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克林顿和希拉里访问了捷克。
“1月11日，我来到了布拉格，会见了瓦茨拉夫·哈韦尔。这时距我当学生时第一次去那里刚好24年差一周。哈韦尔个子不高，说话柔和，眼睛不停地眨着，极为聪明，是各地自由力量的英雄。他曾多年坐牢，坐牢期间写了一些雄辩而且有煽动性的书。被释放后，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了一场和平的天鹅绒革命。接着，在他的监督下，捷克斯洛伐克有条不紊地被分成两个国家。现在他是捷克共和国总统，急切地希望建设成功的市场经济，并取得北约成员国的资格。哈韦尔是我们常驻联合国大使玛德莱娜·奥尔布赖特的好朋友。奥尔布赖特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很乐意利用一切机会用母语与哈韦尔交谈。
哈韦尔带我去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那家俱乐部曾是他天鹅绒革命支持者的温床。乐队演奏了几首曲子之后，他把我带到台上，介绍给大家，递给我一枝新的萨克斯管。这枝萨克斯管产于布拉格，是由一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为整个华沙条约国的军乐队制造萨克斯管的公司制造的。他教我吹萨克斯管，和乐队合奏。哈韦尔满怀激情地敲着小手鼓，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和《我可爱的情人》。“
——克林顿自传《我的生活》
“1993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落成典礼上，我与哈维尔首度会面。”
“大家愉快地用过晚餐后，哈维尔带领我们步行穿过老城区，来到音乐家、年轻人和观光客汇聚的著名景点查尔斯桥。当哈维尔还是个在野的持不同政见者时，就常常与志同道合者在此聚会，演奏音乐，交换从黑市购得的唱片或录音带，并相互传递信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自由运动遭苏联镇压后，音乐，尤其是美国的摇滚乐，帮助人们维系希望于不坠。197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这一名称出自弗兰克·扎帕的歌词——遭当局逮捕和审判后，哈维尔领导发起抗议。在联名签署被称为”77宪章“的人权宣言，并被当局以”颠覆“罪判处苦役后，哈维尔凭借文学与知识理念撑持自己。他在狱中写给妻子奥尔加的信，如今已成为异议文学的经典。
哈维尔既是剧作家也是政治哲学家，他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会加剧民族主义和种族的对立。全球化并未把人们统一于一种共同的文化，相反，人人穿同样的牛仔装、吃同样的快餐、听同样的音乐的大众文化，并不必然会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哈维尔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较少安全感，并将导致以种种极端的努力来确认和维持各种不同的身份——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种族清洗甚至种族灭绝。哈维尔的全球化理论对于中、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尤其切中肯綮。这一地区的不宽容和民族关系紧张已经开始爆发，尤其是在前南斯拉夫和苏联境内。
哈维尔已成功地说服比尔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总部从柏林搬迁到布拉格。在冷战时代，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一直扮演着对苏联集团进行宣传的角色。而在后冷战时代，欧洲已不再被铁幕分隔，哈维尔认为，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应该担当起新的角色——弘扬民主理念。比尔和美国国会都赞同哈维尔的想法，并于1994年批准将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总部迁至布拉格，设在温塞斯拉斯广场一角苏联风格的老国会会堂内。1968年，苏联军队的坦克曾开进广场，镇压萌芽之中的民主运动。哈维尔理解这儿的政治象征意义。
我于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通过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对中、东欧各国及新独立国家的两千五百万民众发表演说。有感于哈维尔就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所发出的警告，我呼吁国际社会‘在民主价值下结成联盟’，以帮助人们面对‘在21世纪必然要面对的各种问题’，诸如如何平衡个人与集体权利、如何在大众媒体与消费文化的压力下教育子女、如何在开展区域与全球合作的同时重新锻造我们的种族自尊和民族认同等等。
我在演说中也指出，民主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使是立国超过两个世纪的美国，也仍在致力于完善其民主体制。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和维系就像一张三脚凳，其三条腿分别是民主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种民间协会、宗教组织、志愿者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由个别公民的行为编织而成的民主生活网络。对于新兴的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市民社会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民主选举和自由市场经济，它将使民主价值内在于公民的心灵、思维与日常生活之中。“
——希拉里的《亲历历史》
陈寿文整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