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不，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此，我并不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但我同样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意味着，我并不会相信一切都会出问题。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这是因为，没有希望，就绝不会有进步。希望，像生命本身一样重要。”
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景仰的当代艺术家和政治家，他写下许多传世的文字，他用和平的方式引导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
去布拉格当然想寻访有关哈维尔的印记。却没想到寻找去世不久的前总统的纪念地并不容易。在网上查了半天捷克旅游功略，仅有一个哈维尔图书馆的简介，许多条信息转来转去，查下来都是同一位网友写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和一个地图上的地址，还说每天12点开放。
到布拉格的第二天，我和同伴先去了著名的查理大桥，看地图网友给的哈维尔图书馆地址Retezova(字母上还有几个捷克语注音符号我打不出来，下文中的捷克语地名均有注音符号——本文注)路7号，也就在桥东两三百米处。穿过克莱门特学院就到，原以为前总统的图书馆一定建在大街上，结果是一条小巷，7号门口贴了一张哈维尔图书馆的招贴，12点过了并没有开门。正好是午餐时间，对门有一家叫文艺之家的咖啡馆能提供简单的食品。我们坐下，在布拉格之春的阳光下，品着美味的捷克咖啡，静候“哈维尔”。
过了不久，发现对面开门了，过去打听，一位女士说，图书馆搬走了，迁址在何处，她不知道，她在这里教儿童学吉他。得知我们的问题，美丽的咖啡馆女店员说，布拉格的文化景点都可以在网上查到，等她忙过就帮我们查找。一会儿她查到了,并记在一张纸上，图书馆迁至Ostrovni路13号。旁边一位小伙子顾客热心帮忙，用英语说他知道那个地方，仔细地告诉我们要怎么走。感谢他们的帮助。
下午，在老城散了会儿步，拦下一辆出租车，准备再去找“哈维尔”。递上纸条，司机说，这个地方不远，走路不用十分钟，打车要两百克朗(约人民币五十几元)，让我们考虑乘车与否。想想布拉格的路弯弯曲曲，我们又人生地不熟，还是打车吧。
上车几分钟，就到了“13号”，还是一条小街。敲门，门开处露出一位一手端着水果托盘的姑娘，她指了指门上一张不起眼的A4纸，看到上面打印着几行字，说今天有活动不开放。她说明天可以来，上午九点开门，怕我们没听明白，又放下托盘，伸出双手，弯下一个拇指。我们谢过离去。这里离我们住的瓦茨拉夫广场不远，用手机照下路口的景物，想再来时不至迷失在布拉格的街巷。
又一个布拉格的早晨，细雨潇潇。打着雨伞，步行来到Ostrovni路。九点过了，没开门。我们在附近的小街小巷里走走，人很少，四周是清新的气息，这是布拉格悠长的雨巷。再次来到13号，门仍然关着。细看门框上有一个不大的对讲门铃，我在上面一个按键下发现了一行小字——“哈维尔图书馆”。使劲按了几下，终于有人应答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表扬自己。
只听见门里“咚、咚”跑步下楼的声音，接着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女士，刚才的声音大概她高跟鞋跑木楼梯发出的。同行的朋友用英语向她说，我们从中国远道而来，想参观这个图书馆。她回答的大意是，这里是由非政府组织办的，她只是这里的自愿者，是否能接待我们，她需打电话请示，让我们在门廊稍候。她跑步上楼下楼，做手势请我们进入。
第一间是活动室，教室般大小，有四五十平方米，正面墙上有哈维尔的大幅照片，书架上陈列着哈维尔的著作，门两侧各有一个展示柜，是出售给参观者的物品，一个柜里是有关哈维尔的印刷品，有他的著作、传记等，另一柜是明信片、纪念章等纪念品。还有几张沙发和折叠椅散乱放在四周。女士说这里有时举办与哈维尔有关的活动，也办其他活动。想必沙发和椅子是办活动时用的。
第二间屋子很小，十几平方米，用图片和两台电子显示器介绍哈维尔的生平，一台注明“1989年之前”，一台写着“1989年之后”，以“天鹅绒革命”划分哈维尔人生的两个阶段。显示器可以随意选择想看的时间段，有图片、视频和捷、英两种文字的说明。
“1989年之前”主要介绍艺术家的哈维尔。有他的青少年时代和1960年后的创作情况。1963年他以剧本《游园会》成名，资料中有不少剧作的演出剧照。哈维尔是20世纪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他有多部戏剧作品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和上演。遗憾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误解影响了其艺术在中国的介绍，大陆没有一本他作品的中译本，也从没有一部戏上过舞台。布拉格的书店大多有一架或一格哈维尔的作品，以捷克文、英文和法文的剧本为主。
1968年8月苏联等华约五国出兵占领布拉格镇压“布拉格之春”时，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电台，每天评论国家的现实情况。胡萨克被苏联坦克扶持上台后，昆德拉、库贝利克等许多知识分子流亡国外，哈维尔选择了留在祖国继续斗争。他因此受到本国官方的公开批判，作品从图书馆消失，家中被安装窃听器，他还被送往酿酒厂工作。但是哈维尔仍然持续写作并公开要求特赦政治犯。他与各界人士发表《七七宪章》，要求本国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条款。1977年后多次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这二十年哈维尔是艺术家和持不同政见者，正是这一时期他逐渐成了著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代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评价那时的哈维尔说：“哈维尔主要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戏剧家而出名的，接着作为一个有意思的随笔作者，最终作为一个持异议者，一个如此坚持原则的现制度的反对派，为了他的深信准备从事任何事情，包括坐牢。”
“1989年之后”主要介绍政治家的哈维尔。有1989年11月瓦茨拉夫广场成千上万人推翻旧政权的宏大场面，有哈维尔在其中演讲。这就是所谓的“天鹅绒革命”。百度上对此的解释说：“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东欧剧变时期)发生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
想想天鹅绒是什么感觉，是平滑、柔软，还有些许光泽，一句话就是舒服。“天鹅绒”和“革命” 连在一起，那是种什么样革命，没有暴力、没有流血，也没有政权更替后的清算、报复。对只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一代中国人，从未想过“天鹅绒”能成为“革命”前面的定语。“天鹅绒革命”与“暴力革命”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革命，是社会走向进步、人类更加文明的标志。哈维尔就是这一场世界瞩目的革命的领导者。1989年12月出狱不久的哈维尔当选为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
1990年元旦，在总统的第一份新年献词中，哈维尔明确表示了自己与前任的不同：“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他是这样号召人民的：“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克里玛认为哈维尔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善于妥协和采取令人惊讶政治行为的人，一个善于从事冒险和为道德动机所推动的人”。
顺应民意，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解体，分为两个国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1998年连任，2003年结束总统任期，退隐为普通公民。我在图书馆买了一本捷、英双语的哈维尔生平图册，书名就是《瓦茨拉夫•哈维尔——异议者、总统、公民》。2011年12月18日哈维尔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捷克为他举行了国葬，当时的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法、德总统，英国首相，美国国务卿等各国政要和捷克民众一起在圣维特教堂为哈维尔送行。
今年3月，习近平以元首身份首访捷克前，《环球时报》在介绍中捷关系历史时说，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中国有偏见。其实对中东欧人民几十年饱受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专制之害稍有了解，就能理解这里的人民对国家独立、社会民主有多么渴望。我倒认为不是捷克对中国有偏见，而是中国的一些媒体(如《环球时报》)对捷克人民有偏见。哈维尔说：“人类若想要生存和避免新的灾难，那么全球的政治秩序必须有赖于各文明、文化、民族或者各大洲之间真挚和双向的尊重，诚实地寻找他们共同拥有的价值和基本道德规则，并将之建立为这个全球联结的世界上共同存在的基础。”
偏见造成哈维尔的著作难以在中国出版，我手边仅有的哈维尔著作的中文本是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一本非公开出版物，由已故的李慎之先生作序。不知道是不是唯一。
参观结束时，我们问哈维尔的墓地在哪里，女士又跑上楼去查询。几分钟后她下楼将一便笺递给我们。墓园名为：Vinohradske Hrbitovy，乘地铁A线，在Zelivskeho站下车。她说比较远，是一普通的墓地。我想大概又要找一番，这次来不及了，如有机会再来布拉格，一定要去那里放一束鲜花。
如今的捷克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世界前列，没有任何社会动乱，有健全、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有先进的、高水平各级学校……
在满街各种人物雕塑的布拉格却没有哈维尔的一点影子，一位带领国家完成重大历史变革的政治领袖，一位离任十几年、去世不足五年的总统，在其国家的首都竟难寻其印迹。没有宏伟的纪念堂、没有壮丽的纪念碑，他留下的是国家和平稳定的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这大概正是哈维尔追求的。
我欣赏哈维尔的这段话，并抄在常用的笔记本上：“不，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此，我并不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但我同样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意味着，我并不会相信一切都会出问题。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这是因为，没有希望，就绝不会有进步。希望，像生命本身一样重要。”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