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我所知道的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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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内民主派领袖胡、赵、万、习等人中,习仲勋的事迹鲜为人知,尤其在国外鲜为人知。这不公平,也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我对习仲勋所知也不多,所以就用了上面这个题目,只写我知道的那一部份事迹。

中共民主派的几位领袖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他们在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就有人道、民主的思想和宽厚、求实的作风;二是,他们在党内亲身经历过残酷斗争,懂得共产党体制方面的弊病,并注意克服那些弊病;三是,他们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谋一人、一家、一党、一派的私利。

下回记述习仲勋的一些事情:

一、在陕北肃反中死里逃生

1978年12月20日,习仲勋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中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等同志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改革’;指责我们纠正一些违反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他们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陷刘志丹是‘白军军官’。他们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廿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区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来关到瓦窑堡,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当铺里,…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了虱子;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至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才被释放了“。

二、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这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习仲勋以后不断强调的习仲勋的重大罪状。其实,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各项“社会改革”中实行“慎重稳进”的宽松政策,当时是经过毛泽东认可甚至赞扬的。

在中共老根据地,习仲勋首先提出“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就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推广。

1948年1月15日和16日,习仲勋在陕北绥德薛家渠召开了著名的“义合会议”。这次会议指出:“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所谓”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义合会议决定:对于连续参加七年以上劳动的地主富农,其成份,应按现在情形改变。“

“老区就不要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好的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只对那些今天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或帮助胡匪作恶的,应发动群众严厉打击。“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毛泽东接到西北局关于纠“左”的报告后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1949年8月4日,习仲勋作了“关于关中新区工作方向”的讲话。他根据100 余份调查材料指出:“关中农村土地不很集中,地主占农村户口不到百分之一,加上富农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共占土地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占农村户口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占土地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他认为”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是一般地主、富农,而是‘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组成的农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他提出对地主的斗争方式,最根本的是说理斗争,并须与人民法庭的审判相结合,对于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会其精神,……但不能抄袭那一时候的一切斗争方式,”1951年8月22日,他在关于甘肃土改的讲话中又说:“放手是放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分等,这些都是错误的。”

关于“镇压反革命”,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并且提出杀人的指标应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习仲勋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说:西北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杀人指标减为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西北实际执行的杀人数字在总人口千分之零点四以下。

对于甘、宁、青、新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镇反动动,习仲勋在1952年5月4日“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进行改革的方针”。他提出的有独创性的措施,除了“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党和本民族群众为主去做以外,还主张首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用”改得和平些“和其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赞助。他还规定了几条政策界限:”游牧区不宣传士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当时,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邓力群是分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镇反搞得很“左”。虽然王震并没有把习仲勋放在眼里,但是习仲勋对他也敲过警钟。例如:1951年4月13日,西北局给王震发了一个电报,对新疆人代会讲话稿,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报告中说:“这次省人民代表会议的多数代表,是由选举产生的。”应改为“是由各地区、各群众团体、机关、部队选举产生的,以区别于将来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的直接选举。”这个修改意见,既说明当时的选举不是人民普选,又说明习仲勋的想法是,人民代表将来要进行直接民选。

(二)镇压革命项内,“首先从军队及政府机关中发动民主检举运动”一句可以不要;镇压对象中可不提“大回族主义”。由此可见,习仲勋不赞成在军队和机关中开展检举“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也不赞成把“大回族主义”作为镇压对象。

(三)“克服民族主义倾向”应改为“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这就用不着解释了。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习仲勋对待少数民族暴动的态度和做法。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甘肃省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回民暴动,一次占领了中等城市平凉,另一次解放军伤亡近2000 人。怎样处理呢?习仲勋认为用武力镇压的办法不行,还是请伊斯兰教中的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了问题。青海著名的藏族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军政当局原来准备用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不能打。他们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给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说:决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措做了工作,项谦就不造反了。毛泽东当面表扬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厉害。”这件事,后来被传成:习仲勋对项谦十擒十纵。其实,没有十擒十纵,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习仲勋这些受到赞扬的宽松明智的做法,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罪行,受到长达十余年的批判和清算。在1964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四清运动”中,西北各省还进行了土改、镇反的补课,补划了一大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西北各省复查的结果是:“四清”运动中补定的地、富、反、坏分子,基本上都错了,所谓“土改、镇反很不彻底”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三、进军西藏的两种政策

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由西南局和西北局共同组织力量进军西藏。西南局派出张国华率领的干部和军队是主力,西北局派出范明、慕生忠率领的进藏工作队加以配合。习仲勋对西北局进藏工作干部的谈话要点,曾由中共西藏工委于1952年5月16日印发各地并报中共中央。

习仲勋的谈话要点有六条,大意是:

一、“在西藏做工作,要采取”稳进慎重“方针,不能犯急性病。”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二、“爱祖国,反帝国主义,这是西藏统一战线的基础。”“在西藏反封建目前为时过早,要争取达赖、班禅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

三、“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各种情况(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历史等)。”

四、“开始一个时期,我们不要过急地派工作组和干部下到”宗“上去,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多采取访向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各种组织和各方面的人下到各地去,采取反复的上来下去的工作方法。”

五、“对班禅集团要多帮助,多扶植,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对他们的落后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能争,要马虎。”

六、“西北去的干部要和西南去的干部团结一致,同志间不能有丝毫隔阂,要特别亲密,特别团结才对。”

习仲勋组织西北干部进藏的具体方法,也值得称道。他要求进藏工作队打上“护送班禅喇嘛回西藏”的旗号,他要求给每一个工作队员配备两匹马、四条毛牛、一匹骡子,两匹马供人乘坐,四条毛牛供人食用,一匹骡子准备到了拉萨以后卖给印度人。当时印度不出骡子,骡价昂贵,卖了骡子,可以解决工作队的一部分开销。西北进藏工作队兵不血刃、秋毫无犯地进入西藏。工作队长范明担任了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工作队政委慕生忠担任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其他骨干白云峰等担任了西藏的部厅级职务。这一批干部执行的是习仲勋提出的“稳进慎重”、“不怕慢只要搞对”和“在西藏反封建为时过早”等批导思想,不久就同西南局派去的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发生矛盾,被张国华打成以范明为首的“反党集团”。二十年后,虽然胡耀邦给“范明反党集团”平反了,但在西藏工作中两种政策的历史是非并末分清。

四、保护西安明初城墙

中国各地的古城墙和牌坊,在1958年前摧毁殆尽。小城还保存了几个,如山西的平遥,湖北的荆州。大城,只有西安巍然独存,基本完好,恐怕是全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

是谁保护了西安古城?有人说是周恩来,有人说是马文瑞,其实都不对,是习仲勋。拆城墙,拆牌坊,是毛泽东拍板,周恩来坚决执行。当北京市拆牌坊、拆城墙时,梁思成据理力争。在周恩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梁思成苦苦进谏。他还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阳光照射到北京城楼和帝王庙牌坊时的壮丽景色。周恩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毛泽东听彭真汇报梁思成为拆牌坊、拆城楼痛哭流涕时,还说:“为拆牌坊拆城楼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既然周恩来对于规模和规格高于西安的北京城墙和南京石头城都没有保护,怎么会对西安的二流城墙情有独钟呢?

马文瑞也没有保护西安城墙。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大拆古城墙时,马文瑞在北京担任国家劳动部部长,他管不到西安的城墙。马文瑞的功劳是:1982年,他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任内,接受了《陕西日报》主编张光的建议,发动整修西安城墙。习仲勋保护西安城墙的过程,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可以从侧面证明:西安城墙是习仲勋保护下来的。

1982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会会,批判习仲勋。我以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的身份随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工作。张德生口授提纲,让我代他起草了一个揭发批判习仲勋的发言。这个发言揭发习仲勋的八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就是习仲勋不许拆西安城墙。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许拆西安城墙,也成为政治问题了?后来我知道了拆古城墙。是毛泽东最后拍板,我才理解张德生不得不揭发这个问题的心态,我才懂得习仲勋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况下抵制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保护西安城墙的难能和可贵。

五、中共八届十中会会的批习斗争。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继续。北戴河会议的议题原来是讨论农业生产。毛泽东突然作了一个“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的报告,提出“反对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的问题。反对“单干风”是从批判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个农村党员要求实行包产到户、自由贸易、恢复和节制私营工商业、缩小计划经济范围、实行“百分百的民主”的万言书(毛认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开始,发展到批判主张包产到户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反对“翻案风”是批判彭德怀为自己申辩的八万字的申诉书。反对“黑暗风”,是批判“把大好形势看得一团漆黑”的领导干部和民众。

在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时,来自陕北红二十七军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带着在陕北革命时期就存在的对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为代表的红二十六军的偏见,揭发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写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为高岗翻案”,揭发习仲勋是《刘志丹》小说的策划者。毛泽东一贯喜欢树立“反面教员”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看到闫红彦揭发《刘志丹》小说的发言,如获至宝。因为闫红彦的揭发,可以证明毛提出的“翻案风”确实存在,阶级斗争确实尖锐、复杂,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会议由批彭转向批彭又批习,中央工作会议也升级成为八届十中全会,由北戴河搬到北京进行。

我当时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西北组的工作人员。回想起来,那次会议开得实在荒谬。会议指控习仲勋的反党罪行,主要有两条:一是,策划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二是,高岗后妻李力群在1959年给中央写了一份万言书,揭发发高岗在自杀以前曾经同习仲勋密谈。

第一条就是诬陷不实之辞。

当时,中央会议的西北小组指定我认真阅读《刘志丹》小说,并把其中写到高岗的内容全部摘录出来。我把《刘志丹》小说看了几遍,摘录出写到高岗(书中化名罗毅)的文字仅有二千余字,而且都是贬低高岗的,没有吹捧高岗的。退一步说,即使有歌颂高岗的内容,只要符合事实,也没有错误。因为中共中央过去对高岗在陕北革命和东北工作中的功劳评价很高,否则,为什么要让高岗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呢?至于《刘志丹》小说是不是习仲勋策划的?虽然在会议逼供之下,习仲勋承认他看过小说第三稿,但是,会上并没有说,小说是习仲勋授意编写的,也没有说习仲勋设计过小说的内容。仅仅看过第三稿,就能够给习仲勋加上“策划”的罪名吗?另外,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到习仲勋的老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杨明轩家里去过。那一天,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弟媳李建彤正好也到杨明老家里去了。他们都说习仲勋根本不同意李建彤写《刘志丹》,也没有看过稿子,习承认看过第三稿是违心的。

第二条罪状也站不住

毛泽东不是一再强调“重证据不重口供”和“严禁逼供信”吗?高岗之妻揭发习仲勋同高岗密谈的万言书,是孤证,没有旁证,怎么能够据此定案呢?还有,既然是高习二人密谈,高岗妻子听到一言半语那是可能的,怎么能够听得那样完全,记得那样详细,竟然能写出上万字呢?揭发的内容很荒延。例如说:习仲勋给高岗前妻之子高毅一支手枪,要他为父复仇。高岗同前妻的儿子很疏远,同后妻(即揭发人)及其子女很亲近;而且前妻之子远在陕西,揭发人及其子女近在北京。习仲勋为什么不让近在北京的揭发人的子女复仇,却要让远在陕西的前妻之子去复仇呢?何况,习仲勋不是白痴,他难道不懂得,高岗垮台以后,高岗的子女根本进不了中南海,而一支小小的手枪也对付不了强大的8341 警卫部队。至于习仲勋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是在定为“反党集团”以后才附加上去的。

总之,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工作,使我见了世面,开了眼界,原来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判斗争的水平,并不比基层组织整人高明啊!然而,就是这样一场荒谬的斗争,竟然在西北五省株连了一万余人!

六、“文革”中的轶事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习仲勋被撤销了国务院副总理等一切职务,软禁了两年多。1965年被分配到河南洛阳拖拉机厂,担任分管后勤的副厂长。“文革”初期,西北大学的造反派把习仲勋揪到西安,受到机关、学校、工厂造反派无数次的批斗,有些批斗会还在西安钟楼和大差市等闹市区进行。那时候,有理也说不清,所以,习仲勋对批斗者提出的“罪行”,从不辩解,但却有一条底线,就是不推卸责任,不牵扯别人。

习仲勋曾经对为他写传记的人们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整过一个人。”在中共的高级干部中,敢说这个话的,恐怕只有习仲勋等极少数几个人,我这个中层干部也整过人。可是,他的话,我是相信的。仲勋为人善良、宽厚,在政治运动中,用各种巧妙的方法保护过许多干部,但却没有听说他整人。对于整过他的人,他也不记仇,不报复。

在“文革”中,西安的造反派分为东西两派,住在东郊的西安交通大学、公路学院等高校和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是东派;住在西郊的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等高校和西安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是西派。西派是多数派,比东派更激进,他们把东派看做“保守派”。1967年初,西派发动了“反右倾斗争”,反对东派的右倾。当时,习仲勋住在西北大学,受西派监控。有一天,西大几个造反学生问习仲勋:你对我们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持什么态度?习仲勋说:我看“反右倾”恐怕不对,现在不是反右倾的时候,而且群众组织应该团结,不应该分裂“西大几个学生拍手大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你是敌人,你反对”反右倾“,这就说明我们做对了。”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习仲勋的品德和风骨,一是,他在西派监控下还敢说西派做得不对;二是,他受到造反派的残酷斗争,还要顾全造反派的团结而不分裂。与此相反,当时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和书记处书记肖纯,在西派控制下,公然发表了支持西派的声明并同西派合作,后来成为第一批“三结合”的领导干部。

1985年,我从北京退下来,担任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我听说:西大有一个优秀的中层干部,校方提名作副校长,上级没有批准,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文革”初期西大学生去洛阳揪习仲勋,那个干部当时是青年教师,跟着学生去凑了一次热闹。我知道,这件小事可能成为那个干部一生沉重的政治包袱,我也知道仲勋本人是不会计较这种事情的,就用我个人的名义给仲勋写了一封信,询问那个干部是否对仲勋有侮辱虐待的行为。仲勋给我回信说:“我根本不记得那个人,自然没有受到他的侮辱和虐待。这件事情,不应该影响那位同志的提拔使用。”有了仲勋本人的回信,上级那些管干部的人也就不再抓那个干部的辫子了。

七、倡议建立深圳、珠海、汕头特区

从1982年9月以后,习仲勋蒙冤挨整16年,直到1978年才得到平反,被新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

习仲勋主政广东两年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倡议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几个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窗口,提供了样版。1992年10月12日,习仲勋为《改革开放在广东》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使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上路”。“正是带着这个迫切的要求,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政治局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我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我说:”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我还讲,如果广东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我这话,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便派谷牧同志率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到广东来,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算账,并帮助省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不久中央正式批准了这个文件,这就是当年七月下发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批准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其中包括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的的内容。“

这里还要作一点补充。1992年8月,习仲勋为《改革开放在广东》一书写序言的时候,胡耀邦的名字和事迹还受到禁锢,仲勋不便写耀邦所起的作用。事实上,1979年元月,胡耀邦就访问过深圳和珠海。那时深圳、珠海还是落后的渔村。耀邦发现那里渔民的生活普遍贫穷,但却有内地罕见的电视机。耀邦问:“这东西是从那里来的?贵不贵?”渔民们告诉他:“村里常有人去香港卖菜,那里黑白电视机很便宜,只要挑几担青菜过去,就能换回来一台电视机。”还有,当时在内地还很珍贵的塑料布,竟被香港人当做垃圾扔掉,随着海浪飘到深圳、珠海。这两件小事引起耀邦的联想,他同习仲勋商量:我们能不能在沿海设个橱窗,允许老百姓同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无的民间交换发展经济。耀邦的想法同仲勋不谋而合,仲勋同耀邦商量好,由仲勋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1981年7月,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纪要,提出了办好经济特区的十项政策和措施,此后,特区建设才有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依据。当然,邓小平对于建立经济特区是同意的,他说过:“要杀出一条血路。”不过,首先提出建立出口加工区(后来改称特区)建议的,是习仲勋。

八、参与粉碎反对“全面改革”的倒胡活动

1983年1月20日,在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作了题为《四化建设与改革》的长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所谓“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又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耀邦这个讲话,包含了1月12日邓小平同耀邦、习仲勋、万里等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谈话的内容,讲话稿在事前也经过书记处传阅。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二十天以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1983年2月12日发表的《春节祝辞》中密切配合。他说:“我们要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加快改革的步伐,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可是,这个正确决策却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阻挠。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回忆:“二月十六日,旧历正月初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把我和副总编王若水叫到南长于他的寓所,反复告诫我们:”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的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他要求对耀邦的讲话“不要急于宣传,不要作为宣传中心。”

据习仲勋同志对一位领导干部说(我也在场):耀邦作了“全面改革”的报告以后,胡乔木反对在报纸上发表,也反对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耀邦迁就乔木,请他修改后再发,乔木不修改也不许发。作为常务书记,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共二百余人参加的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岂不是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后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不许发。二月下旬某一天,并未承担组织会议职责的姚依林突然通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联席会议。会上,陈云主要发言,他不指名地对胡耀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高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7 %,陈云主张4 %,赵紫阳、李先念主张5 %。可是,后来的实际增长速度大大超过7 %。二是,反对全面改革。陈云连城市经济改革都不赞成,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他生气地说:什么都要改,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体制、政策和计划,是“拨乱反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他明指胡启立实指胡耀邦地说:应该下放到国家计委或财政当个副职去学习锻炼,显然,这是要耀邦下台了。陈云讲话以后,赵紫阳等几个人作了简短的发言。邓小平没有发言,只是说:“成绩还是主要的”和“会议到此为止”。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无人响应,当然,政治局也没有作出决定。可是,胡乔木竟然十拿九稳地对耀邦说:“今后,你就是不当总书记了,我们的友谊是永存的。”

邓小平说了“到此为止”,可是,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后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批评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新华分社社长李延年,当晚就把记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第二天,《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传达的笔记本送给习仲勋。习仲勋以常务书记的身份找邓力群谈话说:陈云同志发言后,小平说了“到此为止”,会上并没有作出向下传达的决定,你为什么向下传达了?现在,外地都在打听:“中央出了什么事?”邓力群起先抵赖说,他没有向下传达,仲勋拿出李延年和林钢的两份记录,邓力群只得承认他考虑不周,做得不妥。

批胡会后,不知是谁,竟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门发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后,到书记处去问习仲勋:“开什么会?是不是要解决耀邦的问题?”习仲勋说:“我不知道。”立刻找胡启立询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逼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容许的。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汇报和作工作,邓小平表示:“中央工作会议不能开。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宫延政变才流产了。

九、坚持反“左”,反对起用“文革余孽”。

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整党”中,习仲勋都从坚持“反左”的角度,同胡耀邦密切配合。例如:在“清除精神污染”中,习仲勋批评贺敬之等人“在文艺界搞了十八天‘小文革’”。1983年10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打断他的话:“你说得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乔木、邓力群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大批方励之的观点,而且认为“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一批人,”“应该作为整党对象。”耀邦驳斥了胡、邓的观点。习仲勋接着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仲勋发言后,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到邓小平那里去告状。

正在这个时候,从监狱出来的文革余孽王力给邓小平上书,建议取消以胡耀邦为首的整党指导委员会。邓小平指定邓力群同王力谈话,王力说:“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显然是指胡耀邦)对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 清除精神污染’ 抓得不狠,应当注意纠正。”王力还说:“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邓力群把王力的意见向邓小平汇报,并在内刊上发表。1984年2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邓力群说:“小平同志认为王力同志还是能够为党做一些工作的。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还是由大家定吧。”习仲勋说:“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于保过自己和自己支持过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显然,习仲勋的意见是针对邓小平和邓力群的。

接着,书记处一致通过将王力开除出党,陈云也给胡耀邦打电话说:“王力是什么东西?竟然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

在一次会后,习仲勋对胡耀邦说:“至今有些人的头脑还是被‘左’的圈子笼罩着,动不动就是斗争、斗争,他们到底要同谁斗争呢?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对某个人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十、力劝邓小平退休

1986年元旦,叶剑英、邓颖超、黄克诚就因年事已高,请求中共中央批准他们退出中央委员会。叶剑英说:“党的干部要做到援已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他还写了一首诗:”宏观代谢依新陈,接力年华一代兴“。同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议会代表团时也说:”即将在九月份召开的党代表会的中心任务,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还有讨论我们的国民经济问题。这次党代会和拟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党代表大会,将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和权威。胡耀邦总书记明年将满七十岁,赵紫阳已经六十五岁了,他们将继续工作若干年,为年轻人目前还青黄不接多做些准备工作,让他们再工作两三年吧。我现在也老了,准备退休,让胡耀邦和赵紫阳管理大事。这也是从我们党的长远大计出发来考虑的。“

在一次讨论中共十三大准备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上,胡乔木首先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认为在我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宋任穷,支持胡乔木的意见。赵紫阳在邓小平指名要他表态时,不得不违心地说:“我们还需要小平同志掌舵。”胡耀邦、聂紫臻、习仲勋、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小平退下来。

习仲勋的发言,讲得最为尖锐和精辟。他说:“我昨天同一位政治学专家谈了话,他对我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今天这个会就是在今天和明天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继续走全能政府即’ 人治’ 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分配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到一百岁也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问题”。王震打断习的话说:你的意思是要否定权威,否定小平同志的权威。万里说:“我们不能树立个人权威,要树立集体的权威,树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权威。”习仲勋接着说:“要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地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带头退出中央,实行退休体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

可是,公开表示要退下来的邓小平,没有退,也不想退,甚至不惜采取大屠杀、大镇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坚持劝邓小平退休的习仲勋,却在1986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排斥出局,离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十一、拍案而起,痛斥“逼宫”

1986年9月18日,正当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北京高等学校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提出要民主,要自由,反对一党专政,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诉求。11月,设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因为合肥西区人民代表选举问题,同校党委发生冲突。科大副校长方励之支持学生通电全国,掀起争人权、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合肥的学运,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这时,邓小平和彭真、杨尚昆、王震、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把学潮的发生归罪于胡耀邦,秘密议定,要把胡耀邦拉下马来,只有陈云主张“让耀邦干完这一届,让他在十三大自然落选,给人一种正常的组织气氛。”

习仲勋虽然已被排斥出局,信息不灵,但他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感到耀邦要出事了。1987年元旦晚上,仲勋到耀邦家里说:“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耀邦满不在乎地说:“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他还说:“”仲勋,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再说就会破坏我的一条不可侵犯的信条。“仲勋问:”什么信条?“耀邦回答:”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发誓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维护全党的团结上,党经不起穷折腾了。“面对着这个把那些居心险恶的人看得同自己一样光明磊落的亲密战友,习仲勋只好不住地摇头叹息,告辞而去。习仲勋走后,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持续地、固执地响了起来。他抓起耳机,听到了赵紫阳的声音。紫阳问:”你现在干什么?“耀邦回答:”我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找一种更稳妥地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紫阳说:”我劝你先不要忙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争取主动为好。“耀邦说:’ 紫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紫阳说:“爆发学潮这样的乱子,你以高姿态地检查自己的责任,总是可以的嘛。”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查什么?总不能虚伪地作什么谦谦君子吧?”紫阳说:“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吗?”耀邦说:“那好,我尊重你的意见,我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望,让我再考虑几天吧。”紫阳说:“哎呀,你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认个错,越快越好。”

第二天,耀邦尊重紫阳的提示,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和颜悦色地肯定了胡耀邦的成绩,胡耀邦把成绩归之于邓小平的指导和帮助,然后讲到分歧,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召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谈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胡耀邦临走时,紧紧地长时间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表示了他对邓小平的敬意和期盼。

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让他到中南海小会议室开会的通知。不过,邓小平说的“中央生活会”(那应该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而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生活会。如果是开“中央生活会”,那么,彭真、杨尚昆、王震、薄一波、宋任穷、邓力群等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人就不能出席充当打手了。

生活会开了两天,北京学生运动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妈妈,我们没有错。耀邦同志,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们?还需多少代,谁怜赤子心!读之,令人心酸!”

这个“组织生活会”,起先并没有通知习仲勋、乔石、胡启立参加,几天后才让他们参加。习仲勋在会上听到薄一波、彭真、王震逼耀邦下台的发言以后,拍岸而起,指着薄、彭、王等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那场戏吗?”他猛拍着桌子,怒吼:“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去留的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耀邦站起来劝他:“仲勋同志,你不要说了,我已经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在习仲勋平静下来以后,邓小平说:“刚才仲勋同志表达了他的看法,我看很好。我当然不是说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生活会上要讨论耀邦同志的总书记职务去留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但是,难道不可以在生活会上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吗?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今天在党的生活会上一波、彭真同志提出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了呢?所以,我历来这样讲:那些越是口头上讲民主的人,其实并不想真正给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许他自己要民主和自由。我看这种”自由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个道理。”

邓小平虽然说召开那个生活会,不是要讨论胡耀邦总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实际上那个生活会上讨论的就是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而且在生活会最后已经作出了决定,1987年1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过是走一个过场,承认既成事实而已。而且根据中共党章,中央政治局也无权罢黜一个总书记,选出一个新的总书记,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决定总书记的去留。所以根据中共党章,邓小平等人逼退胡耀邦,是非法的,正像习仲勋说的那是“逼宫”,也就是宫廷政变。

(作者注:本文第九段到第十一段的材料,来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10月正式出版的《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

文章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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