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发生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确深深影响了历史。就中国人而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声炮响”是祸是福,如今已有了公断。中国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曾深受俄国人的影响;中国一党专制的现代专制主义制度也是由俄国引进到中国来的。正因为如此,要研究党治结构的逻辑起源和发生学过程,就必须了解俄国革命,知道它何以发生,又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而研究这些东西,最好的切入方式是从讨论这样一个人入手,他就是俄国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作为马克思忠实追随者的列宁

列宁是一个天才的鼓动者、演说家,布尔什维克无可争议的领袖,但并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列宁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独创性,在这方面,他和马克思不能相比。列宁的激进主张大部分导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接受。比如,在1894年、列宁时年24岁时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大力批驳自由主义民粹派,阐述他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

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是要协助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组织起来,把工人运动从目前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抗议、“骚动”和罢工的状态,改造成整个俄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活动的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1

如果浏览一下列宁各个时期发表的主要著作,就会发现这种笃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对列宁来说是一贯的。然而,正是这种原教旨主义立场,使列宁既没有能对当时世界大势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做出正确判断,也误读了俄国的形势和这个正在进行现代化制度转型的老大帝国所面临的基本任务。

先来看前者。在这方面,列宁与“修正主义”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论争可谓代表。我曾经谈过,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西欧)是民主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1890年德国议会否决了延长“社会党人法”的法案(这个旨在限制左派政党活动的法案是俾斯麦政府于1878年颁布的),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党派的活动重新获得合法性。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各国经济的普遍增长,普通市民中有产者的比例也大幅增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爱德华·伯恩施坦提出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再把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的“大崩溃”,而应该训练工人阶级学会“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2

伯恩施坦的观点遭到列宁的强烈反对。1899年8月,还在流放中的列宁读到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成员赞成伯恩施坦而发表的文字《信条》时,立刻写了一封抗议书,指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党”,“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思潮”。3 那么,《信条》的作者究竟是怎样阐述“伯恩施坦主义”的呢?我们不妨简单作个引证:在指出欧洲形势的变化后,《信条》的作者谈到“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加重号为引者所加),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4 即便在今天读来,我也要说,这些文字写得何等之好啊!我们不难发现,恰恰是“修正主义”的上述主张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些在马克思主义语境内使用的语言,恰恰表达了民主宪政和制度现代化的一般逻辑。实际上,20世纪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来的,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仍有其生命力的那一部分遗产。相形之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立场却显得如此陈旧、死板,他对党内同事赞同伯恩施坦观点的批评,充分证明他对西欧“阶级斗争”发展的大格局的判断是错误的。

再来看后者,即列宁对俄国国内形势和社会改革之基本任务的误读。我们知道,俄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兼有亚洲式的专制传统和脱胎于拜占廷的东正教文化。与西欧相比,俄罗斯是落后的,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从1613年大贵族米哈依尔·罗曼诺夫被推选为沙皇起至1917年二月革命被推翻止)长达300多年的时间内,俄罗斯一直经历着“世界时间普世性”与俄罗斯“历史时间特殊性”之间的紧张。5 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启了从器物上学习西欧的过程;18世纪另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开明专制”继续了这个过程,并把“欧化”引入精神领域。经过19世纪上半叶专制主义卷土重来的反动时期后,1861年沙皇亚力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标志着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一个新的起点:农民开始获得有限度的、然而又是意义深远的解放。“大改革”不仅宣布了俄罗斯封建农奴制的结束,而且带动了行政、司法、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变革。虽然俄、土战争(1877-78)后亚力山大二世的被刺(1881)使俄罗斯沙皇主导的改革又呈异相,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再度猖獗,但俄罗斯制度现代化的总的历史走向仍然是清晰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仍然在发展,并在威权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取得很高成就;另一方面,政治现代化也总要寻找时机适时地切入,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它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战争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1905年革命促动了俄国国内的政治转型,君主立宪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总之,这是一个以俄罗斯历史进程特殊性形式体现的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看不到这一点,就说明没有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大趋势。

那么列宁的问题在哪里呢?当列宁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罗斯是不可避免的、并以此批评民粹派试图“阻止”资本主义的想法完全错误时,他本来是握有相当真理的。问题出在接踵而来的下面这个判断上,那就是无产阶级不仅要欢迎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不仅要最大限度地参加这场革命,而且还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为“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因此,“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而“‘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6 在这个基础上――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甚至可以把革命的烈火燃向欧洲,并反过来扩大俄国革命的历史范围,把革命向社会主义目标继续推进。7

让“无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这已经是对“俄罗斯特殊性的否定之否定”8,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而不是制度现代化(俄罗斯特殊性之否定)的逻辑。更何况,即便在马克思主义语境内,列宁也似乎走的太远了。同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资格比列宁还老的普列汉诺夫就不赞成列宁的意见,他认为不但要严格区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更要考虑进行这种革命的条件(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能做超越历史条件的革命跨越。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是“急进主义者”,列宁则反讥他的马克思主义前辈是“机会主义者”。9 今天,我们已不必就二人的谁是谁非做出评判;类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逻辑语境内是真问题,在制度现代化逻辑语境内则是假问题,且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其何以为假。我所关心的、也是从本书主题来看更重要的,乃是如下一点:既然列宁认定推翻沙皇的“资产阶级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还面临着走向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艰巨历史任务,他必然会提出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组织形式问题。列宁自己是这样阐述这个问题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10

事实上,正是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党等问题上,列宁主义开始显露自己的特色。我们马上就来更深入地研究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具体历史语境内生发出来的,它又怎样包含着后来演变为共产党一党专制之组织建构的逻辑胚芽。

铁的政党:列宁主义的真正创造

就列宁本人而言,建设一个强有力的、足以承担革命使命的政党,是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曾回忆说,早在19世纪末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的那几年,他就开始认真考虑建党的组织计划,以至于把自己搞得“夜不能寐,异常消瘦”。同为流放战友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也回忆道:“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宽广的叶尼塞河边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散步的情景。这是一个寒冬的月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西伯利亚一片冰封雪盖、辽阔无垠的大地。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讲述了回到俄国后的计划和设想。创办铅印的党报,把它迁往国外出版,利用这张中央机关报来建党,这样,这个机关报将成为建造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大厦的特种脚手架……。”11

这段回忆深情而浪漫,令人生出几分感动,又几多感慨。

后来的历史发展真和这里的描写差不多。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后,迅即在德国创办、出版了《火星报》,这张报纸成为列宁要建设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中心。为了批驳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提倡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推崇“自治”和“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等观点,列宁撰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建党见解。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这次大会上形成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在组织构建原则上产生了严重的观点对立,于是列宁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再谈他自己的建党主张。这些主张中最重要的要点包括:

● 党是由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松散团体。应该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12

● 党的核心应该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人组成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理由是:“(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13

● 在党的外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它们应服从党的监督,接受党的领导,但不可“把这些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14

● 在党组织内,必须贯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用集中制反对自治制,就是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反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15

以上几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确勾勒出一个全新的,既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党、也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建党模式。“集中制”和充当核心、领袖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这个模式最显著的特征。

1947年胡适写过一篇文章,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16 这篇文章的要旨当然在批评共产党的独裁,但在论及俄式政党的特征时,似乎忽视了这些特征形成的具体历史语境。要知道,当列宁提出以上建党原则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尚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这种非法身份不能不对党的组织构成和运行方式产生影响。列宁自己就曾有力地阐述过秘密状态下的党为什么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主原则”:

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试问,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

关于民主制的第二个标志即选举制,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个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中是不成问题的……。(但对专制的俄国来说)要所有“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我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工人事业》所讲的那些响亮词句的真正意义,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17

引述上面这些,是想强调一个意思:要历史地看问题,即便是那些后来发展为专制主义的、极其可恶的东西,它的起源也可能包含着某些极容易理解的客观因素。但我为列宁的“辩护”(如果这种引证可以称之为“辩护”的话)只能到此为止,因为列宁确实没有注意、至少是没有强调事情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集中制的弊害和党的权力中心的寡头倾向。

研究政党组织之“寡头”问题的最好著作之一,是德裔意大利籍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911年发表的《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米歇尔斯首先承认组织的必要性:“组织看来是形成集体意志的唯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18 这与列宁的观点显然是一致的。――列宁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9 然而,米歇尔斯的下列断言却显然超出了列宁的视野:“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都是显而易见的。组织的结构在赋予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却使组织化的大众发生了深刻变化,完全改变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地位。”20

米歇尔斯也强调政党组织的非民主特征,但他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讨论的――

在组织的日常活动中,一定程度的专制独裁有利于政令的迅速传递和执行……。在政党组织中,特别是在那些作为战斗堡垒的政党组织中,民主不是只供自己享用的东西,而是一种对外出口的物品。任何政治组织都需要“一套不妨碍其行动自由的轻型装备”。民主与这种策略上的及时性是格格不入的,民主本身并不利于组织立即采取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政党(即使是那些民主主义的政党)对全民公决以及其他保障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得以实现的举措持有如此深的敌意;这也是这些政党组织架构呈现出即使不是绝对的专制,也至少是强烈的集权和寡头倾向的根源。21

而米氏真正担心的是组织的这种本性所必然造成的“领袖的专断”。随着“寡头”――也就是不多几个掌控着组织大权的领袖所组成的小圈子――的形成,他们会变得日益保守,这个小圈子也将逐渐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有可能――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将――背离组织原来所追求的目标。权力意识总会使人变得自负,渴望主宰他人的欲望会迅速膨胀起来;而大众的漠不关心、得过且过,以及希望得到引导,将进一步助长领袖对权力的本能贪欲。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代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最后,当组织内的权力竞争超过了政党与其敌手间的竞争时,政党就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纯洁性,因为政党本来意味着迈向某种共同目标的一致意向,一旦这种共同意向不复存在或至少变得模糊起来,所谓的政党就只能是单纯的“组织”而已。22

米歇尔斯的研究语境和讨论对象是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时的德国社民党是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组织。这一点与列宁讨论问题的语境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米氏论证一个合法的、公开的党在其运行中会从民主走向独裁(寡头统治),那么列宁的秘密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从建党一开始就不能不是高度集中的、寡头领导式的党。但列宁只是囿于条件所限而不能实行民主,却心仪之;而米氏则断言任何组织都不免走向专制,寡头统治乃是所有政党都难以避免的结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我以为,尽管米歇尔斯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23 但在对组织的本性的理解和前瞻上,米氏显然比列宁高出一筹,因为他看出了组织所蕴含的内在的危险。当然,无论米歇尔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料到、更没有论证过“组织”后来的发展:在一党专制条件下,“组织”会生发出更为玄妙、也更为可怕的功能,成为锁住人的手脚的镣铐,禁锢人的灵魂的紧箍,成为一党专制的得力助手和基本控制工具。这种研究需要新的材料和新的体验。它只能由我们来继续、来完成了。

强调集中,强调“铁的纪律”,这是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和建党实践的重要特色。这种特色不但在秘密年代,而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也成了党的传家宝。1920年列宁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各国代表传授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经验时,就把“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当作“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24 此类的“传经”似乎进一步说明列宁囿于一时的经验而缺乏更深刻的反省精神,把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当成了普遍真理。

当然,如果我们只是在政党建构理论内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仍然没有超出米歇尔斯式的问题域;列宁主义党建模式的真实历史意义恰恰不在于此,而在于这种组织结构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当“铁的政党”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逻辑范畴内与国家政权“合二而一”而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国实践时,也就是说,当“铁的政党”真的掌握了国家权力并形成排斥一切竞争对手的权力垄断局面时,历史的不幸才真正注定了要发生。

“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党专制的形成

如同法国巴黎公社一样,俄国十月革命并不具有共产党长期以来所宣传的那种“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时代意义”。就俄罗斯现代历史的发展轨迹言,导致这场“革命”爆发的内、外因素很多,而且总的讲这些因素大部分可以归结为历史演进之逻辑意义上的偶然性,比如“二月革命”后出现的混乱格局以及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社会转型进程的悲剧性影响。对于这些,俄国人自己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25 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乃是借助这场革命而产生的一个新型的政权――布尔什维克政权,它给自身界定的“本质”属性,证明这些“属性”之正当性的根据,以及它在现实操作、运行中所呈示的那些实际特征。

研究俄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国家与革命》。该作品准确表达了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所理解的、即将进行的这场“革命”的性质。讨论是从引述(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学说开始的。列宁强调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又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按照这个逻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不可能“合作”或“调和”的――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26

可以说,这是关于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将独自垄断政权的最明白无误的宣示。

它也同时宣示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当然在否定之列。

按照列宁的说法,“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加重号为引者所加),――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27

大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知,即便是在1905年后实行君主立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摆脱了秘密状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杜马的正式党团,列宁也从未考虑过与其他政党在议会内真诚合作,而只是把议会当作工人阶级政党宣传自己的纲领和激进政治主张、痛斥沙皇制度的讲坛。28 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后,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导人民不要相信资产阶级。在列宁自己起草的《四月提纲》中,这位党的领袖明确提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29 1917年9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民主会议,并产生了“预备议会”,布尔什维克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当时身在芬兰的列宁激烈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民主会议的“错误策略”,警告他的同志们不要成为“十足的议会迷”。30 正是在列宁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全力准备武装暴动。

从今天我们已经达到的、制度现代化的认识逻辑看问题,列宁当年的想法和路数根本上就是错的,尽管他自己极其真诚地相信他握有真理。其实,在君主立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党,派代表出席国家杜马的工作,公开出版、发行党的机关报《真理报》,这本身就是制度现代化范畴内俄国民主化的进步。可惜这样的进步好景不长。“二月革命”后俄国国内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软弱的临时政府、分崩离析的各种政治势力、军队的混乱、来自底层民众的呼声混杂在一起,最终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创造了机会。而对列宁来说,政权的获得意味着从此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改造俄国、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地成为现实。

可以举个例子,那就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布尔什维克公布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

“立宪会议”本来是临时政府时期就准备召开的会议,旨在使俄罗斯的政治-社会转型纳入法治的、宪政的轨道。列宁本人对这样的“立宪会议”并不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说法:“过去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但“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31

不管怎样,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还是在1917年的11~12月举行了,结果并非布尔什维克所愿: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正式开幕。在会议进行中,多数代表不同意事先由列宁起草好、已经以立宪会议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刊登、并要求立宪会议“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表达了立宪会议要臣服于苏维埃政权的意思,并宣誓“立宪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全部任务就是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32 显然,这是一个未经协商的、强加于人的文件。而当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拒绝讨论这样的文件时,布尔什维克党做出了激烈的反应:退出立宪会议,并于第二天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本人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他在自己起草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中断言,无产阶级根据本身的革命经验“打消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形式的欺骗性,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不同这些议会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协行为决裂,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劳动阶级,因此引起了剥削者的拼命反抗,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充分显示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33

就这样,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不但被用于否定议会制度,而且被顺理成章地用于镇压异见。

甚至,这种镇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发布一纸宣言,而是落实在了用武力表达的行动上:当彼得格勒的市民为纪念立宪会议而举行和平游行时,他们竟然饱尝了来自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的子弹!

当然,这一段带血的历史在后来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是普通俄国人(那时他们被称为“苏联人”)所不知道的,中国人自然更无从知道。我们只是从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1998年才译成中文的高尔基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中,才确切得知这样的史实。当年的高尔基曾在十月革命前后编辑《新生活报》期间发表一系列时评,批评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种政策。其中有一篇提为“从1月9日到1月5日”的文章,就是讲的枪杀和平纪念立宪会议示威者这件事情。34

从逻辑的角度讲,令我们深思的毋宁是这样一点:当年的列宁确曾真诚地相信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义的,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正是为了促进、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当第二国际的思想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列宁和苏维埃政权不该解散立宪会议、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消灭了民主”时,列宁立刻给考茨基冠以“叛徒”的罪名,强调“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35 列宁的逻辑是:“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36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民”和“敌人”两相对立的逻辑开了一个多么恶劣的先河,在当时又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后果:1922年苏维埃政权就采取过一项“非常行动”,把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160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诗人――他们构成当时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和精华――驱逐出境。更有材料显示,由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多达200~250万人不得不流亡国外!37

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列宁是这样讲的:“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因为“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38

这里,我们不必讥笑一个可能由于长期的秘密生活所致竟然把“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理解为“民主”的革命领袖。――这种逻辑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绝不能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在“最好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里开的,这个会就一定是“民主”的。我们不必拘泥于列宁的此类表述,而要抓住他的论证的核心,那就是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讲的,无产阶级民主表现在“完全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39

总之,“无产阶级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工农已经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这就是列宁的结论。这个结论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那里引申来的。它一方面把不是工农的所有其他的人都打入另类,不再属于人民的另类,另一方面又把工农神圣化。而我们又已经知道,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党”实施自己的领导(因为一盘散沙式的无产者是无法承担阶级领导的重任的),“党”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样,对工农的神圣化必然导致对“党”本身的神圣化。“职业革命家”和布尔什维克“铁的政党”自然都成了“无产阶级”的天然代表。在夺取政权以前是这样,夺取政权以后更是这样。

党专制的逻辑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于这种名义上是无产阶级掌权、实际上却由少数几个人在最高层操纵的党专制,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曾做出过下列分析:

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40

事情还不止于此。一党专制不仅将窒息社会的公共生活,清除所有与当权者不同的声音,而且在党内也将形成排斥异己、领袖独裁的格局。这是党专制逻辑的必然演变和发展,且为俄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掌权的历史所证明。不过,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插入有关列宁的经济主张和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经济政策的研讨。从本书提供的方法论框架、特别是制度现代化逻辑的自身要求看,这样的研讨是必要的。列宁的经济主张及其政策实践是连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后来延续几十年的各国共产主义乌托邦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建构的重要环节。理解这个问题对本书的后续研究(尤其是后面几卷对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经济结构的考察)意义极大。处理完这个问题后,我将回到政治结构中党的领导的独裁化这个话题。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列宁的经济乌托邦

列宁的经济乌托邦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第22节我曾指出,马克思虽然对斯密、李嘉图作过深入研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机制有过出色分析,但他的经济学研究却一直被他的人类学前设和政治哲学目标所左右。由于马克思总是在“异化”和历史活动的“自发性”意义上讨论“交换”和后来被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归结为“价值法则”的那些现象,这位思想家不可能得出制度现代化逻辑语境内有关市场经济之经济结构及其正面功能的一般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政治学后果是阶级神话的完成。在这个神话中,赤贫的无产者将转变为自由的存在者。而对于列宁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神话,而是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中商品生产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思想自然成为列宁苏维埃实践设计的根据和出发点。

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阐述这个问题的。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这样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非交换性: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41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有关说法则更为直截了当、通俗易懂: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42

列宁对马、恩的上述观点是非常熟悉且高度认同的。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断言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政治上的迫切问题”乃是“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成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43 在这个“大辛迪加”里,将不再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里将贯彻共产主义的劳动原则。当然――列宁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此处所谓“共产主义”还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因为社会还不可能一下子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在消费品的分配领域还不得不执行“按劳分配”即“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但由于资产阶级已经创造了使人人都能参加管理的文化、经济前提,“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总之,“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须的主要条件。”44

列宁关于(第一阶段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的经典形容是: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45

这些还只是理论。现在我们看一看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众所周知,1918年到1920年,苏维埃俄国在经济上实行的是以余粮收集制和国家垄断一切贸易活动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余粮收集制意味着禁止一切粮食私营,农民必须把除口粮以外的全部粮食上交国家。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国内蜂起的武装叛乱、外国武装干涉、交通瘫痪、物资尤其是粮食奇缺),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带有救急的、乃至于被迫的性质。但仅仅从这个角度理解战时共产主义是不够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从当时以及后来列宁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大量言论看,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超出了权宜之计的范围。比如,我们可以读一读列宁1919年2月起草的《俄共(布)纲领草案》,在这个文件中,列宁列举了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经济、土地问题等方面面临的基本任务。关于经济任务,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现实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虽然“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但“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46 显然,废除货币交换和商品生产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作了认真的谋划,并写入党纲,公开发表了出来。列宁还高度赞扬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革命首创精神”:“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47 ――在这样的叙述中,似乎马克思憧憬的“自由人联合体”就要由俄国工人阶级把它开始变为现实。48

只是当战时共产主义在实践中遭受重大挫折后,列宁才意识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的坦率承认错误,倒是后来共产党领导人中很难再得见到的优点。1921年10月2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列宁坦言:过去“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49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中,列宁更加坦率地承认:在经济建设这个“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最多”――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50

“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这正是从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实质。显然,这个新政策是不得已转而实行的。日益明显的农业危机、规模日甚的农民暴乱、粮食和燃料困难的加重等迫使布尔什维克当权者做出政策上的调整。新政策的核心是允许粮食自由贸易。这就是说,农民在合法纳税后,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从中谋利。从制度现代化立场看,这当然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转变,须知,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自由主义式的理解、产权结构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性安排等等,都可以从允许粮食自由贸易这件事上合理地推导出来,生发出来。但列宁并没有、也不可能这样看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确实并未否认、而是痛快地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贸易自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复活”。然而他同时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而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51 当然,这个话说的很牵强,不过表明列宁并未放弃他的共产主义经济乌托邦的理想。到1922年,列宁承认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或“换车”,但他同时说:“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后退,但是我们这样作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52

对于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的贸易自由政策,当时的俄国持不同政见组织路标转换派曾有“布尔什维克正在发生内部蜕变”的说法,而列宁对这种说法的反应是很耐人寻味的。一方面,列宁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粗鲁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他们希望苏维埃政权“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另一方面,敌人又的确“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53 既然是“阶级敌人”说出的“阶级真话”,那么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布尔什维克也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所以列宁说:“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54 至于“危险”,列宁曾在另一个场合仔细分析过他所理解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的危险是什么――

在解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时,危险来自政治方面。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到来后,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比较严重了。而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55

显然,在列宁的排列顺序中,“政治危险”是最微不足道的,之所以“微不足道”,大概是指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暴力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宣布解散议会,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当然,列宁的浅薄也正在于此。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结构本身其实孕育着更大的政治危险。军事危险在列宁看来是较为现实的危险,不过布尔什维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红军,战胜这种危险也应不在话下。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方面的危险,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实正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下的俄国复活,而且,这种“复活”对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来说带有不得已的被迫性质。“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

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复活理解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危险,这当然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经济假设和苏维埃阶级斗争逻辑的产物。在这样一个认知逻辑内,对市场机制和市场功能的承认是不可能彻底的。好在列宁作为实践家,他清楚地意识到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然而,在论证布尔什维克如何完成这项“特殊任务”时,列宁再一次暴露出自己的视野和思考问题角度的局限性。

列宁认为,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党的官员不懂得管理。从1921年起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表现在允许农民自由买卖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另一方面就是在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提高效益,甚至通过引进国外资本、设立合营公司来增加工业品的生产供给。问题在于――据列宁看――布尔什维克党人和苏维埃政府的官员不会管理这些事情,不会管理经济。“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就是缺本领。”“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员懂行,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列宁很同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说的这样一句话:“仅仅战胜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致命打击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56

说刚刚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不懂得经济管理,这完全可以想象,可以理解。问题是什么是管理?在什么意义上去谈管理?如果承认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那么政府人员的管理只是为市场经济服务意义上的管理,只是以“看得见的手”的方式为市场运行确定基本规则、并矫正市场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缺陷的管理。而国营企业的领导则是学会如何运用市场运行的知识、经验,从而更好地驾驭市场这种意义上的管理。但列宁似乎主要不是在这两个意义上谈,而是指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要比资本家更有“文化”、更能控制、战胜私营资本活动意义上的管理。换言之,列宁并未从整个苏维埃经济结构的重新整合、承认市场原则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并把它纳入新的经济制度安排之类角度看问题,反而把这样考虑问题的人说成是“敌人”,这样,政治理念之逻辑框架的谬误自然决定了列宁不可能有制度现代化之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观察视野。

当然,我们确实可以想象那个年代满脑子共产主义概念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官员,面对正在复兴的市场经济的无措与愚蠢(列宁自己举的例子是进口一船罐头也要由中央政治局来决定57)。说到底,新经济政策背后的逻辑不过是:要维持苏维埃政权,就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要获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商品换取农民的粮食(而过去余粮收集制的强拿硬要是不行的);要生产商品特别是工业品,就要用资本家的知识和经验,但必须是让他们为我们服务,而不是相反。苏维埃官员的愚蠢正在于连这样的事情都处理不好。

由此不禁使我们慨叹:对当时的列宁来说,破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迷信,重新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建构的核心要素来思考,确实显得太遥远了!列宁当时面对的问题太低级,问题的实质一面反而被掩盖了。这样的实质问题至少包括:(1)如何重新认识市场经济的本性?(2)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3)如果市场经济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的复苏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政府官员有否在金钱力量面前异化的可能?又如何去面对这种异化,正视它并设法解决之?――但是,这样三个问题列宁都从未涉及,而且也不再有机会去研究,去处理。上述引文大多出自列宁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报告。两个月后列宁就病倒了。直到1924年1月21日去世,列宁再也没能就经济问题提出新的、有意义的见解。他的有限度的经济改革没过多少时间就被他的后继者所中断;而他的未经深刻省思的经济乌托邦则对后来各国共产党当权者的经济实践发挥了不良的、持久性的影响。这是后话。

从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列宁主义的逻辑后果

现在,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一党专制的政治建构上来。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关于领袖“专断”或“独裁”问题,米歇尔斯曾在寡头统治角度内作过深入讨论,但由于他所议论的主要对象并非执政党,所以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和需要看,米氏的研究仍然是不充分的,它的有待继续的部分,要由我们来完成。换言之,我们的任务是要探讨取得政权后、并且是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条件下党的领袖走向独裁的趋势乃至必然性。是的,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历史经验上讲,我都认为这种独裁的形成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首先,由于列宁主义否认议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也就否认了多党竞争和建立在这种竞争基础上的权力制衡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取得政权后的党形成党专制的局面乃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其次,在既没有来自外部的制约,又缺乏来自党内的制约和监督的条件下,党的领袖形成独裁和唯我独尊的局面也是必然的。而且,这种独裁还不仅仅是对党而言;由于一党专制条件下党的领袖同时又是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者,党首的独裁同时就是国家最高执政者的独裁。这样,从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包括党内独裁和国家政权独裁)就成为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政治结果。

当然,这个东西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很多人喜欢用追求权力(对权力的贪婪)来解释独裁者的行为。这种解释固然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对了解共产党领导人何以会踏上独裁之路,却是远不够充分的。一般来说,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者多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并非单纯敛权的贪婪之徒。然而,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不同观点、不同策略主张之间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掌握权力往往意味着可以强行贯彻自己的主张;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往往又形成对其他不同观点的排斥。在残酷的、瞬息万变的斗争环境里,形成集中的而非分散的、独裁的而非民主的决策模式和领导风格尤显自然。

取得政权以后,情况会发生静悄悄的、然而又是意义深远的变化:在革命斗争年代形成威望的领袖会在以后的掌权岁月里膨胀其自信心、自负感和成就感,更加听不进不同意见。在重大的国家决策问题上,由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来自党外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决策者事实上丧失了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纠错机制。党内“民主”则更加靠不住: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尚且有形成寡头垄断的趋势,执政的、成为国家唯一权力中枢的党更不可能真的有什么“党内民主”。围绕权力会形成一系列新的规则,它们只能有悖于、而不是忠实于真正的民主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一党专制的政权建构本身就是促进领袖独裁的最大的酵母,或曰领袖独裁本来就是一党专制的必然后果和体制性产物。当然,“组织”的力量也不容忽视。无论在夺得政权以前还是夺取政权以后,“组织”都是成就领袖独裁的重要工具。在成为唯一的执政者后,“组织”的最大变化是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机构的融合。党的织体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国家政权不过是党的织体的外化。领袖则同时身兼党首和国家最高执政者二职,其作为独裁者的“使动性”自然获得无与伦比的畸形展现的可能。

以上所谈,还只是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的一般逻辑。在各个具体的历史场景,由于每个共产党领导者个人经历、修养和素质方面的不同,领袖独裁的表现方式、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当独裁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和途径对最高决策者的见解、决定提出有意义的挑战时(所谓“有意义的挑战”指本质上不同、或有重大分歧的意见、观点、政策主张),这可能是一种程度较烈的独裁,或称强势领袖独裁;而若提出这样的意见还是可以被容忍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但这种容忍不一定意味着意见被采纳,则这样的独裁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弱势领袖独裁,或较温和的独裁。

现在我们就以列宁和他的后继者为例,看看这个党专制走向领袖独裁的大致进程。

列宁是无可争议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具有战略家的才能和极高的个人魅力。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无数党内斗争,最终基本能够控制这个党按照自己的主张和意愿发展,并夺得了政权。虽然列宁的性格中有偏执、暴烈的一面,但在列宁当政时期,俄共的党内独裁并未达到顶点,党内还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比如,在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做的主报告,加米涅夫做副报告,两个报告的观点并不一致。列宁强调要适时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党和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只限于监督临时政府。虽然加米涅夫的观点受到了“批判”,但毕竟在党的正式会议上讲了出来。再如1918年到1920年期间,俄共党内曾就企业管理中究竟应该实行“集体管理制”还是“一长制”有过激烈的争论。列宁本人主张一长制,但在不少场合遭到反对。1920年1月12日召开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就反对列宁提出的一长制原则,认为一长制会破坏工人民主的基础。在1月23日到29日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发表讲话,再次坚持一长制的管理原则,但仍然没有被会议接受,这个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在一般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形式的决议。直到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才结束这个争论,最终通过了列宁的一长制管理原则。58 这些都说明当时俄共党内尚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气氛。列宁主事期间党的代表大会每年都能如期召开,也是党内生活基本正常的一个证明。

在俄共历史上构成党专制向领袖独裁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派别活动”的批判和禁止。这一点列宁本人要负主要责任。所谓“派别活动”,用列宁自己的说法,就是党内“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在列宁看来,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的。在1921年3月列宁写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中,列宁强调“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如果有人一定要搞“派别活动”,“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59

从表面上看,似乎党员还是可以就党的工作提出批评的,列宁所反对的只是党内形成有组织、有纲领的不同派别。但经验会告诉每一个党员,他的个人声音(尤其是那些不同于党的现行纲领、主张的声音)是很难被党的领导人所听到、所重视、所采纳的;不允许党员以集合的、集体的声音讲话,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党员批评的权利。或者,我们再退一步,承认“党内有派”有足够的理由去禁止,问题是被开除出党的异议分子是不可能另外组党并以合法身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这正是一党专制的可怕之处。党专制条件下的“取缔派别活动”只能强化党的领导人的独裁倾向,而丝毫无益于党的“民主”和整个国家政权的民主化。而当这种“派别活动”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影响时,60 对“派别活动”的围剿又被罩上阶级斗争逻辑的神圣光环。这样,任何独裁者都可以轻易地打着阶级斗争和“党的统一”、“党的纪律”的旗号排挤乃至镇压党内对手,而真正形成对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不同政见之间的交锋,党的领导人对权力的争夺,也将越来越失去早先可能还具有的基于某种政治理念或策略主张而进行争辩的政见之争的性质,而变成赤裸裸的纯粹权力之争。

在独裁体制内,纯粹权力之争意义上的权力角逐的发生,多呈现于权力交接班已成自然之势的时候。列宁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当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已经病入膏肓、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死后唯一的执政党上层领袖发生分裂的危险。在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这样表达了他的担心:“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中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实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61

问题是如何防止这种可能的分裂?在回答此类问题时,列宁再一次暴露出思考角度和观察视野的局限性。病重的列宁面对这个党和苏维埃政权生死攸关的考验,其思维逻辑自然而然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对这样一个具体的、又是重大的权力问题的解决,列宁的思路竟明显地体现出对阶级概念的传统的路径依赖。

列宁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增加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从工人中选拔几十个人充实到党的领导机关中,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分裂的危险,因为“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列宁特别强调――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62

这段话在今天读来,已经成为笑柄。后来在实践中真的推行过此类做法的,大概只有文革时期的毛泽东。63 列宁对一党专制体制下领导人的合理更替问题显然也没有什么高招;在否认“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通过多党有序竞争实现国家领导人的选拔和更替机制的合理性后,列宁的自然选择是乞灵于“无产阶级民主”。但我们今天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种“民主”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不可能存在的。从学理上讲,无论列宁的设想还是毛泽东的实践,都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神话的产物,表现为既浪漫且幼稚的阶级偶像化。在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视角内,“阶级偶像化”是一个颇值得分析的现象,其特点(也是其特有的内在矛盾)是把某种神圣的形而上属性赋予“无产阶级”,但又必须把具体的、体现这种“属性”的工作交给某个个人。然而全部问题在于,作为阶级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把某个人或某些个人说成“阶级的代表”,乃是马克思主义最成问题的、招致了最大贻害的抽象。――这个问题,本书在以后适宜的地方还会继续讨论。而从结构角度看,列宁有关用“工人阶级”的新鲜力量充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张,只能在事实上帮助最高领导集体中领袖独裁的形成。还是罗莎·卢森堡讲的那个道理: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内,新来的“工人阶级代表们”除了鼓掌对领袖的意见表示赞同外,恐怕做不了别的什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构成权力机构中的独立力量。而由于他们的存在,领袖独裁正好可以打着“阶级”的名义更加名正言顺地粉墨登场。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班,俄罗斯现代历史上最残暴的红色独裁就此开始。

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特征

关于斯大林主义,世界上已经有无数多的书籍去描述它、研究它。我在写这一小节之前,主要参考了俄国人德·安·沃尔科戈诺夫1989年出版的《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一书。这是一部巨著。作者长期在苏联军队、科研机构和大学中任职,为写这部书查阅了大量苏共档案,材料翔实可信。加之该书出版于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期,已无思想禁忌之虞,作者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和揭露本身,就是当时苏联思想界开放程度的证明。

有意思的是,沃尔科戈诺夫对斯大林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对列宁却仍然保持高度的尊敬。而我以为,就逻辑角度言,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并没有给一党专制的演变增加什么东西;党专制逻辑中最本质的要素都已经包括在列宁主义中了。斯大林主义的“贡献”乃在于以鲜明的形式突出了“共产主义”苏维埃专制制度的结构特征,又在这些特征中渗入了极富斯大林个人特点的残暴性。现在,我们就从政治、经济、社会整合几个方面对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主义作一个简单扫描。

政治结构方面:斯大林统治苏联的时期64 是一党专制的政治结构和一人独裁的专制王国走向成熟、达于顶点的时期。1936年公布的、修改后的苏联宪法首次以制宪形式确认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65 宪法虽然赋予最高苏维埃以国家立法权,但这样的“立法权”从来没有独立行使过。从1931年起,苏共中央总是采取和苏维埃国家机关联席会议的形式共同发布联合决定或决议。这些“决定”、“决议”之类当然都是由党起草的,反映最高领袖的意愿,最高苏维埃不过是履行法律程序的工具而已。斯大林自己就公开讲过:“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66

至于建立个人独裁王国,则是斯大林充分利用党专制的优越条件,辅以他个人的机敏、残酷和狡诈,苦心经营十数年的结果。列宁去世不久,他先借助两个同样怀有权力野心、但相对愚蠢的老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败了最主要的政坛对手托洛茨基,然后又把这几个人一同撵出了权力舞台的中心,最后则从肉体上消灭了他们。67 1934年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的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本来是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会,没想到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竟有近四分之一的代表(约300人)投票反对斯大林入选中央委员会。这出乎斯大林本人的意料,也招致斯大林凶狠的报复:在随后不久就大规模展开的清洗中,参加了十七大、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225名代表,有1108人被逮捕,其中多数人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并被处决。68 沃尔科戈诺夫还为我们提供了下列骇人听闻的数字:在1929年到1933年的强行农业集体化中,多达850万到900万农民被镇压;1937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则至少殃及450万到550万苏联公民;同期苏联军队内部的清洗涉及4万多红军官兵,尤其是高级将领,几乎所有的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的军区司令员和集团军级干部都被处死了(这招致了卫国战争初期苏军战场上的惨败);战后(40年代末)清洗的“第三次高潮”中,被卷进去的又达550万到650万人之众。总之,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约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主义红色恐怖的牺牲品!69 在实施这些清洗的过程中,斯大林发展出了一套只对他一个人负责的秘密警察系统,这个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所有部门,操纵着亿万人生杀大权的惩办机构,被认为是“斯大林官僚制度的最恶劣的产物”。70 而雅哥达、叶诺夫、贝利亚等人则作为斯大林铁血专制的刽子手被历史所纪录。

经济结构方面:斯大林强力推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政策事实上导致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某种复活和新经济政策的死亡。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消灭了另一个政坛对手布哈林。71 列宁的经济乌托邦思想被斯大林所继承并发扬光大,逐渐制度化为计划经济的国民经济体制形式。计划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被认为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晚年的斯大林还写过一本小册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本书中,斯大林发挥了所谓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资本家参与的“特种商品生产”的理论,生产资料不再被认为是商品,只有消费品才是商品。相应的,价值法则的作用也受到严格限制,它不再充当生产领域资源配置的“比例调节者”。72 ――这些提法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实践,显然以相对弱化的形式体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经济思想的尊奉。其所导致的最致命的结果,则是苏维埃经济生活中创造力和经济活力的丧失。

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在经济生活中,斯大林式的独裁也随处可见。沃尔科戈诺夫在他的书中就指出――

我认为,斯大林主义把政治对经济、国家对社会占首要地位弄到了荒谬程度。我们称之为命令式官僚主义体制的深刻根源就在这里。……领袖们可以随意作决定,根本不考虑经济的合理性、物质的可能性、这种或那种技术和经济方案的适时性。只要回想一下斯大林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大陆到萨哈林岛的海底隧道、北乌拉尔到叶塞尼河的干线的建筑情况就够了。这些工程没有经过应有的经济论证就不声不响地开工,到后来都下了马。被弄到荒谬程度的政治绝对主义,使得对任何政治决策(包括经济、技术、科学、农业等领域的决策)的哪怕是装潢门面的批评都成为不可能。政治变成了神秘的、万能的怪物,谁对它的正确性哪怕是间接表示某种怀疑,谁就有被它吃掉的危险。斯大林主义是政治对经济、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对文化的绝对专政。斯大林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党专政,然后又演变为一个人专政。在“统治人物”专政下,国家和社会的一切设施仅仅起一种由他支配的机关的作用。73

沃尔科戈诺夫的评价事实上已经涉及我们要谈的第三个方面,那就是斯大林时期的社会整合。这个苏维埃新沙皇当然没有公民社会的概念,更不允许任何来自民间的、对党的领导的独立批评与监督。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并不是从斯大林掌权时期开始的,但斯大林继续了这种迫害,并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本质上讲,斯大林时期对不同政见的镇压同沙皇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甚至法律条文使用的语言都差不多。所不同者,是苏维埃的镇压手段和控制的严密程度远远超过了沙俄时代的警察机关。74 在一个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苏维埃政权潜在“敌人”的社会氛围里,是不可能有正常的舆论建设、正常的社团建设、正常的人际交往的。主体自由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互主体交往关系的深层缺位,成为斯大林铁腕专制的必然后果。

为斯大林铁腕专制助纣为虐的不仅是警察和暴力机关,还有党的意识形态机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对公民社会的摧毁更加厉害,也更加彻底,因为它的摧毁对象不仅指向人的肉体,而且指向人的灵魂。出版了300多版、印量达4300万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几代苏联人党化教育的经典教材。这部教材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党的历史就是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历史。“党的历史教导说,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75 全社会的宣传、文化、教育、出版等工作当然都要据此定调。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诸如日丹诺夫、苏斯洛夫之流――则是斯大林主义文化专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禁令,规定电影院、戏院可以演什么、不可以演什么,文学家、音乐家可以创作什么、不可以创作什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可以研究什么、不可以研究什么……。76 当然,对于这一套,今天的中国人早已十分熟悉。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毋宁是:它们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明的,而是俄国共产党人发明的;这套做法也不是哪个人独出心裁的结果,而是体现了党专制之专制主义的既定逻辑。

总之――用当代俄国学者米格拉尼扬的话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处于一种“全盘的奴隶状态”,“整个社会生活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国家变成了一座兵营。”“乍一看,俄罗斯发生的一切似乎是要结束不公正和不平等。但对财产机械地重新分配破坏了在社会机制中形成的所有有利于社会迅速发展的刺激因素。对社会财产的再分配产生的只是短期效果,只是造成了建立公正秩序的幻觉。”在短期的兴奋之后,经济生活就陷入“长时间的萧条”。而在政治方面,“定型的政治体制的目标就是要使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格式化,维持原状,也就是说国家重新‘吞噬’了个人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77

斯大林主义是苏俄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这当然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实质性的背叛。但我们必须注意其中蕴含的一个历史的诡吊:党专制所导致的权力的异化一方面是对马克思理想人性的否定,也是对马克思乌托邦政治哲学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是它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恰恰是马克思所钟情的“无产阶级专政”成就了一党专制,而一党专制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领袖独裁又为人性恶的释放(权力的异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个人独裁(不管是相对温和的个人独裁,还是像斯大林那样极其残暴的个人独裁)都是借助“无产阶级专政”才成为现实的,不管当事人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具有悲剧性的是,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暴君,也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忠实地追求“人类解放”的高尚理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留待以后再展开吧。

至此,我们已从发生学意义上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斯大林主义的异化过程和党专制逻辑的形成过程。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转入对中国共产党之一党专制逻辑定位的专门讨论了。

附注:

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79.

2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页4、7.

3 《列宁选集》第1卷,页266、268.

4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1卷,页264.

5 “世界时间普世性”和“历史时间特殊性”的提法,见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选集》第1卷,页562.

7 参见同上书,页588-589.

8 王云龙语,见《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页289.

9 关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争论,亦可参见王云龙同上书,页286-294.

10 《列宁选集》第1卷,页270-271.

11 转引自黄楠森、曾盛林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53.

12 《列宁选集》第1卷,页471.

13 同上,页404.

14 同上,页478-479.

15 同上,页499、508.

16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把英、美、西欧的政党称为“甲式政党”,特点包括党员自由登记入党或脱党、党员言论自由不受党纪约束、党遵循多党和平竞争的宪政原则等:“乙式政党”则指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纳粹党和俄国共产党,这些党都强调组织的严密、党员必须服从党纪、政党目标在一党专政等。见《申报》1947年7月6日。此文收入张忠栋等主编《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民主·宪政·法治卷),(台北)唐山出版社,页1035-1039.

17 《列宁选集》第1卷,页416-418.

18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18.

19 《列宁选集》第1卷,页526.

20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页28.

21 同上,页38.

22 同上书,参见页78、89、155、175、324、325等。

23 比如,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他写的《寡头统治铁律》英文版前言中就指出米氏理论有其“过于武断的一面”,因为现代社会中不同的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不同的组织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功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本书前引胡适的文章其实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李普塞所说:“在现代社会,民主可以被视为组织化群体间争夺民众支持的过程。”“许多内部结构呈现出强烈寡头化倾向的组织,却为整个社会实现民主提供了基础,并能够保障其成员的利益免受其他群体的侵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的:任何群体都不能拥有某种权力基础使其能够对多数人发号施令,都不能拥有有效压制或否决与其对立的其他群体的要求的永久性权力。”(《寡头统治铁律》英文版前言,页48-49)这样一种理解实际上预设了某种多元的宪政民主政体的存在,它的确有助于化解各政党内部的寡头化倾向对整个社会民主建构的影响。不难发现,上述对政党“寡头化”问题的讨论,反倒使我们增加了理解多元宪政民主之价值的一个有用的维度。

24 引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页135.

25 比如,可参考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部分中的几篇文章。其中,“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会获胜,由此导致了什么结果”一文更是直接针对十月革命问题的研讨。

26《列宁选集》第3卷,页131.

27 同上,页150-151.

28 有关文献这样记载了列宁向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成员交待任务时的谈话。列宁说:“黑帮分子的杜马是永远不会通过改善工人状况的法律的。工人代表的任务是利用杜马的讲台,每天向黑帮分子表明: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是强大的;革命高潮重新到来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这个革命将把整个黑帮,连同他们的大臣和政府一起扫除干净。当然,也可以对预算提出修正案,甚至还可以提出某种法律草案,但所有这些行动应该为了一个目的:痛斥沙皇制度,揭露政府的全部骇人听闻的专制罪行,宣传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和遭受残酷剥削的事实。这就是工人期待自己的代表去做的事情。”(参见黄楠森、曾盛林著《列宁传》,页349)

29《列宁选集》第3卷,页15.

30 同上,页277.

31 同上,页363.

32 同上,页388.

33 同上,页389.

34 “1月9日”指1905年的1月9日,那一天正好是沙皇政府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示威者开枪的日子。“1月5日”则指1918年1月5日,是布尔什维克镇压纪念立宪会议游行者的日子。高尔基的文章对这两个事件作了辛辣的比较,并对1918年1月5日的镇压提出强烈谴责。这里不妨摘录一段文字如下:

1918年1月5日,手无寸铁的彼得格勒的民主派――工人、职员――为纪念立宪会议举行了和平游行。

俄国的优秀人士为立宪会议的思想所鼓舞已经几乎有一百年了,立宪会议,这是一个将给全体俄国民主派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政治机构。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在为立宪会议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死于监狱、流放地和苦役场,死于绞架上和士兵们的枪弹下。在这一神圣思想的祭坛上早已血流成河,而现在“人民委员们”又下令向民主派开枪,可他们是为纪念这一思想而游行的。我要提醒一下,“人民委员们”中的许多人在他们整个政治活动的过程中,自己也曾教导工人群众,必须为立宪会议的召开而斗争。《真理报》写道,1月5日的游行是资产者、银行家等等组织的,向塔夫利切斯基宫行进的正是“资产者”和“卡列金分子”,这是在撒谎。

《真理报》是在撒谎,因为它非常清楚,“资产者们”在立宪会议开幕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他们在246名社会党人和140名布尔什维克的环境中无事可作。

《真理报》知道,参加游行的有奥布霍夫工厂、帕特隆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它知道,瓦西里岛区、维堡区和其他区的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塔夫利切斯基宫的。

正是这些工人遭到了枪杀,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它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朱希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260)

35 引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选集》第3卷,页626.

36 同上,页615.

37 参见德·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张慕良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页267、277.

38 《列宁选集》第3卷,页606.

39 同上,页607.

40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1-32.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303.

42 同上,页633.

43 《列宁选集》第3卷,页199.

44 同上,页202.

45 同上,页202.

46 同上,页728-729.

4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6.

48 列宁的说法是:“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页17.

49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页596.

50 《列宁选集》第4卷,页569-570.

51 参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页501-503.

52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页732.

53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4卷,页678-679.

54 同上,页679.

55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页608.

56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4卷,页669、680-681.

57 关于这件事,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页683-685.

58 以上这两个例,参见黄楠森、曾盛林著《列宁传》,页452-453、604-605.

59 见《列宁选集》第4卷,页469-472.

60 列宁本人就是这么解释的。见《列宁选集》第4卷,页473-474.

61 《列宁选集》第4卷,页744-745.

62 同上,页748.

63 文革期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确吸收了一批普通工人充当中央委员,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不是十大代表。参见徐景贤所著《十年一梦》中“睡梦里当上了中央委员”一节。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267-274.

64 这个时期从1924年列宁逝世算起,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截止。列宁、斯大林和后来的毛泽东一样,都是到死或不再能理事的时候,才交出手中的大权。

65 参见刘向文、宋雅芳所著《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的有关描述,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11.

66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页36.也可参见蔡定剑所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3章第1节“前苏联苏维埃制度的产生及演变”的相关引述和讨论。该书页46-54.

67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在1936年8月以涉嫌基洛夫谋杀案的罪名被枪毙的。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苏联内务部派去的刺客杀死。当时,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正在校对他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新著《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听到托洛茨基被刺的消息后,胡克马上评论说:“这是对一个人所组织的最残酷无情的迫害行为的登峰造极。”(参见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页152)

68 见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页421、443.

69 同上,页661、1246.

70 同上,页1367.

71 布哈林原本是个激进的思想家,曾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后来转而信奉新经济政策,列宁死后成为维护新经济政策最有力的领导人。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冲突带有政见之争的性质,与斯大林干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

72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页12-18.

73 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页1325-1326.

74 沃尔科戈诺夫特地引用了沙皇时期(1845年)的《关于国事罪和破坏管理秩序罪特别法典》和192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有关条文,作了一个比较:关于对不同政见的镇压,沙皇的法律是这样写的:“凡犯有以企图否定和怀疑最高当局之无限权力、或粗暴指责法律所确定之管理形式和王位继承制为内容(尽管并没有直接和公开策动反对最高当局的暴乱),编写和传播手抄本或印刷品、发表公开演说等罪行的人,要受到褫夺一切公权并放逐到工厂服4-6年苦役的处罚。”相应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文字是:“凡进行以煽动他人推翻、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为内容的宣传鼓动……以及传播、编写或藏匿有上述内容的书籍者,要剥夺自由并严加隔离,期限不少于6个月。”

至于为什么苏维埃对不同政见的镇压比沙皇还要严厉,控制还要严密,沃尔科戈诺夫是这样解释的:沙皇时期“的警察制度并非铁板一块,比如说,出国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写一份申请书给省长,再花上一笔数目不大的手续费,就能到国外去。例如,在1900年,去国外呆过几个月的俄国人约有20万之多。因此那些推翻沙皇制度的主要人物能够身居国外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熟知警察司的弱点,于是,在建立(革命以后)新的安全体系时,这些人便主张制定更加严格的规章制度,来判定每一个具体的人是否忠实于苏维埃国家。”(《斯大林:胜利与悲剧》,页1369-1370)

7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388.

76 参见《斯大林:胜利与悲剧》,页1345-1347.

77 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页31.

(摘自《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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