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1966年8—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掀起的“红卫兵”的红色风暴、红色恐怖中,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1966年11月《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材料),西城区61所中学,有276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

读书摘记

姚监复摘编

(2)个性迷失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二

——“告诉我,先知的竖琴,为何你沉默不响?”

——“他得了个性迷失症。”

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人患了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失去了个性的“个性迷失症”。

一、从《辞海》的定义看个性与人格的迷失。

按《辞海》的定义,个性即人格。人格——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人在一定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特质。人格又指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即具有感觉、情感、意志等机能的主体。人格主义者将人归结为能进行各种精神活动的统一体,并认为“人”、“我”与“人格”是同义词。还有对人格的另一种解释,指个人稳定的心理品质,包括人格倾向性(人的需要、动机、兴趣、信念等)和人格心理特征(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前者决定对现实的态度、趋向和选择,后者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上的个人特征。

依照《辞海》的定义和解释,人、我、人格、个性是同义词。那么,个性迷失症就是人格迷失症、自我迷失症和“人”的迷失症,人不成其为人,从公认的人类的道德、价值中迷失了。

二、法西斯德国的知识分子的个性迷失症。

著名的记录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工厂有关人物与事件的电影《浩劫》和许多讲述、评论“希特勒和知识分子”的出版物中,都严肃地审问过参与建造毒气工厂的德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你参与了杀人工厂的技术工作吗?你良心上不认为自己有罪吗?”几乎所有的这些参与杀人机器的制作和运行的知识分子都不承认自己有罪,良心上毫无忏悔之意。这些在工程技术上确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平静地以纯技术的角度谈过去自己在杀人工厂的工作时,公然为自己辩护,主要论点就是:“反正这些犹太人面临死亡的命运,我们设计、建造的毒气室是一种让这些人死亡时最迅速而且痛苦较少的死法。”对他们设计的毒气室的尺寸、毒气喷出的时间、速度,甚至连运送犹太人及其尸体的卡车车厢的容积比,都自认为计算得准确、结果较为经济有效,如能运载较多的尸体,运尸车转弯时还保持车厢平衡等。这些法西斯化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人格与人性,变成为希特勒杀人机器的一个螺丝钉,是杀人长链中的一环,而不是某一个叫做豪夫或霍夫曼的工程师个人了,是服从希特勒指令的驯服工具,丧失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工具人、非人的人,个性迷失症患者。

知识分子的个性、人格为什么会迷失?因为在希特勒的法西斯教育下培养出来畸形的人。希特勒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教育人。”“国家的责任,是把青年锻炼成一副有用的工具,去发扬未来的种族。”希特勒重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德国年轻的一代培养成对纳粹政权绝对服从、对元首或领袖绝对忠诚、勇于为纳粹德国卖命的工具。巴伐利亚文教部长汉斯?舍姆对慕尼黑教授讲话:“从现在起,对你们来说,不是要判断某件事情是否真实,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精神。”1937年1月纳粹政府颁布了《文职人员法》,规定教师必须是民族社会主义党(简称纳粹)所支持的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必须随时准备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保卫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教师必须宣誓效忠和服从日耳曼民族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法学家胡贝尔强调民族领袖国家特征之一是废除对国家保留的个人自由权力:“个人自由权力同民族国家的原则并不相容。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离开国家的个人人身自由。”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就职弗莱堡大学校长时说:大学的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德国人民命运的领袖和卫士。”“大肆鼓吹的‘学院自由’将被赶出德国大学因为它消极而不真。”他认为,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就是活生生的、未来的德国现实和法律。1933年3月的大选中,由海德格尔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一份支持纳粹党的声明上签字;1933年11月,700多名教授在“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了名。希特勒将10—13岁的男孩编入少年队,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时集体宣誓加入少年队,誓词是:“在代表我们领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希特勒青年团成立于1926年,1936年希特勒命令,全国所有的10—18岁男性青年必须参加,成员达到800万人,14—18岁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正式团员,军事化管理,过集体生活,接受纳粹思想的教化,作为德国国防军的后备力量,成立各种准军事性分团。这样,希特勒从少年、青年到大学生、知识分子就全面、系统地培养、造就了整个一代患上个性迷失症的近卫军,忠于希特勒的以铁和血进行征服的战争工具,相信希特勒的理论:一个民族愈残忍,便愈容易生存下来,否则难免灭顶之灾。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了自己的伟大。(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194—208页,时事出版社,2000年11月)

在造就纳粹近卫军,个性迷失症的杀人狂方面,一些忠于希特勒的新闻人士起了重要作用。戈培尔认为:“宣传的目的并非培养崇高的精神,宣传绝不应该是正正当当、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宣传的使命在于保证胜利。”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可以夸大事实甚至可以制造谣言。谣言说上一千次便成为真理。1933年10月纳粹政府颁了《报刊法》,要求编辑们“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纳粹当局建立了政府统一发布新闻的制度,在每天举行的“德国政府记者执行会”上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发布新闻报导的方针,各报刊必须根据政府发布的指示去刊登各种消息和评论文章。(《希特勒与知识分子》,255—256页)

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海德格尔一直为自己成为纳粹党员的思想根源和动因辩解。他在1933年说过:“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的和未来的德国现实和法规。”而且认为希特勒上台执政是一次“庄严的伟大的破晓。”“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首先不是一种文化上层建筑,而是这个民族从本身泥土中和血统中生长出来的人物经过最深刻的考验的力量。”无疑是在吹捧希特勒。1976年海德格尔辩解道:“当担任校长时,我心理很清楚,如果我不做出妥协,就干不下去。”“我当时看不出其他出路。在22个政党的各种意见和政治倾向搅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种民族的、尤其是社会的态度。”而且海德格尔在1953年出版的《形而上学引论》中说:“今天被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哲学而兜售的著作就出自在‘价值’和‘整体性’的浑水摸鱼的人们之手;但这些著作与这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性(即全球化技术与当代人的相遇)毫无关系。”证明海德格尔直到战后还在坚持纳粹运动具有内在的真理和伟大性。正是有一批海德格尔式的大知识分子的学术同希特勒的政治奇特的结合,将德国文化糟粕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崇拜权威和天才人物等文化进行了巧妙的加工和宣传,自己成为个性迷失症,又培养德国人成为个性迷失症的传染病患者。海德格尔的“向死的哲学”,要求人们通过“死亡之门”走进自己“本真的存在”,认为真正体现人的本质的“烦”、“畏”、“死”三种基本情绪中,对死的领悟最能使人从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最能使人获得生命的动力,开拓出自己生命的道路,要求人们把死亡作为促使自己意识到“自己是单独个人”的门径。二战战场上德军士兵的尸体边常会发现海德格尔的头像和他的《存在哲学》,“向死的哲学”引导这些个性迷失症的可怜德国士兵走向死亡,还自以为是为元首希特勒而死,实践了希特勒说的在永恒的战争中,人类将变得伟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人类将会毁灭。(《希特勒与知识分子》,135页、309页)

当然,德国有一批有良心的敢于抗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流亡海外的2500名作家,是德国的文学界的明星,包括享利希?曼、托马斯?曼、阿诺尔德?茨威格、施特凡?茨威格等。在国内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作家进行了英勇的反法西斯地下斗争,克劳斯写的讽刺小说《PLN?哈利孔灵魂的激情》,是一个随时可判决的死刑犯留下的作品,讽刺哈利孔的法西斯国家里,任何荒谬绝伦的事可能变成事实,法西斯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外在表现,首先是国家对个人的私生活规定下严格的条条框框,国家对个性最骇人听闻地蹂躏。法西斯国家对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严密监视使人普遍产生了恐惧感,人格受到损害。小说讽刺大哈利孔法西斯国家的公民权利,“按第SP857号文件规定:

第一,每一个哈利孔人有权不受限制地免税日夜呼吸空气里的氧气。

第二,咳嗽、打喷嚏、打嗝、打哈欠和其他悄声小心的机能性活动不在惩罚之列。“(《希特勒与知识分子》,265页)

“红色合唱团”的领导人舒尔茨?博伊森在牺牲前写的一首诗,表达了对正义事业的信心:

“我们播下了种子。

即使我们倒下,

我们知道,总有一天

精神必将战胜强权。

斧头、绞索和鞭子

压不服正义的人们!

你们只是瞎眼的法官,

你们不能代替全世界的法庭。“(《希特勒与知识分子》,269页)

在反对希特勒的地下抵抗运动中,有些法西斯政权的官员在认清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后,背叛了法西斯运动,成为法西斯政权的反对者。蒙斯霍费尔自我批判的十四行诗《罪》,忏悔了自己过去的罪行,决心同过去决裂,重新认识“什么是罪”:

“开庭审判吧!我为我的罪而骄傲。

不相信复活终将到来,

不相信人民的好日子终将到来,

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罪行。

但是,我为另一种罪而羞愧!

我没按时尽到我神圣的责任,

我知道灾祸却长期沉默,

过迟做出裁判。

我胸中悔恨交加……

我欺骗了良心,如今我要坦白:

我曾让自己和别人受到蒙蔽,

我没发出警告:深渊就在前面!

直到现在我才充分认识

我不够坚强——这就是我的罪!“(《希特勒与知识分子》,271页)

最后,豪斯霍费尔被法西斯政权夺去了生命。在黑暗的年代,这些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迸发了民族的呼声,而且是民族的良心。(《希特勒与知识分子》,272页)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民族的良心”,因为他们摆脱了个性迷失症,找回了自己的人的尊严、人格、人性。

三、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的个性迷失症。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大量的宣传资料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的残暴罪行,特别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骇人听闻的慰安妇、违反国际公法的毒气战……但是,日本官方不愿真心诚意地认罪。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方律师为战犯辩护说:“军人是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因而个人是无罪的。”同德国毒气工厂的工程师、技师只是打开毒气开关的工具人一样,日本军人是用刺刀代替毒气杀死中国平民,都只是杀人血链中的一环,杀人机器的一个螺丝钉,都是法西斯杀人狂,又是抽象的和具体的“军人”,似乎可以摆脱历史的惩罚。作为个性迷失症的又一类典型人物,这些日本军人在残害中国平民时,都以“军人”身份出现,失去个性、人格与人性,作为“我”的“人”消失了。最后,无论是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还是道德法庭,自己良心的法庭,这些罪犯都变成了隐身人,悄悄地消失在“军人”、“SS队员”、“纳粹党员”等共性的抽象的集合名词之中了,没有杀人犯、强奸狂的个性、个人的人格、个人的道德、个人的责任,也没有人所具有的正常的人格倾向性和人格心理特征、心理品质,也就根本抛弃了作为人的个人的尊严、个人的道德、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社会特质。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溶化到抽象的“军人”、“队员”、“党员”的概念之中,这些罪犯自觉地犯罪,是因为他们已经迷失“个性”,失去“人格”,丢失了“自我”,也不是“人”了。这样,他们不承认恶是恶,感受不到自己在作恶、犯罪,良心上无愧疚感,也不想自己将为此负有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更值得重视的是日本的许多官员和平民,认为被追究战争责任由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一些日本战犯的灵位可以供奉在靖国神社,同死难士兵共同享受日本政府官员及后人的祭祀,也就是否定了战犯的责任,本人的罪行。至于士兵们可以用军人执行命令,个人无罪来为自己解脱,请问:下命令的最高军事领袖有没有责任?有没有罪?发出宣战诏书,下达作战命令的最高统帅有没有罪?个人要不要承担历史责任?日本天皇是无辜的人还是有罪的罪犯?为了对付苏联,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保护了天皇免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天皇逃脱了战败国元首理应认罪的历史性审判。他也以不是理由的理由摆脱了历史的惩罚,似乎是受了军部军人的欺骗,最高统帅的个性、人格也迷失了,罪行与审判也消失了。可是受难者的苦难却是终生的痛苦!

在凤凰电视台“九一八”那天播放了“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再一次向世界控诉了日本侵略军设置慰安所,残害慰安妇和强奸妇女的罪行。日本军人铃木良雄等坦白了他们的末日心态,认为日本肯定战败,作为军人会战死,在死前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身为男人就豁出来,找慰安妇发泄,满足幻想中最后的征服。金子安次说,没钱,就在扫荡时进村强奸妇女。在失败前,精神崩溃,以迫害妇女呈现占领者的疯狂。他们揭露,日军在把中国分了“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敌占区”三类型地区后,指挥官允许在敌占区(即八路军控制的解放区)士兵可以为所欲为,什么干事都可以干,因此,日军就胡作非为,包括强奸妇女。这些日本士兵在军方上级的默许、暗示下,都失去了人性、人格、道德感,个性迷失症发作后以“占领军大兵”的身份,集体作恶。

令人发指与痛心的是,60多年以后山西盂县的一位老妇,当年13岁的慰安妇侯巧莲一身残疾,内心深处梦魇纠缠,半夜里恶梦惊醒,耳边仍是皇军的皮靴声。性暴力受害者,由于多年冤屈未能伸张正义,而凶手、罪犯从未认错,心灵创伤更为深重,不仅生活极为困难,也遭到社会歧视,不愿参与社会生活。盖山西这位慰安妇老年又患子宫大出血等妇科疾病,无钱医治,也找不到当年凶手索赔,最终服毒自杀,结束了悲惨的一生。当年的罪犯,日本皇军的官兵,竟然可以不对这样的罪行负责,还敢于否认慰安妇的事实与罪证,天下公理何在?铃木良雄、金子安次亲眼看到日军轮奸中国妇女的惨状,还揭发有一次一位进行反抗的妇女被四个日本军人拉住四肢,往下部塞入棉花,倒上汽油,活活烧死。这样的日本皇军,哪里是纪律严明的军人,正是菲律宾一位慰安妇在日本法院前指出的“他们是野兽,还不如野兽。”人是由野兽变成的,猿同人的基因有90%相同,人身上有人性,也有兽性,是天使加魔鬼。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证明了他们充分地把人类的兽性、魔鬼面展现出来。由于个性迷失症,日本战犯和犯下军事性奴隶制度的战争罪行的众多官兵,已经失去了人性、人格、人的尊严、人的道德,展现出真的返祖现象:他们变成了野兽和野兽集团。

四、中国也有个人迷失症的群体:“红卫兵”。

在德意日法西斯分子言行中体现出来的,失去人性、人格的个性迷失症,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可以找到比比皆是的案例。暴君以稳定、天下太平的名义,命令杀大臣或大臣杀民众;暴民以革命、替天行道的名义,杀官员或平民百姓,都不是以个人名义的仇杀、妒杀或谋财害命,而是为了“天”和“道”的正义之师,才能组织成个人迷失症为特征的官军或义军的庞大队伍。在古代史、近代史如此,在现代史中也是如此,特别典型的是39年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红卫兵。

当一批响应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召的清华附中的中学生组织起“红卫兵”时,当毛泽东、林彪、江青、周恩来都戴上中学生的“红卫兵”袖箍,表示官方肯定和支持“红卫兵”组织时,作为“红卫兵”的中学生已经是个性迷失症中毒者了,成为没有个人的个性、人格、道德的,没有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意识的“红卫兵”集体成员的工具了。而且对残害、毒打、甚至打死无辜民众不承担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自我良心谴责的责任。在反修反资、造反有理、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的革命口号下,采取了周恩来称为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残酷手段(凤凰电视台2005年9月介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历史的解说词)。“红卫兵”造成了1966年北京八月红色恐怖中的悲惨后果,但是由于个性迷失症,没有“红卫兵”受到法律、道德和良心的审判,都可以保持长远的良心平静,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无怨也不悔。

在1966年8—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掀起的“红卫兵”的红色风暴、红色恐怖中,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1966年11月《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材料),西城区61所中学,有276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市中心地区的有50年悠久历史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许多高干的女儿如宋彬彬、邓榕等都是该校学生的著名中学,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用垒球捧、带钉子的桌椅腿、跳栏的横档活活打死于学校中。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运垃圾手推车上的卞仲耘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送医院,红卫兵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接受了宋彬彬(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套在毛泽东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后,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大会后,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这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了校长的女子中学,附属于师范大学的中学的“师范”就是在首都北京红卫兵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女校长、革命干部卞仲耘。

杀人偿命,是古今中外的文明规则,至少应依法审判、判刑。但是,全体革命造反派都是个性迷失症,就可以使个体在群体的红卫兵的掩护下神奇地土遁消失,不承担杀人罪责。1979年4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依法提出控诉,他没有直接控诉打死卞仲耘的红卫兵,而且是控诉挟嫌作伪证陷害卞仲耘的袁某。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文件写道:

“被告人袁××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撰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第2项之规定,被告人袁××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文革中不可能起诉文革案件,文革后再控诉,又过了追诉时效期限。连犯罪行为被确认的当事人都决定不予起诉,对于那些红卫兵凶手,由于个性迷失症,更抓不住一个具体的张三、李四的个人作为起诉对象,即使起诉,也会同样地因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王晶尧不服,又继续上诉,8年后,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应予维持”。最高检察院的决定说:

“经复查,1966年8月5日师大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行、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袁××没有联系。因此,不能认定袁××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袁××在1966年6月21、22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这样,卞仲耘的非正常死亡无法找到责任人,没有罪犯、凶手、杀人犯承担罪责。我只能用世界各国历史上,特别是德国、日本军人的个性迷失症解释这种反常现象,尽量自圆其说,说服自己,克制自己的正义的愤怒和悲哀。

五、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发挥党内民主,需要克服个性迷失症。

党中央号召建立政治文明,发扬党内民主,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科学、协调的全面发展,就需要克服恶性传染症——个性迷失症。

不仅仅是红卫兵患上了个性迷失症,在党内民主制度不完善时,党的高级干部也受到个性迷失症的影响。在1959年对彭德怀、1966年对刘少奇进行了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批判时,为什么那么多高级干部没有一个人公开抵制、反对或沉默弃权,除了陈少敏埋下头来不举手,但也不敢公开发言表示自己的意见。除了别的原因外,个性迷失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每个政治参与者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要作关键性的选择时,他的身份成为“红卫兵”、“革命者”、“党派成员”、“委员会委员”的集合名词的成员,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人格、道德的约束,就可以不顾事实与真理。没有充分的必要的民主与自由,只有以维护大局、组织的统一与纪律、政治稳定,甚至用“有如女人嫁人,只能从一而终”的说词来约束、压服自己坚持真理的正义感,这时在迷失个性症的作用下不能也不敢按党的思想路线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了,只能做到晚年张劲夫在《人民日报》上纪念张爱萍时的反思:“1959年我们在庐山会议上都投了反对彭德怀的票,是愚蠢的忠诚,忠诚的愚蠢。”当然,在没有党内民主的健全制度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可能被戴上右倾、右派、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各种政治帽子。这样,只有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真理,连彭德怀最后也真诚地希望“宁愿毁灭自己”,来捍卫人民军队;张闻天这个文官也违心地承认加入“军事俱乐部”了。但是,最上层决策不民主不科学的错误将为人民、国家、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可怕的悲剧。要以史为鉴,就要从可能成为新的红卫兵的青年人到防止在某一次庐山会议上投错票的中年委员们都更清醒地认识,个性迷失症是有害的传染病,古今中外的历史悲剧惨剧多次证实了这个常识。

因此,在党中央强调政治文明、党内民主,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关键时刻,有必要反思个性迷失症对民族和人类造成的危害,警惕个性迷失症的传染与发作。

2005年9月18日

写于“九一八”74周年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