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9月01日
编者按：李洪林先生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投身于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李老于2016年6月1日病逝。为纪念李洪林先生，我们特转载这篇专访。
双周刊编辑部
（接第190 期）
计划经济非改不可
沈洪：1984年，您赴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那里，您感到实际工作上的改革开放比思想领域更加艰难，难在哪里？
李洪林：项南到福建当书记后，中央给了一些特殊政策，他可以大胆做一些事情。他邀请我去当社科院院长，还兼党组书记。因为省里领导很开明，所以在开展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放开手脚。但当我接触到经济方面的实际时，才知道旧的计划体制是多么僵化，多么不易突破。当时福建常务副省长张遗，是项南的得力助手。我们俩很谈得来，他也常跟我发一些牢骚。他分管经济，最极端的例子是一次一条船的桅杆坏了，需要砍一棵杉树做成桅杆，但旧体制管得很严，但凡砍树都得经过国家批准，他气坏了，说我这个省长连给一条船批根杉木的权力都没有。
我在福建接触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福日电视机公司。1982年张遗经手引进日本日立公司的技术，和福建电子设备厂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公司。这个厂合资前有50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28000台，质量低劣。合资后，只增加了15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180000台，彩色电视机200000台，其质量是国内第一流的，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一下子赚了很多钱，而且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的小厂生产日立的零件，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其实所谓“合资”，中方并没有另外花钱，只是把原有厂房作价入股（日方是运来全套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但是国家计委反对，派人来调查，认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企业，还说了一些根本不懂现代经济的外行话。但是他们有权，就以权压人，卡这个厂子。当时副总理是薄一波，他亲自给这个新生的合资企业扣上“殖民地企业”的帽子。
于是我专门调查了福日电视机公司，写了一篇《福日公司调查报告》，用事实驳斥了那些无知有权的外行们强加给福日的帽子，这件事使我痛感计划体制非改不可。以前我的理论工作在中央，后来在福建深入实际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改革真是太难了。
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阻力很大，因为它要打破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实际上是打破各级长官对这些资源的垄断。夺了他们的权，怎么能不反抗呢？
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
沈洪：您从事理论工作多年，可以说是用亲身经历在体悟理论和政治的关系。笔杆子有很多种当法，“持不同底线者”有不同的命运浮沉。那么您坚守的底线是什么？
李洪林：共产党需要理论，自然是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这没有什么值得非难的。但理论寻求的是真理，真理总是稳定的。而政治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理论要为这种政治服务，只能疲于奔命，实际上沦为当时政治的包装纸，很难再叫理论了。所以我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但可以研究政治，评论政治。如果谈到底线，我的底线就是六个字，“凭良心、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我还作了一副对联勉励自己，也送给朋友；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
我把紧跟政治风向转来转去的理论家，比作追逐萤火虫的儿童，没有嘲笑的意思，而是出于同情。因为我也这样做过，太辛苦了，不但无功，反而有害。文化大革命时有两个词很时髦，一个叫“高举”，一个叫“紧跟”。只要权威人物一“高举”，下面的人立刻 “紧跟”。至于“高举”的是什么东西，当官的就不必管了，反正“紧跟”上头，“政治上”就没错。可是当笔杆子的就麻烦了，你得给那“高举”的东西讲出一番道理，做出理论上的包装。政治经常变，包装就要经常换。这不是和小孩在夏夜追逐萤火虫一样东奔西跑吗？最近听说，“宪政”又不能讲了。本来习近平一上任就号召“落实宪法”，落实宪法就是实行宪政。现在又有人不准讲“宪政”了。到底应该“紧跟”谁呢？理论怎么能为这种朝令夕改的政治服务呢？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主义
沈洪：不管是魏京生的批邓大字报，还是八九学潮中的激进学运领袖，激进派往往在历史的拐点处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您将之归结于偶然性，有必然的因素吗？
李洪林：对于个人来说，是张三还是李四出来扮演这个角色当然是偶然性。同样一个社会，同样一些事情，总有一些人看法比较激进，一些人比较缓和。其实“中庸”的原意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衷。“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是恰到好处，“庸”是有恒的意思，儒家用“中庸”表示道德的最高境界。按照它的原意使用这个概念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偏执过激，爱走极端，往往连好事都给弄坏。更何况见风转舵，朝三暮四，就更为人所不齿了。在现实生活里，过激主义又往往容易风行一时。但是经过长期考验，风行一时的东西往往像流星一样很快消逝。为什么20世纪前半叶只有马克思主义风行世界？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激进。《共产党宣言》那种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极端立场，以及“我们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的许诺，对社会底层那些想改善自己状况的群众，以及一切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开始走向共和，但民国初建，百废待兴，群雄逐鹿，社会不宁。可是那时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远比今日为强。各种主义都可以自由亮相，公开竞争。马克思主义就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这个主义后来征服了中国，当然主要靠政治和军事力量还有苏联的援助，但这种主义的激进，确实能鼓动群众。
关于激进主义和现代中国革命这个大问题我就不说了。现在只说我亲身经历的两次具体事件。一是魏京生在西单墙写大字报批评邓小平。从邓的一生来看，他说一不二，只能独掌乾坤，实际上就是第二个毛泽东。在这一点上，魏京生没有批错。但是当时那个情况下，魏京生的大字报是不合适的。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刚刚开始掌握权力，毛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必须把毛留下的绊脚石搬开，中国才能前进。然而邓小平正在搬石头的时候，魏京生却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这是从背后向邓小平放枪。我1996年在纽约见过刘青（西单墙的积极分子之一），他说当时我们不同意他贴这张大字报，魏京生非贴不可。而事实上这张大字报果然起了作用，是促进邓小平更快地向左转。这就像是足球混战的时候，有人临门一脚把球踢进去了，但是踢到自己门里去了。魏京生那张大字报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当然，当局为此把魏京生抓去，并且一下子判了十五年，是完全不应该的。一个青年人，就因为行使了一下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把他可贵青春葬送在监狱里面了。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胡耀邦坚决反对逮捕魏京生，但已无法挽回了。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