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15日(一)

中日应建立非政府层面的民间交流,而这些新型交流可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中日应建立非政府层面的民间交流,而这些新型交流可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7月中旬,中日友好交流团体的一名日本职员在北京被捕。据报道他被怀疑一直以来从事间谍活动。我不知道详细讯息,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势,有可能其他日中友好交流团体的关系者也会被捕。这样下来,中日友好团体在促进两国之间友好关系上的存在意义,会更为弱化。

一些专家主张东亚各国必须建立包含中日两国的一个共同体。我同意这项建议。但是我更认为中日之间的共同体不应该是以如“中日共同某研究会”那样模式反映“中日友好”思考方式为主的,应该建立不属于政府层面等交流新模式。原因是不仅为了促进中日友好关系为目的,而且市民层次的交流活动会帮助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即实现公民社会。

可以说中国是公民社会不发达的非民主国家,而日本是公民社会相对发达的民主国家。但是以“中日友好”为代表的中日关系是非民主的关系,加之日本也在中日关系上不是民主国家。例如,对于环境问题而言,中国的空气污染、垃圾等环境问题都要靠当地政府所制定的计划,普通居民几乎没有权利参与。但在日本,“自治会”等居民组织、或者私营企业、NGO等民间组织能积极地参与环境问题。他们自行采取改善环境措施或给当地政府提建议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公民社会。

但是在关于环境问题的中日合作之际,日本不能用这些公民社会的系统。虽然日本已在中国的环境事业上投入很多资金和有很多志愿者参与,但日本只能服从当地政府的计划。于是日方的努力和贡献很难原原本本落到当地居民身上。例如,内蒙的沙漠绿化工程应该集中于恢复草原的工作上,但是恢复草原的工作不但要花很多年,而且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所以日本的环境团体只能在沙漠上种植树木,这些活动的意义不大。也凸显这些合作关系一点也不民主化。

在日本我找机会来建议以下的交流新思考:(1)交流活动时不要倡导“中日友好”;(2)不要把中国的各级政府视为中日交流活动上的唯一的视窗;(3)积极地展开“脱政府化”的交流活动;(4)不要担心上述(2)和(3)会减少交流活动的总体量。

无论政治体制是如何,在中国公民社会都要发达。为了促进公民社会化的目的,日本的有关团体要能与中国的市民团体合作。为了促进这些市民阶层交流,日本的媒体要能介绍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但是毕竟中国的民主化就是外国人不能介入的内政问题。我们只能观察、支援、抗议。而中日关系不是内政问题。日方要能把中日之间的交流活动发展为民主化。我认为这些民主化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少的影响。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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