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永远不能忘记1999年在北京公交车上,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和令人震惊的车上谈话。站在我身旁的两位约八九岁二年级小学生,在车上热烈地交谈着,突然一位小女孩问她的同伴:“狼来了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个老掉了牙的故事,教育人们诚实,放羊的小孩喊狼来了,骗人开玩笑,最后第三次喊狼来了,没人来救,被狼吃掉了的故事,还有什么新的启示吗?结果,她的小同伴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谎话只能说两次!”两人都没有笑,一致同意这个聪明的回答。

姚监复摘编

(4)人格分裂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四

——“告诉我,先知的竖琴,为何你沉默不响?”

——“他患了人格分裂症——他在说谎。”

一、“狼来了”的故事的启示:“谎话只能说两次!”

过去,诚实是人的最基本的品德。从小得到的家庭教育的第一课就是诚实。华盛顿小时候砍了樱桃树,诚实地承认自己砍了,是美国和世界传涌的教育儿童第一堂最基本的道德课。

现在,时代变了,21世纪新世纪的新人出现了,有了新的道德观。报刊上一篇又一篇大大小小的文章在呼吁“诚信”,因为社会失去诚实,这个人类最宝贵又最基本的品德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1999年在北京公交车上,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和令人震惊的车上谈话。站在我身旁的两位约八九岁二年级小学生,在车上热烈地交谈着,突然一位小女孩问她的同伴:“狼来了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个老掉了牙的故事,教育人们诚实,放羊的小孩喊狼来了,骗人开玩笑,最后第三次喊狼来了,没人来救,被狼吃掉了的故事,还有什么新的启示吗?结果,她的小同伴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谎话只能说两次!”两人都没有笑,一致同意这个聪明的回答。我为小女孩的回答感到悲哀、心凉,因为世纪末的儿童、新世纪的接班人,中国未来的希望,不认为“狼来了”的故事是教育人们要诚实,而是教育、启示人们“讲谎话、骗人只能骗两次。”他们不是认为讲谎话是危险的可耻的,而是可以说谎话,良心平静地说谎话,只是“不能说三次”。“只能说两次”,两次说谎,骗人可能成功,三次就可能失败。纯洁的儿童的真诚与说谎双重性格集于一身,小孩子也传染上了人格分裂症。

“谎话只能说两次”的思想,成为纯情的小女孩的处世哲学,出现了幼年的人格分裂症,这是21世纪中国的悲剧。其根源还在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种下的恶果,身为副统帅的林彪身教言教,留下了处世名言:“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林彪集团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同时,在秘密阴谋谋害毛主席,制定了“571(武装起义)工程纪要”。从林彪到四人帮,再到陈希同,延伸到成克杰、胡长清,一直到大大小小的程……煤矿矿难背后的官商勾结的黑手,都在说谎,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地说谎。更重要的是:这些揪出来的贪官究竟占整个腐败分子的百分之几,还有多少在法网外继续又当婊子又树牌坊,继续扮演着罪犯与官员的双重性格的角色?人格分裂症的传染病已传染到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的纯洁心灵了!

二、中国知识分子怎么了?

2005年国庆前夜和国庆清晨,凤凰台播放了有关“中国特别电影”的节目,白桦讲到当年批判《苦恋》时有关艾青的故事。著名的诗人,曾经流放到新疆农场的右派艾青,非常关心批判《苦恋》时白桦的处境。白桦告诉他,有一位青年学生坚持要看他,答应不讲一句话,来到白桦房间里,放下了一个小包就走了,红布包着一块石头,上面写了一句话:愿你象石头一样坚强。听了白桦讲的故事,艾青感动得流泪,体现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的真诚的同情心。但是,不久以后,在公开的批判《苦恋》的大会上,艾青慷慨激昂地、严厉地狠批白桦,会后还说:“我在会上骂了你。”24年后,到了新的21世纪,白桦仍然在电视节目上茫然地发问:“中国知识分子怎么了?”似乎20多年无人回答,他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个既复杂又简单,既富有哲理又十分世俗的问题。其实,一种可以选择的答案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患了人格分裂症。”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在特殊的政治压力下可以演戏,象莎士比亚、莫里哀的戏剧里的人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特定的剧场——批判会上,批判文章中,他们的人格分裂出非人性的一种人格:可以出卖朋友、颠倒黑白、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能做到批判会上下毒手的,当时脸不改色、心不跳,几十年后再见面时,仍然良心平静地握手,脸不改色心不跳,无怨无悔。

令人尊敬的艾青先生患有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症,更令人肃然起敬的郭沫若先生也患有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症。人们永远难忘激情满怀的郭沫若怒斥四人帮的著名词章,“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声讨“狗头军师”、“白骨精”的抒发出人民怒气的佳词妙语。这是在四人帮揪出之后写的好诗词。但是人们也不会忘记1966年他第一个公开要求烧毁他写的所有的书,更不会忘记江青刚刚露脸地登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宝座时,郭沫若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当面给白骨精、女皇的颂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两篇完全不同风格、不同品格、不同人格的诗词,出自同一位著名诗人的口,只能说不少中国诗人、知识分子或者可能不少中国人都患上了传染病——人格分裂症。所以,白桦先生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怎么了?”似乎有了一点答案。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怎么工程师自己失去了灵魂了。没有自己独立的灵魂了,只有驯服工具、螺丝钉的功能或者成为既伤人又自残的双刃剑的杀人工具、伤人武器了。悲剧人物怎么形成的?什么样的悲剧造就出这样的悲剧人物?什么样的编剧和导演又怎么才能编排出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了”的荒诞悲剧?……

三、德国法西斯体制,是封建法西斯的重要根源,也是人格分裂症的病源。

林彪、四人帮统治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浩劫,被中共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概括为封建法西斯专政。因此,可以同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体制进行比较,探本溯源。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体制研究》一书中,可以找到一些希特勒的思想言论,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的表演如出一辙,这些法西斯思想与统治方法、手段正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症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根源。

1、希特勒的“民族的领袖国家”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领袖原则”,

1934年8月1日通过《德国国家元首法》后,希特勒任国家元首(党的领袖)。领袖原则成了纳粹政治体制的基础。尼采的超人哲学将人类分为超人和庸人,超人有超等潜能,完全掌握自我,摆脱了“畜类道德”或“奴隶道德”,是有权奴役群众的历史创造者,而大多数民众只是奴隶和畜群,是“超人”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希特勒运用尼采的超人哲学,提出由民族精英进行统治的领袖原则,认为:大多数人从来就不会有创造性成就,从来不会对人类有所发现,唯独个别人是人类进步的创造者。一旦一个民族引入民主,会阻止创造者的活动和发展,消除了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的可能性,结果一个民族的强有力的力量源泉就被阻塞了。希特勒强调,民众(人民)国家要以“大自然的等级思想”为基础,“一个民族应被它的最有能力的个人、那些生来适于统治的人所统治和率领,而不是指应让不谙这些任务的偶占多数的人去治理生活的一切领域。”领袖应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纳粹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口号,民众国家变成了民族的领袖国家。(《法西斯体制研究》,88—90页)

封建皇帝的绝对权威,来自上天、王室家族血统继承。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权威,则强调来自大众。希特勒1936年说:在德国,“政府受到全体民众的信任。我关心民众。15年来,我和这个运动一起逐步上升。我不是被任何人强加给德国人民的。我来自民众,生活在民众之中,并回到民众中去。足以自豪的是,世上没有任何政治家比我更有权利说他是本国民众的代表。”希特勒对“权威原则”说过:“有责任担当民众领袖的人是不对议会惯用的法律或个别的民主观念负责的,他只对所负的使命负责。谁要妨碍这种使命,谁就是民众的敌人。”德国全部权威高度集中,只有一个人——即纳粹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元首),拥有全部权威;领袖是绝对正确的、万能的,领袖的权威不存在法律的界限和政治的界限;任何其他人在不同领域或不同地区行使的任何权威,都渊源于领袖的权威;由领袖任命的各个人,有责任绝对服从领袖的意志和执行领袖的决定,但同时在其受命主管的领域或地区内又以同样不受限制的方式行使权威。领袖和各级地区领袖通过纳粹党(尤其是党卫队)的权威,控制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所有领域,控制了国家和国内每一个人,消灭一切不愿意承认领袖权威的机构、团体和个人。(《法西斯体制研究》,91—92页)

希特勒“超人统治”的领袖原则的极权制,“在权力结构上以领袖独揽全权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三权分立,以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取代有限任期制;在决策程序上以个人专断取代集体原则和多数原则,在人事任命上以上级任免制取代民主选举制;以官员的对上负责制取代国家机关之间的制衡原则;国家行政管理上以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取代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原则。”(《法西斯体制研究》,92页)这样,就将坚持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改造成绝对服从民众领袖的驯服工具。为了免于被消灭的命运,患了人格分裂症。除了流亡海外的和留在国内的勇敢反抗的少数知识分子保留正直的良心以外,德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沦为法西斯体制的杀人机器的螺丝钉。文革中,封建法西斯体制传染了希特勒法西斯体制的一切恶疾,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传染上了德国法西斯体制下产生的恶疾——人格分裂症。

2、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同体”的核心思想是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希特勒利用包含特殊含义的德文Volk—有人民、民众、民族,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原始部落集团之意,用“民众共同体”、“人民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宣扬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s),指要建立一个排除犹太人,内部没有阶级对抗的德意志民族社会。在德意志民族内的人民共同体中,注重民族的整体利益一致性,淡化或主动调节内部矛盾,同舟共济,以复兴德意志民族,作为稳定国内秩序,鼓舞士气,加强德国对外扩张实力的功利目的。希特勒1933年10月7日在感恩节演说中强调:“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把个人或人类作为其观点和决策的起点。它有意地把‘民众’(人民)作为整个思想中心。对它来说,这个‘民众’是一个以血统为条件的整体,它在其中看到上帝所选择的人类社会的基石。”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再次强调:“民族社会主义纲领的要点,是取消个人自由主义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的概念,用扎根在国土之中,由于共同的血缘而结合在一起的‘民众’(人民)社团来代替。”纳粹民众(人民)共同体的核心思想是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在纳粹的理论中,“历史和人类未来的命运,都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

希特勒强调,地球上人类能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各个种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样就导致了激烈的生存竞争。严格的必然法则是强者胜弱者灭,“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世界。”(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波士顿1971年版,第296页;转引自《法西斯体制研究》84页)

希特勒不仅用种族主义的“民众(人民)共同体”思想对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还用来反对民主主义与个人自由的观念。希特勒说:“个人是短暂的,人民、民众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个人的神化中必定导致‘民众’的毁灭,在必要时,民族社会主义则不惜牺牲个人来保护民众。重要的是,个人应逐渐认识到,他的自我与整个民众的生存相比是无足轻重的……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自由,要比个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价值得多。”(1933年10月7日在感恩节上的演说,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说集》第1卷,871页。转引自《法西斯体制研究》,87页)纳粹党宣传“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你所具有的一切并非源于你自己的努力结果,而来源于德意志民族”,“一切民族同志一律平等”,“相互理解,融洽相处,共同意识到肩负着维护民族精神的义务。”(《法西斯体制研究》,87页)

这样的法西斯教育下,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人民、民族、民众利益的大帽子压力下,失去了争取民主主义、个人自由的权利,许多人自觉地或者违心地参加了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和党卫队,思想上也不得不同希特勒的人民共同体思想保持一致,这样也就患上了“人格分裂症”。

对于还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正视严峻的政治现实:1934年8月19日德国公民投票,以3800万票对425万票,批准希特勒就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第二天,希特勒声明:“我们夺取德国政权的运动结束了!”“今天,德意志帝国上至国家权力顶峰,下至地方行政机构,其领导权全部掌握在纳粹党手中。”确立了纳粹独裁统治和纳粹体制。(《法西斯体制研究》,80页)而且,纳粹党所特有的煽动群众的手段——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耸人听闻的演说,情绪炽烈的示威游行,冲锋队的街头暴力等群体行动的活力,哥们义气和激进好斗的形象,吸引了青年,迎合了急于要求采取有力行动改变德国落后、软弱、失败现状的民众的民族主义心理。(《法西斯体制研究》,66页)希特勒设计的的党旗和卐字标志,口呼“万岁”的抬臂礼,街头行动的褐衫冲锋队,对社会危机中有强烈不满和破坏欲望的小资产阶级民众也有很大吸引力。希特勒使用的极端的词令,煽动性口号,独裁者的作风,使不愿坚忍不拔努力、缺乏明确方向与信念,一向崇尚权威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农民投奔纳粹党旗下。希特勒说过,德国的下层群众崇拜强者,因为他们软弱。“他们希望有人把他们带了就走,而不希望带路人告诉他们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还可以怎样做。群众希望有这样的人,他们把靴子一跺,说:这就是正确的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崛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抓住了正在不断堕入社会底层的德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特点,以盅惑性的社会宣传获得他们的支持,形成其群众基础。(《法西斯体制研究》,58页)希特勒的人生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理论:“斗争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人能够生存或者能够保存自己而战胜动物界,不是靠人道主义,而只是靠最残酷的斗争手段……如果你不为生存而斗争,那么就决不能赢得生存。”“在这个斗争中,强者,能者,胜利了,而无能者,弱者,失败了。”(希特勒1928年2月5日在库姆巴赫的演讲,《法西斯体制研究》,56页)

希特勒的生存斗争哲学和残酷暴政的专制统治,使德国知识分子作为失去灵魂的战争工具,不敢反抗,也失去独立人格和民主自由思想。“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同样地也造就了畸形的双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患了法西斯德国的知识分子同样的传染病——人格分裂症。文革中即使最能自由幻想的诗人艾青、郭沫若,甚至巴金、冰心也不能不违心地批判别人、谴责自己,也是可怜的患有人格分裂症的人民群众的一员。正象希特勒说的德国的群众那样,“群众希望有这样的人,他们把靴子一跺,说:这就是正确的道路。”白桦奇怪刚刚痛哭流涕同情地关心白桦命运的艾青,怎么竟在不久以后的批判会上大骂白桦,翻脸不认人,假戏真做,“知识分子怎么搞的?!”其实,这就是文革中染上病的人格分裂症,政治背景就是文革中“四人帮”和各级权威的领袖把靴子一跺,说:“这就是正确的路!”艾青们、知识分子和全体民众都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思想上的疑惑,毫不犹疑地先跟着喊:“这就是正确的路!”

3、希特勒的宣传不受科学和事实的束缚,是纳粹党全面控制国民的工具和手段。

希特勒强调,宣传是一种手段,一种武器,必须妥为规划,以有效地服务于目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宣传要使用暴力,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纳粹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纳粹党领袖代表赫斯总结思想灌输工作时说:“在德国,新思想的影响不仅扩及政治方面,而且扩及整个广义的文化领域,亦即扩及艺术和文学、科学和经济、军队和劳动者、社会和家庭。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受到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影响,或受这些影响而改变。”(《法西斯体制研究》,第230页)

宣传不受科学和事实的束缚,就是说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如果说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民众在大谎与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未设想杜撰大的谎言,他们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够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法西斯体制研究》,230页)1939年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前夕,指示下属制造谎言:“我要为发动战争提出一个宣传上的理由,至于是否合乎情理,那无关紧要。对于胜利者,事后人们是不会追问他以前说的话是真是假。”(《法西斯体制研究》,230页)

60年以后,美国总统布什照抄希特勒的手法,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提出的宣传上的理由: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就是制造出的大谎言。当然,21世纪的人们不同于20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人们在追问布什以前说的话是真是假。在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林彪制造了存在反革命政变的危险、贺龙在北京阴谋“二月军事政变”的谎言,“四个帮”制造了刘少奇是中国的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谎言,但是公审林彪、“四人帮”两案人员时,似乎没有追问1966年说的话是真是假,为什么和什么人制造谎言。看来,希特勒言之有理,大谎比小谎更容易俘虏群众,包括知识分子。而且,知识分子又会成为大谎言的宣传家、传播者、理论阐释家、诠释家,如梁效班子,上海和北京的、全国各地的大小梁效式班子的骨干。这正是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症的病源。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而且可能随着遗传因子一代又一代遗传下去的危险病症。

4、希特勒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制造文化荒漠的政策。

1)希特勒采用社会笼络和社会心理拉平手段欺骗群众,“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

希特勒来自社会下层,懂得“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对此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用以维持一种统治、一种可信的必要的世界观。”希特勒的社会笼络和社会心理拉平政策,就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失业人数600万人,占劳动力的1/3.希特勒兴办公共工程、发展军火生产、发行债券,1938年失业率德国下降为1.3%,而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荷兰为9.9%,比利时为8.7%.希特勒规定40岁以下的工人、职员全部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个体经营者首次获得社会保险。1933年之后,德国明显增加失业保险、残疾保险、职员保险等基金。孤儿、寡妇、养老、残疾金发放面广了,但只限于纳粹主义“民族同志”。向多子女、贫困家庭发放“冬赈服务”、“母子救济”食品、煤炭。扩大职工有薪休假制度,延长至6—12天,青少年15—18天,工会修建疗养院,1937年全国约1000万人参加休假旅游。国家投资建造住宅、公园、运动场、企业食堂、卫生所等,满足小资产阶级群众心理上的“平等”要求。希特勒1933年说:“我们努力按照人的内在价值来衡量人。我们不看其外表,不看其表面,努力忘掉区分人的出身、等级、职业、财产、教育、知识、资本等东西。我们要冲破这一切将人们争取过来。”希特勒当局宣布将5月1日定为全民族的劳动庆祝日,表示“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将10月4日定为农民丰收节日,声称“农民是德意志人民的生命之源。”让农民做“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规定吃“大锅饭”的全体德意志人的聚餐日,这一天,大企业主站在工人身边,地主贵族站在农民身边,军官站在士兵旁边,作为形成民众共同体的象征。认为德国是“欧洲第一个克服阶级斗争的国家。”希特勒的这些宣传与活动具有欺骗性和控制性,社会笼络和心理拉平的象征性活动,使人们产生社会地位提高、平等的错觉,涣散了群众抵抗法西斯统治的力量和情绪,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愤怒的政治活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加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反犹行动,转移了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因此,纳粹德国广大下层群众对希特勒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法西斯体制研究》,272—275页)

2、暴力强制的“权力意志”、“领袖意志”。

希特勒全面控制国家的暴力强制的权力意志、领袖意志是德国纳粹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础。希特勒1936年说:“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执政,不仅是由一个新政府接管政权,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取得胜利。”新的世界观具体体现在1934年9月7日纳粹党代会上宣布的一个口号:“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说:“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法学权威汉斯?弗朗克博士说:“领袖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宪法。”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马萨诸萨版,139—140页)中说:“事无巨细,领袖具有绝对权威,并负完全责任。”“领袖的意志,以及他以任何方式表达的意图……都可以取消法律和修改至今为止通行的法律。”1933年10月起,德国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宣誓:“忠于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领袖”,1934年8月起,德国国防军的全体官兵也宣誓:“无条件服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领袖。”希特勒集中了党政军的大权,立法、司法、行政的大权,成为国家的领袖,而国家又是民众利益的所有活动的监护人,希特勒要求“把民众带入神圣的集体自我主义即国家中去”,“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群众必须接受领导。没有对群众的严格领导,就不能产生任何的历史决断。必须将民众组织到权威制度之中。”(《法西斯体制研究》,95—97页)在这样的暴力强制下的领袖意志、权力意志威慑下,德国的知识分子只有绝对服从,没有自己的愿望,在“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也只可能绝对服从,哪里敢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意愿,都成为可怜可悲的人格分裂症患者。

希特勒最重视“意志”和“权力”,推崇斗争、暴力和残忍。他认为:“人类在斗争中变得强大……不论他达到了什么目标,都是由于他的创造力加上他的残忍……人类的整个生命离不开三个论点: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领袖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帝国本身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希特勒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济,而是暴力强制的权力意志,由领袖体现的国家统一的政治意志。“只有在一个人得到了权力的支持,甚至权力本身时,他才能指导政治。唯其如此,才可能重新建设……现在面对德国人民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恢复国家的决心?”“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面对经济问题,希特勒对下属指示:“你下令解决它们,如果人们不执行命令,你就把他们枪毙掉。”(艾?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上册405页;转引自《法西斯体制研究》,98页)希特勒的暴力统治,除了国家司法镇压体系之外,还有司法之外的恐怖镇压的特殊工具——党卫队及其所属的集中营、劳动营体系。党卫队作为领袖权力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在纳粹德国不受任何法律和司法程序的约束,不受任何国家机关的控制,甚至也不受纳粹党组织的指挥与控制,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体制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法西斯体制研究》,98—99页)

在这样高压的恐怖镇压体系中生活的纳粹德国知识分子只能是沉默的反抗者或者变为人格分裂症的说假话的两面派,只能是作为希特勒的帮凶、打手、吹鼓手或者是流亡者,从1933年到1938年底,共有84批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以“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罪名被驱逐,流亡海外,包括爱因斯坦、享利希?曼、沃尔夫、布莱希特、茨威格、梅林等。这样,在希特勒德国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不少人成为自愿的行刑者,而在“四人”肆虐下的文革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更为可怜,既是自愿的行刑者,还是自愿的受刑者,自虐自阉的可怜虫。这正是传染、遗传、留毒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症的病源史。

四、为什么小孩说谎?因为周围的大人在说谎。

最后,再回到22路公共汽车上的小姑娘的对话,狼来了的故事使他们得到的启示是谎话只能说两次,而不是绝不能说谎。说谎会被狼吃掉,是老一代人从故事中得到的启示。而新一代儿童,明天的国家栋梁,从狼来了的故事学到的智慧,是谎话只能说两次,第三次人家可能不相信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以说谎话为耻、为罪呢?因为,周围的人大都患了人格分裂症,都在说谎或经常说谎,而且不脸红、不心跳、不惭愧、不必忏悔,特别是常常获得成功、胜利、盈利,而不是被社会上、市场上的狼吃掉。报上也宣传加入WTO,狼来了,怎么办?自己也变成狼!大家都成了狼,都说谎,都患了人格分裂症。因此,小女孩向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症患者提出了严肃的问题:“说谎是不是只能说两次?”她还会问:“为什么你们大人要说谎话?”也许他们再长大了会问:“为什么希特勒杀犹太人,人们不讲话?为什么苏联肃反扩大化,人们不讲话?为什么中国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人们不讲话?”“那么,地球上会不会再出现希特勒式屠杀、苏联式肃反和中国式文化大革命?如果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人们会讲话、会反抗还是会参加?”“世界上,大谎话可以重复多少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个性迷失症、集体失语症、和人格分裂症是不是不治之症的传染病?”

(2005年10月2日国庆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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