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现代迷信”拱到尊神毛泽东
思想解放派有一个策略，叫做“一点一点往前拱”，不能得寸进尺，得寸进寸总可以吧。
《中国青年》的主编关志豪，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程祖旋，远道来到北大，向我约稿。他说：“现在从‘迷信’拱到‘现代迷信’，能不能再往前拱一拱？”他们从十月份的《光明日报》上看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造神运动”的概念。他说：“能不能从‘现代迷信’拱到‘造神运动’，再拱出神是毛泽东？”我说：“可以呀！”欣然领命。
文革中，我长久的思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悟。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北大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思想启蒙。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家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赶浪头，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叫“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中国青年》的约稿正中下怀。但我要谨慎小心，弄不好会被北大的保守势力揪住辫子，翻出老账，说我有“反毛主席”的前科。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不就是毛泽东思想吗？那么，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思想本身能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不能”，理论就不彻底了，怎么说服人？如果说“能”，那就不能禁止人们议论、批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以我的题目叫做《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要彻底”也是来自权威──马克思。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第一篇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交稿后，《中国青年》又不敢发表了，说是“太露骨”。
这就来到了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实际上的灵魂人物是于光远。六个组的“闯将”们，每天晚上都三三两两地到他的房间进行串联，交流信息，讨论进程。在系统清算了两个“凡是”之后，大家认为，下一个主题应该是针对两个“凡是”所维护的尊神毛泽东。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造神运动的文章，没处发表。有几个人就说，我们到会上去“加温”。几天之内，各个组都在讨论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左倾路线和毛泽东的责任。传出去就是外电报道的中国“非毛化”。李洪林和王若水作了长篇发言，李的题目是《领袖和人民》，王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崇拜》。
我本来也要在会上发言。张显扬、王贵秀看过我的文章后，建议交《红旗》发表。《红旗》本是“凡是”派的阵地。主编熊复在会上作了检讨。张和王的意思是拿这篇文章去试探一下，他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熊复接到文章后，不说发还是不发，而是“送审”。一般情况下，“送审”总是凶多吉少。这是矛盾上交，推卸责任。这一回，“送审”的是中宣部长胡耀邦，有点不一样。过了几天，传下话来，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红旗》不得不奉命发表，刊登在三月五日出版的第三期上。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因说了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成了“反革命”，以至坐牢、杀头。我免当“反革命”了。但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形势逆转，我的文章还是成了“大毒草”。
李洪林、王若水的发言全文刊登理论务虚会的《简报》。按规定，《简报》不得外传，实际上传得很广，还流行手抄本。为了冲开禁锢，人们渴望得到新思想、新观点。《简报》传到辽宁，推动了张志新案的平反、昭雪。任仲夷主持的辽宁省委，正在重审张志新案，主张平反的和反对平反的相持不下。看了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主张平反的人们直起腰来，说：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李洪林、王若水就该枪毙；既然李洪林、王若水可以在理论务虚会上大放厥词，张志新就该平反。张志新有什么错？不过是讲早了。张志新的平反，追认为烈士，又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
一九八○年九月十八、十九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领袖和人民》。其中核心论点“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起了震撼作用。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被判刑的，大有人在。他们纷纷从监狱或劳改场所辗转传出信件，托亲友寄给李洪林，要求为他们伸冤。李洪林把问题归纳一下，附上原件，寄给邓小平。邓批示：“请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要求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限期报告处理结果。结果出来了，共有二百多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有一次，胡耀邦遇到李洪林，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这是李洪林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出的一大贡献。
李洪林有三大贡献
李洪林还有两大贡献。
理论务虚会原计划分两段进行，第一段由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第二段扩大到全国的理论工作者。第一段进行的时候，引发思想解放的核爆炸，震动京师，远播四方。会议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有两条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照他的指示讨论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却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小平与胡乔木合谋，将“五个否定”改造制作为“四个坚持”。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理论务虚会草草收场。邓小平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这个讲话违反了他自己参与奠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导致左倾路线回潮。
在讨论邓小平的讲话时，我们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心情非常郁闷。当时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不能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而他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冠冕堂皇的，也不便反对。我们这些“闯将”一时无用武之地。对邓小平的讲话既没有拥护，也不表示反对。我记得李洪林在会下说：“我们要想想办法，总能想出办法来的。”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家眼睛一亮，为之叫好，还是李洪林想出办法来了。“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但没有否定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大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写四篇“坚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胡乔木说：李洪林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清华大学的党委告状了，他们辛辛苦苦做政治思想工作，好不容易稳定了学生的思想。李洪林的文章一发，全都冲乱了。冲得好！
邓小平讲话后，引发“说三道四”的斗争。有人“说三”，说三中全会的精神；有人“道四”，道四项基本原则。李洪林的文章是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解释四项基本原则。他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纳入“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轨道，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在顿挫中继续前进。
一九七九年初，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向李洪林约稿。李洪林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的禁区》。编者将题目改为《读书无禁区》，作为创刊号的首选。文章面世后，有人热烈欢迎，有人猛烈反对，总之是激烈争论。《读书》杂志将不同意见同时发表，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初创即打开局面。首印五万册，被抢购一空，又加印五万册。无论如何，“读书无禁区”成了《读书》杂志的独家招牌。
读书有没有禁区？问题的实质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它的前提是人民有没有出书的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即出版自由。如果出书有禁区，所读的书已在禁区之中，高喊“读书无禁区”有何意义？与此相关，还应当是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即新闻自由。这些都是人民理应享有的信息自由。本是公民社会的常识，在中国却是大问题。所以，是中国的现实赋予“读书无禁区”以重大的意义。而且，自一九七九年以来，这一口号以及它引起的争论，至今余音不绝，就因为中国的现实没有多大改变。如今阅读已延伸至互联网，现代科技便于信息的自由传播。道高又推魔高。中国发明了“挡火墙”，把大量信息当作野火挡在域外，中国人只能在禁区内上网。争取信息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上网无禁区，建网有自由；还将是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目标。
癡心自由成囚徒
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颳了一阵逆风。但思想解放的潮流强大，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还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顶风前进。到了一九八○年十二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的口号，则是调转了枪口，扼杀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一个收拾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其原因，一是“凡是”派完了，“飞鸟尽，良弓藏”。而且，思想解放派的言论往往矛头向上，他们同样也要将实践标准用到邓小平身上，是潜在的威胁。二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刺激，自由化思潮构成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理论务虚会被说成“自由化之源”。一九八一年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自由化思潮不是很容易就能压下去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拉锯。直到一九八九年，自由化思潮演变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邓小平调动军队，实行武器的批判，才结束了“反自由化”的一个周期，而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此寿终正寝。
“反自由化”的第一个回合是一九八一年批判电影《苦恋》以及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太阳和人》。一九八二年，就轮到理论界了。三月，中宣部召开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座谈会，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是筹办者。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作了一个开明的讲话，鼓励大家“敢想、敢说、敢写”，许诺实行“三不主义”，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发言，说：外界盛传郭罗基被调动，限期到南京大学报到，否则将户口强行迁出北京。“如果传闻属实，理论工作者怎么能敢想、敢写、敢说呢？郭罗基不就是前车之鉴吗？”邓力群拿着刊登马沛文发言的简报，向邓小平告王任重的状，说这个座谈会鼓励“自由化”。邓小平一听大发雷霆，当场拍板让邓力群接管中宣部，而且让邓力群本人通知胡耀邦立即执行。邓力群发动了一场政变，理论工作座谈会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变调，成为“反自由化”的批郭大会。前不久，胡乔木摔出一顶帽子：“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邓力群要李洪林整郭罗基的材料。李拒绝，他说：背着本人整黑材料是不正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应该再这样干。上海有一份座谈会记录，反对中央“反自由化”的决策。邓力群又要李洪林去查问发言者的名单。李洪林再次拒绝。邓力群将李洪林免职，但不让他离开中宣部，而是渐渐消磨地整人。
一九八三年，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邓力群作补充报告，他点名“清除精神污染”的重点人物是六个：周扬、王若水、胡绩伟、李洪林、郭罗基、阮铭。“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维持了二十八天，即中道崩殂。中宣部却揪住李洪林不放，开了五次大会，进行批判。不屈的李洪林据理抗辩，批判完了，没有结论。邓力群这才允许李洪林离开中宣部，但要他去外地。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是改革派人物，他欢迎李洪林去。李洪林的命运和我不同，我在南京受软禁，他在福建却受重用，担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高潮期间，李洪林正在北京。五月十四日，他参与了戴晴发起的十二知识分子行动，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事后，被陈希同的“平暴报告”诬为“火上加油”。他在福建被官府捉将去，押送北京，关了将近一年。
他在囚禁中度过六十四岁生日。回首往事，免了国民党的牢狱之灾，却成为共产党的囚徒。感慨身世，作《六四吟》一首：
科学异化成迷信，
理论昇华为风云。
锺情不悔衣带宽，
忧国竟陷罗网深。
长夜孤灯伊人泪，
万里河山儿女心。
四十三年成一梦，
劫后空余百创身。
八十年代的“京城三愚”，于浩成的“呆公”、郭罗基的“迂夫”都是别人取的外号，唯李洪林的“癡翁”为自号自嘲。虽云癡，非常癡，乃癡心不改、癡情不移之癡.待到“劫后空余百创身”，犹有“锺情不悔”，岂非癡哉！
自由化自有后来人
九十年代，介绍李洪林入党、并一起奔赴延安的李殿成，问：“你看这个党还像当年咱们苦苦寻找的那个党吗？”问句中已经包含了答案。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完成了共产党的专制化，我们这一代自由化分子，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之后，又反对共产党的专制。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昔日忠诚的共产党员被共产党清除出党；也可以说，在理想主义者身上清除了腐败的共产党。历史提出的任务是不会轻易消失的，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需要几代人为之付出努力。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后之来者。中国的崛起，不在GDP，不在航母，只有一个自由化、民主化以至全面现代化的中国出现在东方，才可以说真正崛起了。
洪林，安息吧！
二○一六年六月
于美国奥马哈
文章来源：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