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不,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此,我并不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但我同样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意味着,我并不会相信一切都会出问题。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这是因为,没有希望,就绝不会有进步。希望,像生命本身一样重要。”

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景仰的当代艺术家和政治家,他写下许多传世的文字,他用和平的方式引导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

去布拉格当然想寻访有关哈维尔的印记。却没想到寻找去世不久的前总统的纪念地并不容易。在网上查了半天捷克旅游功略,仅有一个哈维尔图书馆的简介,许多条信息转来转去,查下来都是同一位网友写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和一个地图上的地址,还说每天12点开放。

到布拉格的第二天,我和同伴先去了著名的查理大桥,看地图网友给的哈维尔图书馆地址Retezova(字母上还有几个捷克语注音符号我打不出来,下文中的捷克语地名均有注音符号——本文注)路7号,也就在桥东两三百米处。穿过克莱门特学院就到,原以为前总统的图书馆一定建在大街上,结果是一条小巷,7号门口贴了一张哈维尔图书馆的招贴,12点过了并没有开门。正好是午餐时间,对门有一家叫文艺之家的咖啡馆能提供简单的食品。我们坐下,在布拉格之春的阳光下,品着美味的捷克咖啡,静候“哈维尔”。

过了不久,发现对面开门了,过去打听,一位女士说,图书馆搬走了,迁址在何处,她不知道,她在这里教儿童学吉他。得知我们的问题,美丽的咖啡馆女店员说,布拉格的文化景点都可以在网上查到,等她忙过就帮我们查找。一会儿她查到了,并记在一张纸上,图书馆迁至Ostrovni路13号。旁边一位小伙子顾客热心帮忙,用英语说他知道那个地方,仔细地告诉我们要怎么走。感谢他们的帮助。

下午,在老城散了会儿步,拦下一辆出租车,准备再去找“哈维尔”。递上纸条,司机说,这个地方不远,走路不用十分钟,打车要两百克朗(约人民币五十几元),让我们考虑乘车与否。想想布拉格的路弯弯曲曲,我们又人生地不熟,还是打车吧。

上车几分钟,就到了“13号”,还是一条小街。敲门,门开处露出一位一手端着水果托盘的姑娘,她指了指门上一张不起眼的A4纸,看到上面打印着几行字,说今天有活动不开放。她说明天可以来,上午九点开门,怕我们没听明白,又放下托盘,伸出双手,弯下一个拇指。我们谢过离去。这里离我们住的瓦茨拉夫广场不远,用手机照下路口的景物,想再来时不至迷失在布拉格的街巷。

又一个布拉格的早晨,细雨潇潇。打着雨伞,步行来到Ostrovni路。九点过了,没开门。我们在附近的小街小巷里走走,人很少,四周是清新的气息,这是布拉格悠长的雨巷。再次来到13号,门仍然关着。细看门框上有一个不大的对讲门铃,我在上面一个按键下发现了一行小字——“哈维尔图书馆”。使劲按了几下,终于有人应答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表扬自己。

只听见门里“咚、咚”跑步下楼的声音,接着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女士,刚才的声音大概她高跟鞋跑木楼梯发出的。同行的朋友用英语向她说,我们从中国远道而来,想参观这个图书馆。她回答的大意是,这里是由非政府组织办的,她只是这里的自愿者,是否能接待我们,她需打电话请示,让我们在门廊稍候。她跑步上楼下楼,做手势请我们进入。

第一间是活动室,教室般大小,有四五十平方米,正面墙上有哈维尔的大幅照片,书架上陈列着哈维尔的著作,门两侧各有一个展示柜,是出售给参观者的物品,一个柜里是有关哈维尔的印刷品,有他的著作、传记等,另一柜是明信片、纪念章等纪念品。还有几张沙发和折叠椅散乱放在四周。女士说这里有时举办与哈维尔有关的活动,也办其他活动。想必沙发和椅子是办活动时用的。

第二间屋子很小,十几平方米,用图片和两台电子显示器介绍哈维尔的生平,一台注明“1989年之前”,一台写着“1989年之后”,以“天鹅绒革命”划分哈维尔人生的两个阶段。显示器可以随意选择想看的时间段,有图片、视频和捷、英两种文字的说明。

“1989年之前”主要介绍艺术家的哈维尔。有他的青少年时代和1960年后的创作情况。1963年他以剧本《游园会》成名,资料中有不少剧作的演出剧照。哈维尔是20世纪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他有多部戏剧作品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和上演。遗憾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误解影响了其艺术在中国的介绍,大陆没有一本他作品的中译本,也从没有一部戏上过舞台。布拉格的书店大多有一架或一格哈维尔的作品,以捷克文、英文和法文的剧本为主。

1968年8月苏联等华约五国出兵占领布拉格镇压“布拉格之春”时,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电台,每天评论国家的现实情况。胡萨克被苏联坦克扶持上台后,昆德拉、库贝利克等许多知识分子流亡国外,哈维尔选择了留在祖国继续斗争。他因此受到本国官方的公开批判,作品从图书馆消失,家中被安装窃听器,他还被送往酿酒厂工作。但是哈维尔仍然持续写作并公开要求特赦政治犯。他与各界人士发表《七七宪章》,要求本国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条款。1977年后多次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这二十年哈维尔是艺术家和持不同政见者,正是这一时期他逐渐成了著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代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评价那时的哈维尔说:“哈维尔主要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戏剧家而出名的,接着作为一个有意思的随笔作者,最终作为一个持异议者,一个如此坚持原则的现制度的反对派,为了他的深信准备从事任何事情,包括坐牢。”

“1989年之后”主要介绍政治家的哈维尔。有1989年11月瓦茨拉夫广场成千上万人推翻旧政权的宏大场面,有哈维尔在其中演讲。这就是所谓的“天鹅绒革命”。百度上对此的解释说:“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东欧剧变时期)发生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

想想天鹅绒是什么感觉,是平滑、柔软,还有些许光泽,一句话就是舒服。“天鹅绒”和“革命” 连在一起,那是种什么样革命,没有暴力、没有流血,也没有政权更替后的清算、报复。对只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一代中国人,从未想过“天鹅绒”能成为“革命”前面的定语。“天鹅绒革命”与“暴力革命”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革命,是社会走向进步、人类更加文明的标志。哈维尔就是这一场世界瞩目的革命的领导者。1989年12月出狱不久的哈维尔当选为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

1990年元旦,在总统的第一份新年献词中,哈维尔明确表示了自己与前任的不同:“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他是这样号召人民的:“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克里玛认为哈维尔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善于妥协和采取令人惊讶政治行为的人,一个善于从事冒险和为道德动机所推动的人”。

顺应民意,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解体,分为两个国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1998年连任,2003年结束总统任期,退隐为普通公民。我在图书馆买了一本捷、英双语的哈维尔生平图册,书名就是《瓦茨拉夫•哈维尔——异议者、总统、公民》。2011年12月18日哈维尔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捷克为他举行了国葬,当时的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法、德总统,英国首相,美国国务卿等各国政要和捷克民众一起在圣维特教堂为哈维尔送行。

今年3月,习近平以元首身份首访捷克前,《环球时报》在介绍中捷关系历史时说,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中国有偏见。其实对中东欧人民几十年饱受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专制之害稍有了解,就能理解这里的人民对国家独立、社会民主有多么渴望。我倒认为不是捷克对中国有偏见,而是中国的一些媒体(如《环球时报》)对捷克人民有偏见。哈维尔说:“人类若想要生存和避免新的灾难,那么全球的政治秩序必须有赖于各文明、文化、民族或者各大洲之间真挚和双向的尊重,诚实地寻找他们共同拥有的价值和基本道德规则,并将之建立为这个全球联结的世界上共同存在的基础。”

偏见造成哈维尔的著作难以在中国出版,我手边仅有的哈维尔著作的中文本是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一本非公开出版物,由已故的李慎之先生作序。不知道是不是唯一。

参观结束时,我们问哈维尔的墓地在哪里,女士又跑上楼去查询。几分钟后她下楼将一便笺递给我们。墓园名为:Vinohradske Hrbitovy,乘地铁A线,在Zelivskeho站下车。她说比较远,是一普通的墓地。我想大概又要找一番,这次来不及了,如有机会再来布拉格,一定要去那里放一束鲜花。

如今的捷克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世界前列,没有任何社会动乱,有健全、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有先进的、高水平各级学校……

在满街各种人物雕塑的布拉格却没有哈维尔的一点影子,一位带领国家完成重大历史变革的政治领袖,一位离任十几年、去世不足五年的总统,在其国家的首都竟难寻其印迹。没有宏伟的纪念堂、没有壮丽的纪念碑,他留下的是国家和平稳定的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这大概正是哈维尔追求的。

我欣赏哈维尔的这段话,并抄在常用的笔记本上:“不,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此,我并不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但我同样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意味着,我并不会相信一切都会出问题。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这是因为,没有希望,就绝不会有进步。希望,像生命本身一样重要。”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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