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担当一个中介者。能够做到一个合格的智识精英,才会具有有效得当的影响力。

我们不能从自己信仰的东西里推导出应该如何行动。我们也不能从我们所相信的自己应该如何行动之中推导出其他人应该如何行动。

—— 休谟(1)

“我永远不会为信念去死,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信念是错的。”

“良知本身就是一种无政府的力量,任何社会管理制度都不可能建立在它之上。”

—— 罗素(2)

一、现代性下知识分子的平庸化

知识分子一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困惑:我们究竟是否有能力和有必要为这个世界的正义和良心负责任?我们总是努力雄辩地说服权威和大众,但是我们凭什么证明我们是政治正确的?怎么样的担当定位才是合宜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给出合适的答案。

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内部道德批判是这个世界上很高调的责备,严厉的道德批判和向全社会保证我们必须为了不公正而战斗,是为了始终保持这个队伍的崇高信仰,进而维系着在社会上作为“真理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即要让所有人特别是自己人认同:知识分子是人间道统的代表,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哲学王”。由此它派生出“知识分子道义担当”和“社会的良心”之执着信仰。

在中国,这个信仰从上古而来,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章》),是“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等等。西方极端主义的知识分子良心论是:“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这些话认真想想,耸人听闻,不仅仅是自大过度的问题,而是有思想专制主义的势利气概,道德也是一种思想势利。简单地说,就是知识分子想做世界的“救世主”,自认是最高智商的劳心者。“正位”、“大道”、“立心、立命、开太平”,其前提就是“士”就是正位和大道的代表,掌握着真理的权力,他们有一种先验的道统圣人不可置疑的自我任命。

不需要对此提出质疑吗?最简单的质疑就是:在自然科学和高科技专业方面例如天文学、生物化学、IT,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一般人根本没有插嘴的余地;但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方面,任何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社会观察发出独立判断的声音,在这里没有圣人,尤其是在全民开启国民教育、智力教育和信息媒体发达的现代社会。

二战以后,传统的普遍的知识分子逐渐消失,向专门的知识分子转变(福柯论断)。传统的普遍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是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的代言人和携带者,是全人类的意识和良心,总是希望通过什么普遍的、范例性的形式影响社会,在过去绝大多数人属于知识的门外汉和底层阶级,而希望聆听到圣哲的启迪声音,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忽然之间,知识分子不再有什么神话魅力了。这就是现代性下“知识分子平庸化”的现实。

毋庸置疑,现代是一个“权力式微”的时代,不仅仅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特别是“知识的权力”或曰“真理的权力”,再没有道统专制的市场。这是一个大众民主占领公共理性广场的时代。

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能获得正式的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今天占大多数的是“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语,指结合在经济生产和专业技术行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机身份之知识分子),人文-社科知识分子除了也是“有机人”之外,也是专业的社会科学家。如果他们脱离了专业贡献来议政,未必有什么优势。在今天这么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仅仅只能作为全社会公共理性决策的被参考者之一出现。

显然,至少,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为主持正义,想说服权威和大众,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发表权威意见,你的说服武器也不再有效,你处理综合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之智识和能力并不比大众更高明。保罗·约翰逊说出了十分严厉的大实话:“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經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与同一层面的知识分子至少一样合乎情理。”(3)

在“道义担当”光环下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只是充当了统治者在思想道德方面的合作伙伴,或者是摆出过度“批判性公民”的姿势,担当了社会舆论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作为社会心理浮躁的搅局角色,最大的问题是使这个社会越来越难以获得共识和得到实证的人文-社科智识的公共理性。为了获得影响力,“道义担当”已经变成大而无当的政治权力。

所以,人文-社科知识分子需要自我祛魅来重新为自己定位。自我祛魅的前提是严格的自我反思,包括“道义”的具体定位和限制,“文人议政”的惯例,自我“政治关怀”的切入方式,自我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专业水准与社会观察、调查研究之经验,还有韦伯最强调的“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自己究竟做得怎样?举例来说,就是人文学者津津乐道的“道义”之含义,也是人言人殊,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天性遗传和直觉式判断发出大义凛然的“道义担当”,而非来自冷静和深思熟虑的理性计算,人的理性常常是为自己的感情服务,先有了答案再去寻找合理解释的证据。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路》一书中说: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可能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人的道德思想并非是后天习得,更不是自己临时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头脑中固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的。(4)由此可见,让某些人专权担当道义实在很有思想专制主义危险。现代社会,最负责任的还是公共理性的民主之路。[page]

二、知识分子的本质

给知识分子道义担当论祛魅,有必要给知识分子的本质来一个勾勒。让我们先从美国的情况说起:

1929年-1933年世界大萧条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崩溃,对作家和文人的打击是异常惨重的,这由此引发了几乎所有美国的作家、文人集体向左转向,他们参加了一场大范围的激进的运动,当时的文学评论家莱昂纳尔·特里林把这股左派力量的出现看作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可以说它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具有这样规模和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虽有过观点的总的变化,但主要是左派观点成为这一阶级存在的特征。撇开观点,30年代的政治倾向更决定了这一阶级的风格——从激进主义中产生了道德紧迫感、危机意识、关怀人的拯救,正是这些标志着美国知识分子的存在。”(5)

正是读到约翰逊的这本名著,才使我突然意识到,西方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作为“作家左派”和“学院左派”,可以说是整个社会中政治正确性的核心人物,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代言人,他们规模巨大,占据着舆论的主导倾向。知识分子本质上属于左派。

很多中国留学生都熟悉,像加州伯克利分校之类的鼎鼎大名的大学,就是美国左派中心学校,其中的”学院左派“,也是社会舆论的代言人。美国左翼学术体系,是一个纯粹批判现实的体系,他们确定了自我的本质身份:“社会和政治批判精英”。批判是他们的专务,不仅批判极权主义,更批判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甚至批判市民社会。他们发现公民社会、NGO和社会运动里面也充满了喧哗和骚动,资产者垄断、专业精英、中产阶级的自私维权和民粹冲动的混乱搅作一团,整个社会被冷漠和阶层隔绝,党派斗争破坏了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 于是他们愤激地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可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

“学院左派”势力存在的理由是,为整个社会维系一种政治平衡,让人们对政治权力和资本势力始终保持一种警惕心理,维护多数人的价值地位。但是永远站在批判性立场、宁左勿右只是为了获得政治正确性,总是走向“预设真理”和激进主义,只是为了获得道德优势,可以得到社会下层多数人的拥戴,得到呼风唤雨的“真理的权力”,简言之作为“代表身份”的成就感,进而产生对政治的影响力。只讲同情代理和抽象正确,而丧失了社会实践的操作价值,其负面作用是以民粹主义的思想扭曲了年轻人的思想,不断制造出社会思潮的混乱和激进冲突。如果说民主制度失去了有效的建设性的话,甚至影响到左右两党纯粹意气之争的局面,“学院左派”丧失了价值中立和责任伦理之抽象批判“功不可没”。

是不是“严厉批判”和“否定性思维”才是知识分子的正确姿态呢?实际上怎样的立场姿势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恰当存在感呢?政治正确性是否已经严重过度了呢?在我看来,正是由于左派知识分子对自我本质的过度定性,他们的缺陷反而被暴露得淋漓尽致。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他们实际上是不是值得信任的智慧一族?他们一直奉为图腾的社会的良心和道义担当责任,是否具有恰当的真实性?

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传统本质,我以为是:

1, 他们最大的本质特点,是相信自己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总规律和最终道德,因此他们以真理的拥有者自居,是“道义的代表”、“社会的良心”,是“道统的维护者”,潜意识里有强烈的掌握“真理的权力”的意志力。

2, 他们相信思想的力量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相信可以用观念、概念来改造世界和人。要用理性去建构、设计一个未来的理想蓝图和计划,让全社会的人都遵从它,由此逻辑往往走向社会主义和思想专制主义。用哈耶克的话说,他们是“建构理性主义者”或“唯理主义者”。

3, 他们是波普尔说的“本质主义者”,一生的目的是寻求意义。喜欢预设偏见,讲大是大非,讲原则性道理,讲抽象概念,讲对与错。他们不是经验主义者,脱离操作性实践,用观念和概念来思考,根据演绎法,首先得出定义,做出普遍性结论,从本质出发,去直接定性个别现象,拒绝中间漫长渐进之证伪、试错过程和变化万千的复杂现象;或者从个别例子上升到普遍结论,上纲上线。他们的逻辑是直线推理到本质的。

4, 他们神往并寻找平等和公正的结果,“平等”和“公正”是全社会最有感召力的概念,在这两个理想中获得道德权威的,就可以具有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因为社会不可能达到结果的公正和平等,所以知识分子会永远是批判性的反对派。他们以精英的身份为底层争取平等和公正,从而获得与权力、暴力和权威对抗的资格,从而始终保证自我的社会精英地位,而满足追求真理的高峰体验。

5, 他们热切地期望着行使思想的权力。将思想的权力转化为政治的权力。他们是指导者和教化者,而自己是从来不实践的。通过运动群众,影响社会,达到追求真理的目的。马恩列斯毛就是将二者互相转化、融合而进行社会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师,将二者的权威互相借用以推行个人极权,实现其理想主义。[page]

6, “道德文章”是他们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道德主义可以使他们总是占据优势高位,而文章是他们战斗的利器。他们习惯从道德上看待一切问题,习惯用文章作为战斗的工具。

7, 他们是强烈和丰富的感情主义者,易于激动,富有同情心,为了同情和公平而进行社会批判。

8, 他们的人格、个性与其主张的道德主义常常相反,他们总是高尚专制例外的自由主义者,浪漫任性,但他们都有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实现理想才是他们的梦想。

概括这些“本质特点”似乎有些偏颇,但是鉴于严重的历史教训,反思和重新给知识分子定位,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给出的教训是,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不仅是失败的,而且总是造成灾难。坚持知识分子应当是公共代表的萨义德也这样反思:“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知识分子无役不与;主要的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也是无役不与。知识分子一直是运动的父母,当然也是子女,甚至是侄甥辈。”(6)

三、放弃“唯理主义”的道义担当,做一个智识的中介者

从知识分子的左派本质里面,可以发现他们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不可动摇的高尚的理性主义信仰,这正是他们自负地担当道义的精神根源。哈耶克下面这段话非常重要:

“从笛卡尔到现在,这种形式的理性主义不仅破坏了传统,而且声称纯粹的理性可以根本不需要什么中介就能直接满足我们的欲望,并可以独自创建一个崭新的世界、一种新的道德,甚至新的纯粹的语言。虽然这种理论显然是错误的,但它还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文人学士的思维。”(7)

除了哈耶克反复告诫警惕建构理性主义、波普尔批判本质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很多清醒的保守自由主义学者都反复表示,知识分子给自己定位过高,已经成为人类动荡盲目运动的主要原因。还是保罗·约翰逊说得更直接:

“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不要信任他们拥挤的队伍中发出的公开声明,他们对政治领袖和重要事件所作的判断不要看得很认真,因为知识分子远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和没有信仰的,他们的行为有某种固定的模式。他们形成团体,在他们赞成和高度评价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中,他们是极端的信仰主义者,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8)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法治的、言论思想自由的市场社会,全社会成员来共同担当责任,要比只有一小部分“道德文章”的积极分子兴风作浪有效得多。当每一个人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而关心公共理性的事情,则不会再有一部分人以道德专制主义绑架全社会的激进事件发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不会同意政府随意剥夺他们的财产权、工作权、信息权和在媒体上表达自由思想言论的权利。

1984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他调查了284个专门以预测政治经济趋势为职业的政治学家、智囊和外交官,向他们提出各种预测问题,他要求专家们对其中大多数问题,比如某个国家未来的政治自由状况,提供出现三种可能性(保持现状,加强或者减弱)的大致概率。这个研究做了二十年,一直等到当年预测的事情全部水落石出。到2003年,泰特洛克总结了这些专家给出的答案,发现他们的总成绩还不如索性把每个问题的三种可能性都均等地设为33%。也就是说,专家的预测水平还比不上直接抛硬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专家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预测得分居然比在自己专业外的领域更差。(9)

这个研究结论并非表示从此不再需要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了。现代社会越是复杂,人类的社会行为、组织合作和心理性格等问题越是需要得到专业性强的分析解释,包括借鉴自然科学实证法的证明,当然也需要理论创新和积累。这个研究只是告诫知识分子不要自负地做精神领袖和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希望人人都为了自我的权益和开启自我的智识(智慧和知识),懂得互相合作探讨共识问题,寻找人类社会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这个方面,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就是担当一个中介者。能够做到一个合格的智识精英,才会具有有效得当的影响力。

本文只有一个中庸的结论:给大而无当的道义担当祛魅之后,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学会韦伯式的“价值中立-责任伦理”之下的政治关怀,在具体问题方面,期待知识分子给出负责任的、可操作的、现象学的专业意见,不要担当全天下的道义,却要对自己研究的人性和社会问题有就事论事的担当。不要再想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你们最佳的角色就是一个智识的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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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转引自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P84

(2)《人类社会伦理与政治》,罗素文集,P428,王正平等译,改革出版社,1996-9

(3)(5)(8)【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P469,P339 ,P470 ,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9

(4)(9) 转引自万维钢:《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P55-57,P2,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2

(6)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P16,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4

(7)哈耶克: The Fatal Conceil,致命的诱惑,1988,London,P.48-49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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