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现代迷信”拱到尊神毛泽东

思想解放派有一个策略,叫做“一点一点往前拱”,不能得寸进尺,得寸进寸总可以吧。

《中国青年》的主编关志豪,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程祖旋,远道来到北大,向我约稿。他说:“现在从‘迷信’拱到‘现代迷信’,能不能再往前拱一拱?”他们从十月份的《光明日报》上看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造神运动”的概念。他说:“能不能从‘现代迷信’拱到‘造神运动’,再拱出神是毛泽东?”我说:“可以呀!”欣然领命。

文革中,我长久的思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悟。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北大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思想启蒙。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家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赶浪头,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叫“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中国青年》的约稿正中下怀。但我要谨慎小心,弄不好会被北大的保守势力揪住辫子,翻出老账,说我有“反毛主席”的前科。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不就是毛泽东思想吗?那么,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思想本身能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不能”,理论就不彻底了,怎么说服人?如果说“能”,那就不能禁止人们议论、批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以我的题目叫做《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要彻底”也是来自权威──马克思。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第一篇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交稿后,《中国青年》又不敢发表了,说是“太露骨”。

这就来到了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实际上的灵魂人物是于光远。六个组的“闯将”们,每天晚上都三三两两地到他的房间进行串联,交流信息,讨论进程。在系统清算了两个“凡是”之后,大家认为,下一个主题应该是针对两个“凡是”所维护的尊神毛泽东。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造神运动的文章,没处发表。有几个人就说,我们到会上去“加温”。几天之内,各个组都在讨论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左倾路线和毛泽东的责任。传出去就是外电报道的中国“非毛化”。李洪林和王若水作了长篇发言,李的题目是《领袖和人民》,王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崇拜》。

我本来也要在会上发言。张显扬、王贵秀看过我的文章后,建议交《红旗》发表。《红旗》本是“凡是”派的阵地。主编熊复在会上作了检讨。张和王的意思是拿这篇文章去试探一下,他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熊复接到文章后,不说发还是不发,而是“送审”。一般情况下,“送审”总是凶多吉少。这是矛盾上交,推卸责任。这一回,“送审”的是中宣部长胡耀邦,有点不一样。过了几天,传下话来,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红旗》不得不奉命发表,刊登在三月五日出版的第三期上。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因说了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成了“反革命”,以至坐牢、杀头。我免当“反革命”了。但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形势逆转,我的文章还是成了“大毒草”。

李洪林、王若水的发言全文刊登理论务虚会的《简报》。按规定,《简报》不得外传,实际上传得很广,还流行手抄本。为了冲开禁锢,人们渴望得到新思想、新观点。《简报》传到辽宁,推动了张志新案的平反、昭雪。任仲夷主持的辽宁省委,正在重审张志新案,主张平反的和反对平反的相持不下。看了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主张平反的人们直起腰来,说: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李洪林、王若水就该枪毙;既然李洪林、王若水可以在理论务虚会上大放厥词,张志新就该平反。张志新有什么错?不过是讲早了。张志新的平反,追认为烈士,又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

一九八○年九月十八、十九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领袖和人民》。其中核心论点“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起了震撼作用。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被判刑的,大有人在。他们纷纷从监狱或劳改场所辗转传出信件,托亲友寄给李洪林,要求为他们伸冤。李洪林把问题归纳一下,附上原件,寄给邓小平。邓批示:“请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要求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限期报告处理结果。结果出来了,共有二百多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有一次,胡耀邦遇到李洪林,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这是李洪林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出的一大贡献。

李洪林有三大贡献

李洪林还有两大贡献。

理论务虚会原计划分两段进行,第一段由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第二段扩大到全国的理论工作者。第一段进行的时候,引发思想解放的核爆炸,震动京师,远播四方。会议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有两条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照他的指示讨论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却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小平与胡乔木合谋,将“五个否定”改造制作为“四个坚持”。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理论务虚会草草收场。邓小平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这个讲话违反了他自己参与奠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导致左倾路线回潮。

在讨论邓小平的讲话时,我们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心情非常郁闷。当时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不能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而他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冠冕堂皇的,也不便反对。我们这些“闯将”一时无用武之地。对邓小平的讲话既没有拥护,也不表示反对。我记得李洪林在会下说:“我们要想想办法,总能想出办法来的。”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家眼睛一亮,为之叫好,还是李洪林想出办法来了。“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但没有否定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大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写四篇“坚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胡乔木说:李洪林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清华大学的党委告状了,他们辛辛苦苦做政治思想工作,好不容易稳定了学生的思想。李洪林的文章一发,全都冲乱了。冲得好!

邓小平讲话后,引发“说三道四”的斗争。有人“说三”,说三中全会的精神;有人“道四”,道四项基本原则。李洪林的文章是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解释四项基本原则。他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纳入“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轨道,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在顿挫中继续前进。

一九七九年初,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向李洪林约稿。李洪林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的禁区》。编者将题目改为《读书无禁区》,作为创刊号的首选。文章面世后,有人热烈欢迎,有人猛烈反对,总之是激烈争论。《读书》杂志将不同意见同时发表,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初创即打开局面。首印五万册,被抢购一空,又加印五万册。无论如何,“读书无禁区”成了《读书》杂志的独家招牌。

读书有没有禁区?问题的实质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它的前提是人民有没有出书的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即出版自由。如果出书有禁区,所读的书已在禁区之中,高喊“读书无禁区”有何意义?与此相关,还应当是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即新闻自由。这些都是人民理应享有的信息自由。本是公民社会的常识,在中国却是大问题。所以,是中国的现实赋予“读书无禁区”以重大的意义。而且,自一九七九年以来,这一口号以及它引起的争论,至今余音不绝,就因为中国的现实没有多大改变。如今阅读已延伸至互联网,现代科技便于信息的自由传播。道高又推魔高。中国发明了“挡火墙”,把大量信息当作野火挡在域外,中国人只能在禁区内上网。争取信息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上网无禁区,建网有自由;还将是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目标。

癡心自由成囚徒

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颳了一阵逆风。但思想解放的潮流强大,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还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顶风前进。到了一九八○年十二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的口号,则是调转了枪口,扼杀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一个收拾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其原因,一是“凡是”派完了,“飞鸟尽,良弓藏”。而且,思想解放派的言论往往矛头向上,他们同样也要将实践标准用到邓小平身上,是潜在的威胁。二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刺激,自由化思潮构成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理论务虚会被说成“自由化之源”。一九八一年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自由化思潮不是很容易就能压下去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拉锯。直到一九八九年,自由化思潮演变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邓小平调动军队,实行武器的批判,才结束了“反自由化”的一个周期,而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此寿终正寝。

“反自由化”的第一个回合是一九八一年批判电影《苦恋》以及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太阳和人》。一九八二年,就轮到理论界了。三月,中宣部召开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座谈会,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是筹办者。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作了一个开明的讲话,鼓励大家“敢想、敢说、敢写”,许诺实行“三不主义”,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发言,说:外界盛传郭罗基被调动,限期到南京大学报到,否则将户口强行迁出北京。“如果传闻属实,理论工作者怎么能敢想、敢写、敢说呢?郭罗基不就是前车之鉴吗?”邓力群拿着刊登马沛文发言的简报,向邓小平告王任重的状,说这个座谈会鼓励“自由化”。邓小平一听大发雷霆,当场拍板让邓力群接管中宣部,而且让邓力群本人通知胡耀邦立即执行。邓力群发动了一场政变,理论工作座谈会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变调,成为“反自由化”的批郭大会。前不久,胡乔木摔出一顶帽子:“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邓力群要李洪林整郭罗基的材料。李拒绝,他说:背着本人整黑材料是不正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应该再这样干。上海有一份座谈会记录,反对中央“反自由化”的决策。邓力群又要李洪林去查问发言者的名单。李洪林再次拒绝。邓力群将李洪林免职,但不让他离开中宣部,而是渐渐消磨地整人。

一九八三年,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邓力群作补充报告,他点名“清除精神污染”的重点人物是六个:周扬、王若水、胡绩伟、李洪林、郭罗基、阮铭。“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维持了二十八天,即中道崩殂。中宣部却揪住李洪林不放,开了五次大会,进行批判。不屈的李洪林据理抗辩,批判完了,没有结论。邓力群这才允许李洪林离开中宣部,但要他去外地。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是改革派人物,他欢迎李洪林去。李洪林的命运和我不同,我在南京受软禁,他在福建却受重用,担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高潮期间,李洪林正在北京。五月十四日,他参与了戴晴发起的十二知识分子行动,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事后,被陈希同的“平暴报告”诬为“火上加油”。他在福建被官府捉将去,押送北京,关了将近一年。

他在囚禁中度过六十四岁生日。回首往事,免了国民党的牢狱之灾,却成为共产党的囚徒。感慨身世,作《六四吟》一首:

科学异化成迷信,
理论昇华为风云。
锺情不悔衣带宽,
忧国竟陷罗网深。
长夜孤灯伊人泪,
万里河山儿女心。
四十三年成一梦,
劫后空余百创身。

八十年代的“京城三愚”,于浩成的“呆公”、郭罗基的“迂夫”都是别人取的外号,唯李洪林的“癡翁”为自号自嘲。虽云癡,非常癡,乃癡心不改、癡情不移之癡.待到“劫后空余百创身”,犹有“锺情不悔”,岂非癡哉!

自由化自有后来人

九十年代,介绍李洪林入党、并一起奔赴延安的李殿成,问:“你看这个党还像当年咱们苦苦寻找的那个党吗?”问句中已经包含了答案。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完成了共产党的专制化,我们这一代自由化分子,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之后,又反对共产党的专制。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昔日忠诚的共产党员被共产党清除出党;也可以说,在理想主义者身上清除了腐败的共产党。历史提出的任务是不会轻易消失的,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需要几代人为之付出努力。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后之来者。中国的崛起,不在GDP,不在航母,只有一个自由化、民主化以至全面现代化的中国出现在东方,才可以说真正崛起了。

洪林,安息吧!

二○一六年六月
于美国奥马哈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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