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
叶书宗、刘明华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阅后记
本书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力图还原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东欧名城布拉格的一段历史风云，描述了1968年捷共改革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改革尝试及其后在苏联坦克枪炮威逼下夭折的悲剧命运。笔者现将其中主要内容与阅后感整编于此，供网友分享。
二战以后东欧各国的重建，是在苏联军队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余威，进军东欧基础上予以实现的。但是，由于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加之苏联欲主导欧洲、称霸全球的野心，苏联也有意使东欧各国成为其抗拒西方的缓冲带和安全防护带。苏联越俎代庖，一手操控了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将僵化极权的斯大林模式体制强行移植到东欧各国，包括强使东欧重复上演苏联自30年代以来的“大清洗”，镇压稍有表示的不同意见；在国际交往中也强使东欧各国服从其一国利益，并美其名曰这是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承担的“责任”。东欧各国实际上沦为苏联的“卫星国”，任何高层的人事变动都得事先经由克里姆林宫首肯。这给东欧各国人民在二战劫难之后又带来延续数十年的深重灾难，东欧各国可谓是“前门送虎，后门进狼”。
一、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大清洗”
对待政治异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至政治上搞臭肉体上消灭，几乎成为20世纪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通病，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大清洗”则在苏联的直接干预和插手下进行。
《回眸“布拉格之春”》一书中回顾了1949-1952年4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府”在苏联顾问直接干预下，制造的震惊全国的8起株连无数的大冤案，其中包括：以克利门第斯为首的原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被控“间谍破坏活动和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党宗派集团”，一大批斯洛伐克族党政官员被逮捕，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指控捷共布尔诺州委第一书记奥。什林格，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副总书记、捷克民族英雄扬。什维尔马的妻子玛丽。什维尔莫娃等人“叛徒和阴谋集团”的“布尔诺案件”，什林格被处决，其余多人遭长期监禁；最令人震惊的是以捷共二号人物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国家阴谋中心案”，这是一桩由苏联顾问直接导演、斯大林亲自拍定的案子。1952年8月斯兰斯基及同案人以“反国家阴谋中心案”名义受审，“审判”自始至终唯一的“证据材料”是据称捷国家保安部截获的一封寄自国外情报机构的信，收信人是被称为“伟大的清洁工”的斯兰斯基，信中警告说“类似波兰审讯哥穆尔卡的案件”正威胁着收信人，信中介绍了偷越国境，进入国外政界，以及安全保护、使得自己生存下去的办法。连侦讯员和苏联顾问也明白，这封“莫须有”的信根本不足以证明斯兰斯基同国外情报机构有联系，但舞台早已搭好，“审判”如同演戏，捷共创始人之一、当年捷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前捷克党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至此方明白，他曾用来处置克利门第斯等人的做法，现在由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用来对付他本人了。斯兰斯基在自杀未遂后承认“第二中心”的存在，承认一切对他的“指控”。1952年11月27日，被控“叛国、搞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军事政变”的斯兰斯基等14名党政军要人中11人被判处死刑，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2月3日，斯兰斯基等11名副部长级以上官员被处决，接下来是大批撤换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近20万名党员和预备党员被开除出党和除名。与此同时，在制造一连串“案件”和“审讯”中“有功”的人员受到嘉奖，14人获共和国勋章，6人获劳动勋章，47人因“勇敢”而获得奖赏、数十人提到提拔，当然还有大把奖金。
专制政治如同一架“绞肉机”，身处权力机构的人们为自保或升迁，只能主动或被动沦为专制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参与血腥无耻的勾当，几乎没有人是清白无辜的。斯大林死后，当捷克政治环境有所松动时，有人责问当年斯兰斯基一案的主要起诉人乌尔瓦列克和阿列什：为什么要把明知无罪的人送向死亡或监狱？二人答曰：“难道我们应对此负责吗？这是党的决议，我们只是执行来自上面的命令。”这是真实的回答，也是绝妙的回答。斯兰斯基案是由苏联直接插手罗织罪名子虚乌有的冤案，但作为曾经捷共“三巨头”中的老二，他又何尝不对此前的克利门第斯等等冤案负有责任？
二、春意盎然的60年代
60年代，由于捷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局势的变化，捷人心思变，举国翘首盼望改革，种种条件使中欧这方12万7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风云际会，一时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1968年，捷共改革派顺应民意在全国推行改革，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困境，使捷克斯洛伐克从“苏联化”变为“捷克斯洛伐克化”，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场改革是“国际大气候”与捷“国内小气候”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长期酝酿逐步推开次第演进的，其总体目标，即摆脱苏联一手操纵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控制，走出斯大林体制的误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国情出发，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型社会主义。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复兴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认为：经济上排斥市场、自我封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排斥法制的个人专制政体，思想观念上否定人的独立人格地位，泯灭个性的统治，这种“非人道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式嬗变；捷克斯洛伐克应当走自己的路，恢复社会主义的市场与法制，尊重人的独立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源。社会主义应当是多元的，捷克斯洛伐克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权决定在国际上如何交往。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催生“布拉格之春”的国际、国内条件——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政治氛围很快有所松动，自30年代发生在苏联并在二战后波及东欧各国似乎永无休止的“大清洗”终于告一段落。1953年4月4日，在斯大林死后一个月，苏联内务部宣布：在对1953年1月的“医生间谍案”重新调查后确认，前国家保安部对被告的逮捕是不正确的，那些“供词”是“前国家保安部侦讯部门工作人员用苏维埃法律所不允许并严厉禁止的侦讯获得的”，因此释放该案所有涉案人员，完全恢复名誉。原在此案中因告密有“功”受奖的季马舒克医生也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回列宁勋章；1953年4月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论，强调任何人不得破坏苏维埃法律，苏维埃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高原则，就是保卫苏联宪法所保证的公民权利。1954年苏共成立专门委员会重新审查自苏联成立起、尤其是30年代以来“大清洗”中的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正式为“列宁格勒案件”平反，为在此案中受害的所有人恢复名誉。
苏联的变化很快在东欧引起反响，开始了一场“非斯大林化”的浪潮。1953年6月1日，捷克波希米亚西部工业城市比尔森爆发数千名工人游行，示威者抗议政府推出的掠夺性币制改革，高喊“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掠夺！”“我们要自由选择！”等口号，焚烧苏联国旗，把斯大林和本国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的塑像扔到大街上。捷克当局从布拉格调来大批军队将示威群众趋散；当月17日，在民主德国东柏林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罢工和游行很快扩展到近10个大中城市，约30万人参加，最后导致25人死亡近400人受伤的流血冲突；1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苏南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1956年夏波兰事件、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匈牙利部分党政领导人请求苏联派兵镇压了发生在首都布达佩斯等地的“反革命暴乱”），均对东欧政治生活形成巨大冲击。
苏共20大以后，“解冻”的春风荡涤着布拉格，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党和政府以往工作中的种种失误纷纷提出批评，尤其对“大清洗”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意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1961-1965第三个五年计划失败，捷国内经济一落千丈，加重了民众不满情绪，在国民经济处境艰危情况下，保守、专断的捷最高领导人诺沃提尼不得不起用改革派经济学家希克，开始推行经济改革。1963年原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希克被任命为“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主持、设计了经济改革方案。委员会提出、经捷共中央讨论形成的捷共中央《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于1964年10月公布，主要原则是以方向性计划代替指令性计划，增加企业在生产和投资方面的自主权；企业收益和职工收入都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将企业逐步推向市场；党机关活动中免除其指挥经济的工作，把党机关的工作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决策工作等。该《原则草案》在“讨论”了一年多后于1966年正式启动运作。但缺乏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跛脚的经济改革，难免举步维艰，收效甚微，加之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新经济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处处受阻，与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盼相去甚远，捷知识分子也从经济改革受挫中反思社会主义的本源，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对现行体制提出挑战。
1964年5月2日，3000余名青年学生聚集在布拉格佩特仁公园里19世纪捷克爱国诗人卡。希。马哈塑像前，举行诗歌朗诵会，在数百名警察驱赶下，学生们高呼“自由万岁！”“打倒盖世太保！”等口号来到瓦茨拉夫广场集会。1964年10月11日，学生们再次来到瓦茨拉夫广场游行示威，要求民主改革。同时期，《文化生活》、《文化创造》、《源泉》等刊物相继发表有关阐述社会主义本义问题的文章，刊登揭露“大清洗”暴行、激烈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小说等文艺作品。196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布拉格照例举行节日游行，但这次的游行并没有象以往那样欢呼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而是高呼“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只有死去的共产党员才是好党员！”等挑战性口号，当局出动大量军警驱散游行队伍，并逮捕了25人，这25人后来分别被判处5-17个月的监禁。1967年6月27-29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在布拉格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有400余名作家出席大会。有人在会上朗读了索尔仁尼琴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但被苏联禁止在会上宣读的信，作家们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极端缺乏民主压制自由”，认为捷共“践踏文化的发展”，使文学“成了政权和市场的牺牲品”，以至“民族生存本身也受到威胁”，其后果“将使捷克民族永远脱离欧洲文明”。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称：“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使它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中的非人道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倾向以保卫自己。社会主义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就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结……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对文化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得越是充分，它对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自由越是努力促进，那么，这个社会主义性质就越是巩固，越是经得起考验。”
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愿望一旦萌发，就难以被扼制。布拉格的春天绽放了。
三、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
现在摆在诺沃提尼面前的是三大难题：经济问题、知识分子的强烈对抗、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民族矛盾，这三个死结诺沃提尼几乎一个都解不开，这使得捷共中央内部原本就存在的分歧日益明朗化。在1967年9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诺沃提尼宣布了对多名知识分子和捷克作家协会的处罚措施，在经济上强调加强中央集中计划管理。时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在发言中对诺沃提尼提出尖锐批评，谴责诺沃提尼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措施，认为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是因为没有认真贯彻《原则草案》，而是处处阻挠《原则草案》的实施。他还具体指出：计划规定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28%用于斯洛伐克，而实际投资不到22%.要求建立一种投资基金，以便合理分配现有资金，纠正愈来愈损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9月全会未能解决任何问题。10月30日捷共中央又举行特别全会，诺沃提尼试图以严厉手段消除中央主席团的内部分歧，但形势发展对其极为不利！会上几乎一致指责诺沃提尼政治不民主，经济改革裹足不前，在民族问题上对斯洛伐克人不公平，提出要求在对外政策上摆脱苏联的控制，发展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并建议党的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职务不宜由一人兼任，会议最后喊出一个令诺沃提尼心惊的声音：诺沃提尼应该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诺沃提尼已完全丧失对会议的控制，到后来不得不宣布休会，理由是党的领导人要去参加在总统府另一个大厅举行的筹备庆祝俄国“十月革命”50周年的活动。紧接着诺沃提尼又采取了非常愚蠢的作法：下令掐断杜布切克到布拉格处理公务时住宿的“布拉格饭店”房间里的电话线，并派秘密警察盯梢，这使得杜布切克更为愤慨。
至此，捷共中央主席团内部分化成壁垒分明的两派：国民议会主席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政府总理列纳尔特、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胡迪克等为一方被称作“传统共产主义派”，他们坚定地站在诺沃提尼一边，几乎全盘肯定以往的内政外交政策，坚持完全的计划经济；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杜兰斯基等为另一方，他们坚持激进的改革主张，反对诺沃提尼的保守、专制，他们在中央主席团以外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1968年12月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应诺沃提尼之邀来到布拉格，诺沃提尼本想借助于苏联的支持扳倒反对派，岂料当勃列日涅夫在布拉格接触了各方人士之后，发现诺沃提尼已经人心尽失陷于孤立，因而不愿再充当其“政治担保人”，并转而在回国途中在布拉迪斯拉发短暂停留，看望了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杜布切克。这一富有深意的举动表明诺沃提尼已经失去了苏联作为靠山，统治捷克斯洛伐克14年的诺沃提尼气数已尽，竟孤注一掷，密谋策动军事政变逮捕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然后宣布他们是“民族主义阴谋反党集团”加以处置，无奈阴谋败露，总理列纳尔特在最后关头倒向改革派，诺沃提尼在党内外一片反对声中被中央主席团表决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保留其共和国总统职务。中央主席团随后一致通过杜布切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968年1月5日晚9时，捷克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播送了诺沃提尼辞职和杜布切克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1月6日，勃列日涅夫签发贺电祝贺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同时还邀请杜布切克作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正式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的贺电表明苏共中央已接受这一事实，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更换完成了全部程序。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生于1921年11月27日，父亲曾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一次大战爆发后举家迁往美国，一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复国全家又搬回捷克，其父并加入捷共，1925年全家移居苏联，杜布切克在苏联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并接受初等、中等教育，直至17岁返回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18岁的杜布切克加入捷克共产党，参加反法西斯地下斗争，1944年参加了著名的斯洛伐克民族反法西斯占领武装大起义。战争胜利后，杜布切克在捷克中部城市特伦钦酵母厂工作，从一名工人成长为工厂党委书记，1948年成为负责组织工作的县委书记，1951年奉调到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那几年接连不断的“大清洗”为他走向高层领导留出位置，但杜布切克对“大清洗”深恶痛绝！每谈起“大清洗”常忍不住失声痛哭，说再也不能让那样的悲剧重演！1953年杜布切克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州州委第一书记，成为捷共地方一级的实权性干部。1955年他被选送到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3年后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并被选为捷共中央委员，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西斯洛伐克州州委第一书记，不久后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书记处成员，1962年成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3年4月成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多变之秋，杜布切克成为捷共领导层冲出的一匹黑马，跃升为全民族的旗帜和希望，带领捷克斯洛伐克迎来“布拉格之春”。
杜布切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上下都很平静，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不仅没有象往常那样对诺沃提尼批判、公布“罪状”和随之进行各级领导层的大换血，而且诺沃提尼仍旧担任共和国总统，列纳尔特也照样当政府总理，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甚至连一篇例行的祝贺文章都没有。杜布切克当选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当天就回布拉迪斯拉发了，他要赶回去观看那里的一场冰球比赛。斯洛伐克人民也很高兴新当选的第一书记坐在他们中间一起观看冰球比赛，布拉格的改革派领导人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将奉行新的游戏规则。
在随后的两个月内，杜布切克对莫斯科进行了非正式访问，并会见了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华沙条约国领导人，希望得到兄弟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为其后的国内改革尽量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内，杜布切克先做加法不做减法，即原有主席团成员一个不减，增加了4名新成员。
1968年2月25日，曾参与诺沃提尼密谋军事政变的捷共中央机关武装部副部长谢伊纳少将叛逃，从匈牙利-南斯拉夫转道罗马向美国驻意大利使馆请求政治避难，这一事件最终导致诺沃提尼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正式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国民议会主席团和捷共中央主席团接受了诺沃提尼的辞职，诺沃提尼时代宣告终结。国民议会根据捷共中央主席团的提议，选举德高望重的73岁的反法西斯老英雄、曾在“大清洗”中被冠以“英国情报机关成员”莫须有罪名关押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为共和国总统。4月2-4日的捷共中央全会改组了党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共和国政府和国民议会主席团等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捷共中央主席团由11名成员组成：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科尔德、斯姆尔科夫斯基、皮勒尔、什帕切克、比拉克、里戈、什维斯特卡、克里格尔、巴尔比雷克；3名候补委员是：马。瓦楚利克、安托宁。卡佩克、列纳尔特，5月增补西蒙为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处成员有：杜布切克、齐萨日、姆利纳日、英德拉、科尔德、列纳尔特、萨多夫斯基、沃列尼克、斯拉维克、埃尔班等10人。4月4日，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4月6日，列纳尔特辞去总理职务。4月8日，切尔尼克出任总理，组织新政府。至此，推行改革的人员组织工作告一段落。
伴随着人员组织调整同时，杜布切克尝试着推出改革政纲，捷共中央主席团组成了以科尔德为主席的“政治委员会”，由其领导的“工作小组”负责起草“行动纲领”，该“工作小组”集中了全国科学界和思想理论界的精英。2月初《行动纲领》起草完成，党中央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大范围讨论《行动纲领》草案，激发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民主意识，也是全国性的一种民主意识教育和民主实践活动。这种捷共创造的、有序的民主行为和激发起的民主意识，反过来推动捷共中央主席团加速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等工作，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国土上的生机勃勃意气风发，完全不是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无序的“文革大民主”可比。
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政纲，即《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部分是阐述党的领导作用；第三部分是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建立新的政治管理体制而奋斗；第四部分是关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问题；第五部分是关于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问题。《行动纲领》最后说：“现在，我们正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形势。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运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国际工人运动经验，而要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的正确理解为基础。我们的国家对国际共运是负有责任的，它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优良的民主传统。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将无以面对历史。”《行动纲领》的通过和公布，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迈进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
可惜的是，杜布切克当政的时间很短，仅为8个月，“布拉格之春”便在苏联粗暴的武力干预下夭折，许多改革的政策尚未来得及具体付诸实施。尽管如此，本书作者在《前言》中仍借用奥地利著名共产党员恩斯特。菲舍尔的话给予这段短暂历史以高度评价：“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之春’从1968年1月至8月20日的几个月中就把捷克斯洛伐克建成了一个某一时期存在过的最自由的国家。”
四、血色8月20日
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以后，统治苏联达18年之久，对内实行集权专制，对外推行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即“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理论，主张除苏联外，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都是有限的，苏联的主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是无限的；谁要想变革斯大林模式，建设本国式社会主义，走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道路，苏联就有权进行干涉，直至出动军队实行“国际专政”，这是苏联的“大国特殊责任”。勃列日涅夫不能容忍杜布切克的改革。
1968年3月15日和21日，苏共接连两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对杜布切克的态度由当初的基本支持发展到“不能抱太大期望”再到渐视之为“过渡人物”，希望积极物色和利用捷所谓“健康力量”取而代之，并提出“在军事方面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对于采取极端措施应有所准备”，他们将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希克等捷改革派精英人物视为“复辟分子”、“彻头彻尾的敌人”。21日政治局会议之后，经与哥穆尔卡、卡达尔、乌布利希、日夫科夫等商定，勃列日涅夫突然通知杜布切克、列纳尔特、比拉克、科尔德、切尔尼克等于3月23日来民主德国东南部的德累斯顿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通知中规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听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汇报实现旨在贯彻捷共第13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以及贯彻捷共中央一月全会决议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欲利用华沙条约这一工具对杜布切克等施加集体的压力。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拒绝参加会议。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发言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广播、电视等都不服从党和政府的管辖，大众信息媒体大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被解除了职务，而他们之中80%的人是在莫斯科学习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历来推行的正确的外交政策也遭到破坏”等等，质问捷共究竟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其他各党也附和着说了些类似的话。3月24日，与会各党发表会谈公报称：各党交流了情况和意见，坚信“捷克斯洛伐克将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3月23日德累斯顿会谈当天，苏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通报》列举了自1967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频频发生的大学生抗议游行、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知识分子提出取消书刊检查制度、要求成立正式的反对派、容忍各种反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论日益增加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认为捷境内出现的尖锐局势不是孤立的，它是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和平颠覆活动”、力图“煽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分裂”相联系的，“帝国主义集团不只限于宣传，而且企图积极影响事件的进程，使之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通报》最后说苏共中央正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一起，“密切注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这等于向苏联全党和全国公开表明，苏共中央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干涉捷共和捷国家的内政。
在这样的局势下，3月28日至4月5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在没有事先得到苏共中央批准情况下重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以及国民议会和政府等全套党和国家的领导班子，撤换了军队、保安、司法、监察等国家暴力机关的领导人，特别是4月4日通过了实施复兴社会主义改革的《行动纲领》，勃列日涅夫预感到，让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们放弃改革路线是不可能的。
4月9-10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题为《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报告中详细评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表示“我们党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的不断加强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尽管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各种民族特点”，然而，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就是苏联的经验，是始终不变的，“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
捷克的选择是悲壮的：它不得不与之对抗的是一个比自身强大得多、又熟练运用各种阴谋诡计的超级大国，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外援。为了走“独特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道路”，杜布切克等人与苏共进行了艰难的交涉周旋，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比如为减轻苏联方面的压力，杜布切克未将被苏共视为眼中钉、“布拉格之春”经济改革的设计师希克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他只是捷共中央一名普通委员而不是主席团成员或候补委员，在政府内也只担任副总理和经济委员会委员，负责实现经济理论方面的工作。
5月3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比拉克等捷共领导人应苏共中央邀请飞赴莫斯科谈判，双方发生激烈争执，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苏共中央并提出5月份要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军事演习。
苏联决定武装干涉。6月下旬到7月初，华约在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苏军迟迟不撤。7月14日，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五国党政领导人在没有捷党政代表团参加情况下在华沙会晤，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7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开始紧急制定对捷采取极端措施的具体工作，包括：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派遣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撤换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革命政府”的名义起草关于内外政策的宣言；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革命政府”的名义起草致捷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这些文件将于苏联军队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公布。同时，苏共中央还起草了《致苏联人民》声明，说明苏联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和其他华沙条约国一起派军队进驻捷。以上文件在7月26、27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确认通过。7月29日-8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捷克边境切尔纳举行会谈，在谈判双方实力悬殊情况下，捷方作出重大让步，杜布切克承诺：控制报刊舆论，不许在民族阵线以外成立任何政治组织，加强工人纠察队和保安部队，保护对苏“友好”的捷共党员，停止在报刊上与苏联争论，将克里格尔和齐萨日调离现任岗位。捷方还同意参加两天后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华沙条约国领导人正式会谈。勃列日涅夫则承诺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中将不涉及捷局势问题。切尔纳会谈对捷来说，重要的是坚持了《行动纲领》，坚持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8月3日华约六国领导人在捷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危机似乎已经过去。然而，捷苏双方都没有从各自的立场后退，这只是矛盾即将总爆发前的短暂沉寂。
8月11日，苏军又沿捷边境举行军事演习。8月13日，勃列日涅夫致电杜布切克责难对方没有履行切尔纳会谈时承诺的义务，双方再度发生争执，筋疲力竭的杜布切克表示在下次中央全会上他将辞去捷共第一书记职务，请大会另选一位第一书记。随后的几天，勃列日涅夫一面加紧联络捷领导层内“健康力量”欲里应外合，一面派出曾表示支持捷改革、现已倒向勃列日涅夫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来捷与杜布切克“会晤”以麻痹捷方注意。
8月20日下午4时左右，布拉格鲁津国际机场接到两架苏联民航机信号称飞机出现技术故障要求降落，鲁津机场按国际惯例同意降落。苏联飞机称要在鲁津机场等候莫斯科空运配件。从机上下来几十人穿统一服装，提着统一的箱子，机场人员以为是运动员，也没有在意。晚上11时，数十名苏联乘客突然从各自的行李箱内取出手提机关枪，按各人选定的位置迅速占领了机场要害部门。原来这批“乘客”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苏军突击队员。几分钟后，苏军巨型运输机开始降落，一分钟一架，吐出一辆辆坦克、装甲车、火炮，全副武装的苏军及各种军用物资倾泻而出。苏联及其纠集的华沙条约国的“闪电式入侵”开始了。1小时后，在苏联大使馆人员引领下，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的捷共中央委员会大厦、总统府、政府办公大楼、捷通社、电台、《红色权利报》社、军事设施等目标。与此同时，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华沙条约国总计24个师约25万兵力分8路涌入捷克斯洛伐克。
正在开会的捷共中央主席团从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起草通过了一份《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宣言，抗议五国入侵，但号召人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杜布切克等人冷静、理性的决策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充满智慧的特殊抵抗方式，使得苏联找不到任何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藉口，既不敢贸然向群众开枪，也不能宣布捷政府是“反革命政府”。（必须承认，比起二战时的德、日法西斯侵略军，苏联占领军军纪很好，即便面对捷克人民当面抗议，苏军军官也只是下令没收照相机或抓捕抗议者，极少开枪伤人。据本书提供的资料，在此次占领中捷有30人遇难，比1956年匈牙利事件损失小得多。）21日上午9时许，苏军绑架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等人，随后将他们绑架回莫斯科。8月23日捷总统斯沃博达、国防部长楚尔等人冒险前往莫斯科要求与苏联谈判，要他们释放杜布切克等领导人。被苏联认可的捷“健康力量”是如此不济，以至苏联无法按原定计划扶持起一个“革命政府”，而不得不回头与杜布切克等谈判。杜布切克等与斯沃博达等人会合，并从国内又请来姆利纳日等人，组成18人的捷共中央代表团。在谈判桌上，捷克领导人进行了不屈的抗争，迫使苏联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然而，由于苏共以屠杀捷克斯洛伐克和平民众相要挟，捷克代表团最终不得不签定“城下之盟”，“布拉格之春”被生生扼杀了。
五、春去春又回——“布拉格之春”精神不灭
苏军占领捷克，以坦克、枪炮为后盾迫使捷领导人8月27日在莫斯科签定了“城下之盟”后，很快逼迫捷共中央将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激进改革派克里格尔、齐萨日、什维斯特卡（《红色权利报》主编）、希克等领导人解除职务。苏军入侵时，希克正在南斯拉夫访问，此后一直没有返捷，随后前往瑞士，在圣。加伦经济社会大学当教授，走上学术之路。1981年希克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华访问讲学。
10月16日苏联又逼迫捷克签下《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注意共和国境内的条约》，条约规定华约其他四国军队将撤离捷克，苏联军队仍暂时留驻；捷提供苏联驻军的一切设施，承担苏军一切费用，苏联驻军及其家属享有一切治外法权等等。其苛刻程度无异于19世纪西方宗主国对待殖民地。1969年1月1日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实行联邦制，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由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
对于仍在捷国内民众心中享有巨大威望的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领导人，苏联采取等待时机各个击破的方法，于1969年1月先将斯姆尔科夫斯基解除国民议会主席职务、开除出捷共中央；又将杜布切克排除出捷共中央，后于1970年6月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同时将切尔尼克解除政府总理职务、开除出党。新任第一书记胡萨克在苏联扶持下大肆打击异己，清除迫害拥护和支持改革的各级党政干部。至1970年即先后将4名捷共中央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59名县委第一书记开除出党；1/3以上中央委员、州委和县委委员被撤职或开除出党；1/5以上党员被除名，1970年12月，捷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了《从捷共十三大以来党内和社会上危机局势发展中吸取教训》的文件，全面否定“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接受“苏联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观点。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苏联刚占领捷克全境、捷主要领导人杜布切克等人被掳掠到莫斯科时，捷共就在布拉格维索昌区秘密召开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仍选举杜布切克等人为捷共中央领导，表明了与会代表对杜布切克等领导人一如既往的信任和对苏联入侵的严正态度，体现了捷克的民族精神。10月28日是捷独立纪念日，捷人民把庆祝独立日变作对“留驻”苏军的全民抗议！这天从清早到深夜，学生、工人、市民都手举捷克斯洛伐克国旗在布拉格街道上游行，高呼“俄国佬滚回去！”“打倒勃列日涅夫！”“马萨里克万岁！”“我们要自由！”等口号，游行群众堵住了政府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的赫拉德强尼城堡大门，咒骂“俄国佬”。出席庆祝会的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不敢从前门出来，只好在大批警察护卫下从后门溜走。1969年1月8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苏军的占领而自焚。帕拉赫的悲壮赴死震动了捷上下，全国掀起抗议苏军占领的新高潮。
在胡萨克统治的“后极权时代”，哈维尔等人掀起“七七宪章运动”，提倡“生活在真实里”，重建全社会的公民良知，拯救被坦克枪炮高压维持下的“稳定”对人们心灵的毒害和全社会的道德崩溃。布拉格的春天被严寒摧折，但那个春天迟早会重新到来……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