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对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1].

《大公报》有什么“好经验”?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1931年5月,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2].一句话就准确抓住了《大公报》的命脉。

自1902年6月17 日英敛之在天津租界创办《大公报》,中经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联手开创《大公报》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到1941年5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大公报》把中国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峰巅,成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胡适语)、舆论界的“一根柱石”(范旭东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状中说: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于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执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3]

“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4]此前东方获此殊荣的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张季鸾面对巨大的荣誉,发表了《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5]

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地“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是王韬、梁启超以来文人办报的传统,也是《大公报》的传统,是新记《大公报》风靡乱世中国几十年的关键,在整个百年报业史上还没有另一家报纸曾经攀上这样的高度。百年回首,我们依然为此感到骄傲、激动、悲伤,甚至沮丧。

一百年前,英敛之初创《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标揭“大公”的旗帜,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无党无偏、直言敢谏而著称。熊少豪在《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中指出:“《大公报》创办之始,宗旨纯正,言论激切,一时声誉鹊起,惜锋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卒为某党所收买,坐是营业日散,销路日减。”[6]但它“敢言”的精神长久地被人们所记诵。

“办报非难,持久斯难,而百折不移卒能发扬光大者,斯尤难之难也。”[7]在中国报业史上能历经风云变幻、几度易主坚持下来并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个时代的应首推《大公报》。1926年9月1日,《大公报》中断了一年之后终于续刊,发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记公司大公报记者”),提出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排戏,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8]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头,在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有了这样的“四不”承诺,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呈现出的亮色。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公报》才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胡适)。自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无论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还是北京的《晨报》等都没有像《大公报》那样持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公报》作为同人经营的民间报纸,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常说,他们是“文人论政”、“为民请命”,言论始终是它的生命线,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它的言论之所以享誉海内外是因为:

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竭力将“我”撇开,尽到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重视对政治的言责,与对社会扶助匡道的责任。[9]

《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今天我们重读那些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评论,仍然会被他们的无私、诚意和勇气所感染。在他们看来这是“现代报纸应尽之职务”,体现了他们“服务社会”的志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深怀文章报国之志”[10],而没有个人私利的追求。张季鸾《无我与无私》一文说得很清楚:“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11]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大公报》人,而今《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张季鸾的三“骂”,他对屠杀青年的抗议,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明确反对这些就不必说了。“九一八”之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社评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当局被迫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两天后《大公报》发表的《愿国民清夜自问》社评直接指出“皆上层社会之罪”,“今执政之人,固昔年不从事革命者,其能凛然反省,与民众共同奋斗,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数民众之自为……真正救国大业,最后必由民众自己完成之。至于现在社会优越地位之人,不从速努力,必尽遭淘汰无疑耳”。

1944年以后王芸生开始在重庆《大公报》严厉批评时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他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党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党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12].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在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中,他提出“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二十多年间,《大公报》从来没有放弃舆论监督的自觉,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报》发表青年范长江轰动一时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女记者彭子冈为桂林《大公报》写的通讯“重庆百笺”,都生动地披露了社会黑暗、官场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报》就客观报道了红军的消息,并配发短评赞美红军纪律严明。1945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采访米苏里号上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报道也与其他报纸不一样。仪式结束,虽然笼罩在胜利的狂热气氛之中,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却“语气沉重”、感慨地对记者说:“今天无论是投降的日本还是受降的各国,都应该忏悔。”[13]

1945年11月22日,复刊不久的上海《大公报》如实报道了李健吾、金仲华、周建人、徐伯昕、马叙伦、唐弢、许广平、傅雷等知识分子签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没收取缔书刊行为,恢复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悍然查封有二十年历史的民间报纸南京《新民报》。1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随后又发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在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大动荡中,《大公报》对那些侵犯人权、鱼肉人民的恶劣行径,几乎都进行了报道,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等评论)。

这样的言论、报道决定了不仅常常会得罪权贵、朝廷,而且也遭到过共产党的猛烈批判。

1930年,《大公报》因为客观报道中原大战,不见容于南、北军阀,在蒋介石的南方被扣(4月7日全文刊出冯、阎系将领鹿钟麟领衔劝蒋介石下野电,有“论者谓善言为先生说完,恶行为先生作尽”句),在阎锡山控制的平津受到“警告”。《大公报》为此在4月24日公开发表启事,公布“警告”内容,并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与否,只有听其自然。”[14]第二天又发表社评《诉之公众》,再次强调“不卖”的主旨,一时名声大震,不到半年,发行量就由三万上升到五万。

1935年12月3日,张季鸾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对宋哲元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激怒了这位手握大权的平津头号人物,遭到停邮处分。南京、上海报界纷纷发表评论声援,到12月12日才解除。

1943年2月,王芸生发表催人泪下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

1946年6月23日,“下关惨案”中《大公报》记者高集遭殴打受伤。

1947年,《大公报》重庆版8名记者及家属、上海版记者唐振常、驻广州特派记者陈凡先后被捕。

同年,在国民党上海党部宣传指导会议上,特务头子方治甚至指着上海《大公报》经理曹谷冰威胁他:“《大公报》如果不改正过来,我就枪毙你!”

这是《大公报》坚持“文人论政”,报道“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的必然结局。最后连王芸生也因发表同情学生运动的社评,1947年12月30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对他破口大骂。1948年7月,连续发表《在野党的特权》、《王芸生之第三查》等社论骂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桂林《大公报》向贪污宣战,当局几次来报馆抓人,徐铸成说文章是他写的,如果要抓就抓他。

李纯青发表一篇言论激烈的文章,国民党当局要追究责任,胡政之说:“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上刊载,一概由我负责。”事后一句话也没告诉本人。

这就是《大公报》坦然直面权势的表现。

《大公报》长期坚持国家中心论,在外敌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它的选择已永远载入民族抗战的史册。从1931年,天津《大公报》作出“明耻教战”的决策,长篇连载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到1937年12月14日,上海沦为“孤岛”,《大公报》拒绝送检,断然停刊,同时发表掷地有声的两篇评论《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15]

从张季鸾在武汉《大公报》发表的一系列震撼人心、影响至深的社评,到1941年12月13日香港沦陷前夕,《大公报》与读者悲壮告别,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相许。胡政之甚至说,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

王芸生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16]《大公报》对国共重庆谈判虽然充满希望,王芸生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等热情洋溢的社评,称之为“大团圆”、“大喜事”,但谈判结果一公布,其态度就变得非常冷静——“检读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言说,是满意或失望,只觉得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予以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以第三者的立场批评共产党,《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发表了《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国民党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共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它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土匪’”[17].比如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派范长江去西北采访,都是当年罕见的举措。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无论是坚持批评当局,还是批评革命党的立场,甚至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条道路”。这些完全都是它独立的选择。既是《大公报》人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所有一切宣传,几乎全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吴鼎昌离开《大公报》后“便不再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部活动……录用新人必须无党无派……《大公报》称为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组织。”[18]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报》社训虽然只有“不私”、“不盲”两条,但并不表示他放弃了“不党”、“不卖”的追求,他们一贯不接受政治津贴,保持经济独立,“文章报国”是他们始终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为人诟病的两个“污点”,——官方牌价购买二十万美元外汇、被逼去国民大会签到也无法遮掩《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熠熠光芒。

作为《大公报》重要言论特色的还有由社外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有人说它与社评、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四大特色”。这是《大公报》所独创。1934年1月1日,《大公报》登出《本报特别启事》,每星期天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张季鸾提出这个设想,一是减轻写社评的负担,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从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即使炮火连天、敌机轰炸之下也没有间断过,共计发表了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人。

最初担任撰述的只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八人。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以大学教授及各界名流为主,还包括个别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这一点和《大公报》编辑、记者的情况相似,以无党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容并包,不少左派记者都在《大公报》成名)。第一篇是胡适当年1月7日发表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独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其中有些文章也作为“星期论文”出现。

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拉斯基的《对于中国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天开始,向来请本国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将“公开于世界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是《大公报》准备“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联名发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未作“星期论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吴世昌、陈铭德、赵超构等二十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6年1月6日,沙学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礼、干锋、吕复、蒋孟引、朱伯康、吴斐丹、程式等十位无党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产党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开始建国”[19].这些言论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独立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大公报》的立场,却是《大公报》文人办报的理想所在。报纸以言论为重,总编辑主要就是抓言论,自己也笔耕不辍,张季鸾弥留之际还不断与王芸生讨论评论的写作。

胡政之在1936年说过:“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才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20]

这番话不仅是胡政之个人的观点,也是《大公报》始终坚守的信念。客观公正、超然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等,实际上就是追求言论、新闻自由,以实现他们“文章报国之志”。

1935年吴鼎昌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离开《大公报》。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辞世。整个抗战期间,即使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大公报》还到处开花,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六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九万多份。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二十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却是中国报纸所达到的最高记录。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谢世。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执笔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离开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标志着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正式结束。1957年在《光明日报》的储安平、《文汇报》的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之后,王芸生仅仅因为毛泽东一言才逃过一劫,1980年5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

众所周知,《大公报》的成功离不开胡政之的经营、张季鸾与王芸生的文章,还有吴鼎昌的资本,但正如《大公报》人郭根所说:“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21]在名垂报业史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大公报》人的身影,不管他们最后走上了什么路,却都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徐铸成、张琴南、范长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徐盈、彭子冈、萧乾、杨刚、王文彬、张高峰……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今天或者明天,我们都不该忘记他们。

时光流逝,这些曾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人如今大都已离开人世(其中不少人是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宝贵生命的,如杨刚、范长江、孟秋江等),《大公报》也早已只剩下香港一家。在遥远的南国繁华喧嚣之中,回望百年,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尘埃,英敛之时代、张季鸾和胡政之他们的时代都已定格在发黄的历史画卷中,但谁也无法抹去这些先人的足迹,无论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让后人神往不已。

注释:

[1] 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新闻战线》1988年第5期。

[2]《后生可畏》,《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96页。

[3][5][8][15] 转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251、381~383、417、418页。

[4][10][12][13][17][18][19][20]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75、304、305、108、310、306、307、83、84、55、56页。

[6][7]《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37、440页。

[9]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3月版。

[11] 原载《战时新闻工作》,转引自王文彬:《新闻工作六十年》,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14]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61页。

[16] 王芝琛:《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21] 转引自《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2~153页。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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