济上肯定吃不消,肯定早就垮台了,但滥发纸币终于拖垮了国民党政权。[page]

抗战结束,蒋介石政权其实就已结束了

刘超:您在不少文字中曾谈到过联大时期的求学经历。我们知道,您之后又曾去台湾探亲并教书,当时的台湾情况很特别,您可否结合亲身经历谈一谈?

何兆武:从联大复员后,我就随团北上到了上海,因母亲病重没有继续回北平,而是去了台湾看母亲。那时的台湾和日据时期以前的台湾已大不一样,也和我原先预料的大不一样。在那之前,日本已占据台湾50年,日本人的“皇民教育”相当成功,而且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几十万大军一下子涌到台湾,这些大兵把大陆时期的一套作风也带到了台湾。台湾不仅生活水平下降了,治安也更差了,所以台湾的原住民对此很反感,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奴化教育后,很多台湾人被日本高度同化了。我在台湾教了短期的书,发现和当地人很难交流。台湾原先使用的是汉语,日本人过来后强迫推行日语,压制汉语,日语逐渐成为通行语言。语言文字本是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几十年下来,大部分人说的已不是中国话,而是日本话了。除了年纪较大的人说汉语好一些,一般的年轻人对汉语极为陌生。母语都被遗弃了,民族认同怎么建立、民族感情怎么维系?这很成问题。要让一个张口就是日语的人来爱中国,实在是太难了。

在日本人的严厉控制和努力经营下,台湾虽然不自由,但社会治安很好,环境整洁,经济水平也有一定提高,比当时大陆一般的地区更好,可能比上海还好些。所以当时很多台湾人对日本有一定的认同,倒是和祖国大陆逐渐疏远了。台湾人对我们大陆过去的人,常常显得盛气凌人,动不动就说“你们中国”什么的。记得有次在一家小店买东西时,我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点?在大陆,议价是我们买东西时的习惯,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没想老板娘立即变了脸,黑脸回了一句:“你以为这是你们中国吗?!”这句话我至今忘不了。

当时台湾也有日本建的台北帝大(后来改组成了台湾大学),是老牌的帝国大学,按说教学质量不差,但它主要是农科、医科很好,文科不行,因为没有学术自由;它和我们当时的北大、清华还是比不了。

当时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影响很大。大陆士兵到台湾后,自认为是我们解放了你们,以功臣自居,军纪不正,导致当地民众的抵触心理。对这一事件,国民党的处理方式不得当,如果处理得更好一些,也许负面影响会小得多。不过以当时台湾的环境和国际环境看,也很难不发生类似的事情。后来搞“台独”的李登辉当时应该就在台湾,据说他是参加了日本“皇军”来过大陆和中国军队交战的,如果把他算作中国人,他这种打中国同胞的行为,可以归为叛国罪了。

刘超:从台湾回来后,您又见证了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何兆武:是的。从台湾归来,我回到了故乡岳阳,在我姐夫当校长的中学任教。在通货膨胀最厉害时,那里的物价还算是便宜的,普通的一碗面才一毛钱,而且味道不错,我拿了工资马上就去换成代用券。后来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每月发工资能领到一大包纸币,点数都要数几天,可这一大包钱还是不经花。国民党疯狂地印钞票,可是不管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前,国民党的经济就已经崩溃了。

到处物价飞涨,人心惶惶,连民间都能用自己的“货币”来取代法币。发行货币本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可这时国民党政府已完全丧失了信用,老百姓已经不信任政府了,就开始自搞一套,局面越发地不可收拾。在湖南,我经常看到当兵的四处拉夫抓壮丁,用绳子把抓来的“壮丁”绑着到前线去。有些年纪大一点,有些身体不好或多少有点残疾的,也都被捆着拉去。这些人哪里会愿意打仗?一到战场就逃跑了,甚至调转枪头打“国军”。那时的权贵集团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生灵涂炭,整个社会濒临崩溃,完全是乱世甚至末世的景象。人心乱了,社会秩序乱了,整个国家机器也就垮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战一结束,蒋介石政权就已经结束了,它在此后几年大决战中的一溃千里乃自然的结果。就像一战时期的德国一样,德国军队尚在国境之外,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没有失败,但国内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只好投降。不过德国基础较强,中国的底子薄,结局就不一样。后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虽然带了一批文化名流过去,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留在了大陆。大多数人虽然对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并不了解,但大家都看得明白:这个旧的政权已经没有希望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任何变革都意味着希望——因为当时整个政权、整个体制已烂透了,无论局势如何变,也不可能变得更坏。

我们这一代是被“报废”了的一代

刘超:“文革”前的中国科学院名流济济、精英荟萃,其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也云集了许多人才。只是令人有点惋惜的是,当时的政治运动太多了,耽误了大家不少做研究出成果的青春年华。您是否可以再谈谈那段时期的见闻和感受?

何兆武:我在历史所待了整整三十年,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这一年龄段应该是最重要,也最能出成果的时间。不过那时我们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情很有限。特别是“文革”前的十几年,政治运动太频繁,下乡劳动太多,真正搞业务的时间实在太少。当时中科院是学术界的火车头,哲学社会科学部人才济济,历史所也有很多人才,有不少老辈的,也有年轻辈的。其中,王戎笙同志是郭沫若的秘书,他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因此和所领导相处得不是很好。当时陈寅恪、陈垣也是副所长,侯外庐老师也做过副所长,但他们基本上不管事;实际管事的主要还是尹达。

1964年历史所被分配到山东海阳县参加“四清”,有一年批“苏修”,为表示我们对某国的抗议,上头要求组织人民群众游行。因为有指标下派到学部,学部又给历史所下派了指标,要求游行要达到多少多少人次。可历史所人手不够,不能一次性达到指标;后来就想出个办法,先游行了一次,回头又组织游行,两三趟下来,人次就差不多够了。当时正值隆冬,外面还下着雪。有次我们在建国门附近拆城墙,休息时我测了一下室外温度,竟然是零下28度!这是我记忆中北京最冷的一天。

那个时代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搞运动上面,真正做研究的时间不到1/10。当时有人问:我们的专业是什么?领导回答:“革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专业。”我水平有限,对此不太能理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行当,每个人都应首先做好自己的本分。比如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把病人治好,这既是尽了他的本分,也是在为革命服务。人人各安其位,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在为革命服务了。所谓“革命”不一定非得打打杀杀,不一定非要越过本位去做和军事、政治直接相关的事,三天两头跟风应景。如果每个人、每个机构都不安心做好本职工作,社会也会乱套的。真正从事政治职业(事业)的人不应该太多,太过政治化的社会,不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社会。

我在“文革”时,大体上就是逍遥派。当时所里在打派战,有夺权派,有保皇派;有一些人就比较活跃,所里也形成了几大“金刚”。但这些运动我都没参加,我只是做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放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读书译书。

刘超:您回顾那个时代及您自己那一段历程时的总体感受如何呢?

何兆武:不好说。我总的感觉是,我们这一代是被“报废”了的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基本上被报废了。我们最好的年华,都被各种运动废掉了,在运动中消磨掉了。虽然也有人做出了成绩,但总的说,我们做的工作很不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出世界一流的成绩很难。可以说,我们的确对不起那个时代;但又不能不承认,那个时代也对不起我们。学术要真正繁荣、文化要继续发展,只能靠年轻一代以及更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也希望这个时代不要辜负大家。

刘超:那一时期,除了政治运动较多之外,物质上的紧缺也是比较突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匮乏的年代”。

何兆武:的确如此。三年困难时期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们一家的口粮也很有限。当时整个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普遍紧张,记得我们附近住的一户人家,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主人变胖了许多,我当时想在这个哄不饱肚子的时候,大家都一个劲地瘦下去,他怎么可能发胖?之后才明白这是虚胖,是饿得浮肿,像充满了气的气球一样,再胀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幸好最后没有闹出人命来。但之后这位邻居又连续浮肿了两次,这对人的身体摧残太大了。我们家里每天连半饱都达不到,幸好我的身体没出什么大问题,不过也留下了病根。因为这一阵的饥饿,以后就经常头晕,看书每看个把小时就两眼昏花,看不清东西,只能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才能恢复过来,至今如此。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的“纪念”吧。

那时北京的经济状况虽然很困难,但在全国还不算差的。普通群众有固定的口粮供应,总不至于出现饿死人甚至饿殍遍地的现象。你想北京都这样了,在别的地方,在河南、安徽等一些省份,那该是怎样的情形?

“文革”时,我们科学院系统的许多人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参加劳动。我们驻扎的那个地方,住着那么多人,却连正经的茅厕都没有。仅有的一个也是临时搭建的露天茅厕,很不方便,我们就放了一块木板到那儿当垫脚石用。结果第二天一早发现木板不见了,后又放了一块新的,还是不翼而飞。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是被老乡偷走了,当地的贫困程度可想而知。罗斯福提出有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在那样的情况下,要谈有多“自由”,恐怕说不上。

刘超:幸好“文革”结束后环境好转,社会正常化,大家又有搞业务的时间了。您在这段时期出了许多学术成果,我们仔细回顾您的学术历程的话,不难发现您在此前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译作,论文和专著可能少一些。

何兆武:人是直接受制于环境的,“文革”结束后,我们不用再天天上山下乡干活,又可以做一点研究了。可以说我“务点正业”,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但岁月不饶人,我们已不再年轻了。当时我在历史所,李泽厚在哲学所,他是我的湖南同乡,那时候他名气已经很大,骂他的人也不少。他有一次向我说起别人骂他,我就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你名气这么大,能没有人骂你吗!他也笑了。

中国现代包括当代的历史,还是值得好好研究的。虽然当代史到现在不算太长,但也有好几十年了。还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研究“当代史”,也就是民国的历史了。有好几个人做得很不错,其中湖北的李剑农就写得很好,当时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中国当代史的很多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在条件成熟时,就要及时开展研究,抢救一些东西。随着时光流逝,很多经历过以前那段历史的人渐渐走了,研究起来就比较困难。一方面是亲历者、见证者不在了,另一方面是看不到相关的重要档案,当然,研究者本身的水平高低也是个问题。

意识是现实的产物,它来源于现实生活,当然也会、也应该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我们的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没有活力,僵化了。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恐怕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个体的人也如此。我年轻时写的东西,写的时候也很认真、很用心,当时看起来也许像那么回事。可现在再让我看,我不一定认同自己当时的看法,有时甚至不太敢看自己以前的东西。任何思想和制度都不能僵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容易被淘汰的,过于极端的东西恐怕是很危险的。

刘超: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代人也都有每代人的造化和局限。现在的中青年学人,在物质环境上要比您所经历的那些时代好很多,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您对现在的年青人有些什么希望或建议呢?

何兆武: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关键是要敢于承认问题、积极解决问题。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只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一套好的制度,我们总会有可能出一些真正有水平的成果。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积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这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立竿见影,“大干快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沉住气,耐着性子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我们这一代人已不可能再做多少工作了,但我想,现在中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还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我对未来还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

来源:《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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