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8月19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89 期)

赵紫阳参加“倒胡”铸成大错

胡耀邦和这个党的蜜月也就到此为止,亡党的危机既然度过,这个党就不再需要胡耀邦这种充满人性热心改革的总书记,而是需要坚持四项原则即能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衣钵的左派传人了。难怪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能量越来越大,原来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党内元老已经对胡耀邦不感兴趣了。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邓小平有一些指示就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向他们说,由他们两人往下传达,而把胡耀邦摆在一边。党性很强、精于党内斗争的强硬派,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倒胡”活动了,善良的胡耀邦还蒙在鼓里。他尤其想不到,总理赵紫阳竟然也是“倒胡”阵营里的一员,而且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一员。原来赵觉得胡干预了他的工作,就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要求趁邓和陈健在的时候“解决中央领导问题”。本来中国当时的领导被称作“邓胡赵体制”,现在这三个人当中,赵背着胡给邓写信要求“解决中央领导问题”,这不就是解决胡的问题吗?其实赵紫阳本来也是改革派,如果站在胡耀邦一边,共同抵制保守派的袭击,结局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样子,可惜他一着不慎,结果满盘皆输了。胡赵的失败,又一次记录了中共党内斗争中左派力量的强大。

“反自由化”的四个战役

沈洪: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中,您把80年代细分为四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阶段,这和一般的提法并不一样,是否因为您的“坚持”系列文章被视为“自由化”的靶子,这种亲历使您对“自由化”有更深的体悟?

李洪林:也不一定叫做四个阶段,就是这四次都有明显的事件作为标志,其实三中全会以后斗争就没有停过。我前面讲到的胡乔木写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1979年到1981年间的三次斗争,三次斗争都是胡乔木的小动作,没有兴师动众,所以我没有把它并入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

第一次反自由化运动是以批判白桦的剧本《苦恋》为标志。首先由军方发起,然后邓小平撇开总书记胡耀邦,直接找中宣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往下布置,并批评党的领导“涣散软弱”。于是胡耀邦赶紧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为“涣散软弱”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

第二次反自由化运动是1982年以邓力群入主中宣部,王震出掌党校为标志,开始了进攻胡耀邦之前的周密部署,拔除胡的羽翼。原来《人民日报》、中央党校、中宣部三个地方都是胡耀邦说了算。现在不是了。邓力群一到中宣部就把我免职挂起来,以便整肃。王震一到党校就撤销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的参谋部理论研究室,把主任吴江和副主任阮铭、孙长江全部赶走。邓力群还想把《人民日报》放在中宣部之下,由他来领导,但是中央没有同意,所以《人民日报》在规格上还是属于部委这一级,中宣部不能直接领导。但是《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都被弄掉了,由秦川任社长。胡绩伟是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最得力的助手,可惜胡耀邦竟不能保护。

三反自由化最大的事件就是撇开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 “生活会”围攻胡耀邦,逼迫他下台,然后扩大战果,整肃了一批“自由化分子”,那个名单据说是 “十三太保”。当时我已被邓力群赶出北京,去了福建。但也躲不过这一劫。胡耀邦一下台我就被免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了。198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处理“十三太保”。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对这个事不积极,上午讨论了几个:吴祖光“劝退”,王若水“除名”,苏绍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张显扬开除党籍。中午吃过饭,下午他就讨论别的问题了。那个名单没再拿出来过,我算是“漏网之鱼”。我怎么知道我在那个名单上呢,因为当时福建省委奉命整理我的材料,由贾庆林带到北京来,以供开会讨论(贾庆林当时是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分管组织工作)。有趣的是:这个材料我也收到了一份,不知道谁给我寄的,用的是省纪委的信封,没有寄件人的署名,我打开一看,没有信函,只有一份《关于李洪林同志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不禁哑然失笑:材料上也举不出我有什么问题,只举出我在《一国两制与福建》的研究报告中,建议开放厦门为自由港。再就是邀请外地学者来福建开研讨会时,也邀请了胡德平(胡耀邦之子)云云。我想一定是某位勇于打抱不平的人,特地寄来一份让我开开眼界的。

第四次反自由化就是“六四”,这是一次战略决战,特点是“武器的批判”完全代替了“批判的武器”。被称为“自由化”的人士,全军覆没。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以及学生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在党内斗争方面,最大的事件是总书记由赵紫阳换成江泽民。

我也未能幸免,虽然在1987年的“三反自由化”时漏网,但在这场“四反自由化”的风暴中,却被北京市长陈希同诬陷为给绝食学生“火上浇油”,并由中共中央常委乔石下令,把我拘禁起来,审查了三百多天。虽然什么“罪行”都没查到,只好放人,但却不让我回到北京家中,因为这一年要开亚运会,我如果留在北京,亚运会就不安全了。所以由福建安全厅派人来京,把我直接空运到福州。但是,北京有人还是不甘心,尽管无法对我实行“法办”,也得让福建省“从重”给我处分,才能消解他的心头之恨。福建省果然照办:给我一个 “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外加一个“行政记大过”,算是超额完成任务。能够给一个省委做这种指示的,究竟是什么人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本来处分党员,应该由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级党委批准。但我这个处分,是北京来的指示,不但支部无权过问,连福建省都只能照办。为了郑重其事,中共福建省纪委几位领导人专门把我找去,当面宣布处分决定。

我当场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去天安门广场,是受李铁映(政治局委员)和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委托,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撤回学校。结果却被诬蔑为‘火上浇油’,还要处分。如果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你们去做这件事,然后又要处分你们,你们能接受吗?”

他们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但是处分还是非给不可。因为旨意来自北京,他们不过是奉命照办而已。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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