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之后中国社会究竟靠什么来维系其统治？表面经济的高增长难道真是维系其统治的充分依据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关心中国问题的人士。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思考，以供行家参考。
人类社会组织的维系与管理大概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信仰的维系，其二是法制的规制，其三是罪恶的捆绑。对于前两者通常很容易理解，因为这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有着充分认识与论述，而对第三种形式的罪恶捆绑似乎人类社会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实人类社会历史与今日现实中普遍存在着这种因罪恶捆绑而维系延续的组织，这就是一切黑社会组织本质上都是罪恶捆绑下运行的组织，当然一些公开的反人类、反社会、反历史的极权政体也是靠罪恶捆绑下运行的组织。
黑社会组织的“同罪性”是维系组织运作的根本。它充分利用人的软弱性，人的罪恶性使不容于社会的人而凝聚在一块。在这里人的罪恶性是根源，犯罪是组织前提，不容于社会是现实条件。黑社会组织何以有那么坚固的凝聚力去存续，就在于社会已不容于它，抗拒到底是它们的唯一选择。
中国古时有太多这方面鲜活的例证了。早期梁山王伦统率时，所有上梁山者必须提个人头上山，作为入伙的“投名状”，即惟有不容于社会者方得容于梁山。为什么这样？所谓物以类聚也！如果不是提个人头，不是彻底自绝于社会、自绝于正义，那就随时有回头路可走，就随时有叛主卖友的可能，这样就没有安全性，没有一心一意的反社会反人类性，山寨存在的稳定性自然就不强。在这里凝聚力就是反人类的犯罪。这从血海深仇走投无路的林冲上梁山都不为所容而被迫再下山取人头的事实可以读出这种残酷的现实。大家应该知道类似早期梁山的犯罪组织在中外历史并不少见。
“八九”之后的中国，于法于理于情上都完全背离世界的普适价值，这样的极权政体究竟靠什么在维系统治的存续呢？
“六四”的屠杀在夺走了一批仁人志士的生命同时，也撕下了极权政体一直标榜的“人民政权”的画皮，摧毁了原本虚幻欺世的共产主义谎言，扫荡了社会被愚弄而糊起的所谓信仰，宣告了极权统治合法性的彻底丧失与社会法制的帮凶本质，使一个赤裸裸极权暴政呈现在世人面前。自八九后，中国社会官对民的“为人民服务”的伪善标榜退去了，代之而来的是官对民统治与掠夺的公行。权力欺瞒世人的高尚目标溃崩了，权力行使上的道德约制瓦解了，剩下只有权力对人欲的顺应与满足。
人类产生以来面临着两大敌人：其一是人自身的恶，即人祸；其二是不可抗的自然力，即天灾。为了面对这两个敌人，一切正常的社会组织与制度都是立足约制人的恶以抗人祸，凝聚人的力以避天灾，最终达成人类的现实幸福与未来延续。在针对人的恶的防卫与救治上生发出精神领域的宗教信仰与世俗领域的法制规范。
在一个唯物主义不信神的国度，以世俗的权柄作为崇拜的对象，把人世的名利祭奉到神的位置，人性屈服于人欲。用欺骗虚幻的此岸世界来代替人们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然而“八九”之后连这种信仰都在屠杀中崩溃后，社会完全陷入虚无真空中。法制在屠杀中也宣告了正义的缺失。社会没有了信仰，法制不维护正义，这个社会除了罪恶，就没什么剩下了。
顺应人欲是中国社会“八九”之后的根本特点。“八九”之后中国政治合法性缺失显露无遗，政权再也不能以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欺哄世人了。在维系统治延续失去了信仰与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黑社会化的罪恶捆绑。总体来看人类罪恶捆绑有外在暴力的镇压与内在灵魂的辖制两方面。
从外在暴力镇压上来看，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冷兵器时代的告别，统治者现实镇压的力量得到空前提高，以至于使暴力革命来实现变革社会的希望变得极其渺茫，因为掌握现代武装暴力的当局与只有人头的民间力量已经处于完全不对称的两极之上，那种如冷兵器时代的揭竿而起在现实中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基于此，若要真正发生可动摇现政权的暴力革命也只能来自暴力掌握者自身，外在的纯民间的暴力是没有抗衡极权政体暴力的可能的，最多只能作为促发暴力革命的引子，也就是说只有暴力统治者自身才具有实施暴力对抗的能力，才有爆发暴力革命的可能。在这点上当年邓小平是看得极为清楚的，我记得他曾说过只要政治局常委不出问题，中国就不会有大问题的话。现代科技进步确实为罪恶的延续提供着外在的物质基础。因为如此，极权统治者才有恃无恐，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
如果说武装暴力的进步外在地保障着罪恶统治的延续，那么罪恶对灵魂的辖制就从内保障了统治的延续。人类毕竟是有自由意志的动物，完全外在的强硬是不足以使社会得以控制的，因为一切强大的武器是要靠人去生产与运用的，所以外在的强制是不可能长久达成统治稳定的。那么内心的服从显然是延续统治必不可少的方面。在信仰与法制都缺失的情况下，何以使人内心服从，这就必须看到服从的两种形式。其一是心悦诚服，那是在信与理的基础上的服从；其二是逼上梁山式的服从，那是走投无路的选择，是罪恶捆绑下的被迫。显然八九之后的中国已经不具有让人心悦诚服的统治条件了，剩下只有胁迫式的服从。
“八九”屠杀是对人类的犯罪，这种罪恶就是屠杀者自身也是看得清楚的。只是在利益生死关头他们不得不选择如此，然而屠杀后如何让自己的统治延续？首先得有人跟自己走，即极权统治机器运转得有人，权力垄断社会资源的基础上，用利益赎买使人跟随当然是一种方式，然而这并不是最牢固的方式，一旦时局有变他们随时可能离弃现政权，而投奔新政权，因为新政权一样会提供给他们利益，只要是正当的利益在哪都会被认同与尊重。“八九”后的极权统治者显然不需要这种跟从，因为他们手上是沾了血的，是为人类正义、文明所不容的，也就是没有未来的。那么如何使自己所率领的统治集团都能死心塌地跟随自己，共同为保持现政体而奋斗呢？显然仅仅靠一般的利益瓜分是不行的。共同的犯罪，共同的不容于正义、文明，共同没有未来是他们结成犯罪安全共同体的保障。如果都是些为社会所不容的人，那么大家互相就是相依为命的，凝聚力就是强大的，抗变的能力就是高的。一切黑社会的本质就是共同的犯罪与为社会所不容，梁山的“投名状”也正是基于此而设立。
“八九”之后如何实现罪恶对灵魂的捆绑呢？应该说有三个层次，其一是对全社会灵魂的腐蚀，让全社会昧着良心赚钱，把金钱的获取提升到社会至高的价值追求上，使社会丧失是非标准，漠视善恶观念，为他们的罪恶寻得社会的遗忘，并且极权政体也的确给社会追求物欲提供着一些条件，让人们在外在的物资追求中失去精神的追求；其二是欺哄共产党组织，让一批批人不论是本着利益诉求也好，还是本着理想追求也罢，都进入到这个组织中，努力扩大中共队伍，用这个队伍来胁迫这个社会，达到组织来承担极权统治罪恶的目的，实现了罪恶对组织的捆绑；其三是用“同罪”来实现极权统治集团的凝聚。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当然腐败绝不是单指金钱上的，而是包括精神、道德、生活的全面腐化，腐化到贪恋极权，腐化到惧怕正义，腐化到抗拒文明，腐化到不容于社会。权力行使上的从上到下，凡有一点公共权力的地方都提供着腐化犯罪的土壤，都培植出腐化犯罪的壮苗，相反那些冥顽不化，不知腐化的使权者都在一次次选拔中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淘汰出局。犯罪团伙在一次次清洗中日益凝结成团。共同犯罪成为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将整个统治集团维系了起来，灵魂被罪恶深深套牢。
极权体制是提供给人充分犯罪的体制，它完全是背离历史与世界一切正常体制治恶扬善的目的而变成治善扬恶的目的，它充分利用人性的罪性，迫使进入极权体制者一步步犯罪，用罪恶捆绑人的灵魂，使人只有依附于现体制才感安全。难怪常听人感叹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你只要随便翻开一个被抛出来的贪官就会读到他一步步不得已地滑入犯罪深渊的记录。当然当局的反贪也只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已，绝没有真心实意反腐的，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所以宁愿亡国也不可亡党，即上平可亡权。
今天我不敢说极权统治集团内没有一个好人，但不被罪恶捆绑的清白的好人的确太少了。记得几年前就在中国社会流传着“把科级以上干部拉出来排队，一个个枪毙了，可能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可见中国极权政体中罪恶的深重。
记得2003年我在一个民办中学作管理时，曾参加一个北京市的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听一个副部级干部说他曾亲自碰到某首掌不计高龄、不辞辛劳到处奔走，每到一处必谆谆告诫地方首脑曰：“我们同是一条船上的难友，船沉了对谁都没好处。”可见“同罪”心声暴露无遗。
八九之后中国社会人的罪性与制度的恶性充分结合，成功地实现了罪恶捆绑灵魂，结成了反历史、反人类、反正义的罪恶团伙，实现了罪恶统治延续的目的。社会组织的统治力从信仰、法制，滑失到罪恶的深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今日改革的重启有如此艰难，中国向文明社会迈进有如此的沉重，中国向现代社会融入有如此的阻扰。极权的罪恶捆绑着整个权力统治集团，使统治者根本没有任何改革的动力，并且还将一切的外在改革都转化成了极权罪恶的扩张与统治延续的加力。中国完全成为一个被罪恶辖制的国度。
2006-5-28
文章来源：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