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有十五,十五的月儿圆。”一想到这句歌谣,我就担心“政府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大文豪苏轼早就忧虑过“月有阴晴圆缺”,我们的农村教育也是这样,逢十五月儿圆,中央的风声一过,农村教育的状况就不是“十五的月儿圆”,而是“严重缺失”

了,虽然舆论的关注点也开始“初一十五不一样”,但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远水不解近渴。好不夸张地说,在接受教育的优越方面,农村的孩子,与城市里的孩子比起来,前者是初一,后者就是十五,“新旧社会两重天”。

看看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少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甘肃日报》去年曾发表甘肃渭源县县委副书记李迎新的《代课教师: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揭示了渭源县教育现状与代课教师生存窘境。甘肃渭源县锹峪乡条件最好的中心小学,这十几年来,政府部门没有给学校一分钱的办公经费,不仅如此,至今还欠着有的老师两个多月工资。前些年搞“双基”达标工程,学校没钱,只能向老师借。还有代课教师,公派教师严重缺位,该校胡校长爱人就是一个中学代课教师,虽大专学历却许多年来一直拿着80元的工资。2003年接到上级教育部门的通知,说是要把她清退。这位书记联想到:当城里的一些老师忙着买什么房,购什么车的时候,在同一个蓝天下的甘肃渭源县农村的老师们却贫困得象乞丐一样。

锹峪乡另一所乔阳村山庄小学,学校就只有校长杨继忠一个人,既是校长又是老师也是后勤总管,他从1986年担任代课教师以来,至今整整20年了。如今大儿子已经16岁,上初三;小儿子十岁,正在小学三年级读书。这20年,杨校长一直拿着每月40元的工资,极其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至今依然衣食短缺的窘迫生活。

另外一所“辛家寨小学”,13名老师中,有三位是代课教师,其中两位均是女教师,一位叫张继红,另一位叫杨秀荷。张老师担任代课老师已经16年了,而杨老师有20年了。这么些年来,她们一直拿着40元的工资。

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若按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所作的承诺,到2000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要达到当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众所周知,2005年中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十万亿元,若按十万亿的3%来计算,那么国家理应投入4,000亿元的教育经费。但实际上的投入则少了1,000亿元以上。因此即使给全国近50万代课教师每人一万元的补贴,加起来也不过是50亿元。而这仅仅只占1,000亿教育欠债中的5%而已!这一令人吃惊的数字证明,不但中国基础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中国农村教育也到了最最危险的地步。

按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亏欠教育的较多,但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公费教师严重不足,照样是参差不齐的代课教师“填空”。

浙江省杭州市教育局的一位处长直言不讳地说,当下杭州某些山区农村的小学,没有正式的老师愿意去,名不正、言不顺的代课教师连以往的民办教师身分都不如,这些老师基本上的初高中毕业,能干一点的就进城打工去了,不当“孩子王”了,只剩下一些能力差的当老师,没有出路的人找到了当“教书匠”的出路,于是,“大糊涂”教出一帮“小糊涂”。

这种情况下,政府明显缺位,尤其是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可谓严重缺位,不负责任。

农村孩子已经不是“祖国的花朵”了,农村教育就只能走“大糊涂教小糊涂”的穷途末路,邓小平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可邓小平都去世快十年了,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就如此失误得起?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村地区,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让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一同享受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政府投入同样是财政分配,为什么顾此失彼,不能一视同仁呢?宪法上却明确写着公民有“获得教育权”,自然也有“教育平等权”,看着看着就成了一句空话。

看大城市里的孩子,就知道什么是“一等公民”了。人民日报李俭的文章称,“6.1”前夕,一些家长又在互相攀比着为孩子准备节日礼物。孩子在学校比礼物,实际上是在比家长,多半是比爸爸。作者列举了一件往事:北京十一中学的前身是晋察冀边区联中。当时,学校里有许多高干子弟。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学校搬进北京。这时,星期六有人用汽车接起自家孩子来,还常有同学比谁的爸爸官大。时任校长的郝人初在全校学生大会上批评这种现象??不准“比爸爸”!此举对于可塑性极强的学生来说,将引导学生摈弃“生来高人一等”、“老子英雄儿好汉”之类的陈腐观念,鼓励他们彼此亲近、平等相处……可现在似乎又一个轮回转过来了,北京的闹市区有一所小学,每天送接孩子的汽车门庭若市。有一个高年级孩子,接连三天在傍晚放学后迟迟不出校门。爸爸有些纳闷,第三天就问孩子:“怎么都是你最后出来?”孩子开口说:人家爸爸妈妈都开着奔驰、奥迪、“马六”什么的,你开着破“普桑”,我哪有脸早出来?

可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万儿童饥寒交迫,多少万儿童辍学或上不起学,多少万儿童接受粗制滥造的教育……

《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康乐村,狭窄昏暗的地下工厂,数百名稚气未脱的孩子在日夜颠倒中劳作,他们一年才能结到一次工钱,一年也未必能添置一套衣服,还经常挨饿,有些甚至疾病缠身。

《时代信报》报道,“乡村童工生活现状:14岁孩子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其中提到一接受记者采访的童工在网吧里留下电子邮件请求帮助([email protected])??他向记者表示“我想打工!”在邮件中他写道:“我真的很想打工!但我才14岁,为什么未成年人就不能工作?我要重新生活,但家回不去,学校更是不能回去了!所以我要打工!求求你们收留我。不然我就会露宿街头了。”

为什么这位14岁的朋友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他难道就不是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不是“祖国的花朵”吗?这一连串的质问,在事实面前,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无怪乎令人忧虑,当城市里的孩子们甚至刚刚上学的幼童中,他们比爸爸妈妈“官”的大小、“权”的重轻、“车”的好差、“钱”的多少,就是不和农村孩子比,不和下岗工人比。城市与农村中间有巨大的鸿沟,政府财政不投入,谁也别指望有什么好结果。

如此强烈的反差,对于他们的老师和家长来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时代不同了,教育也不义务了,成为负担了,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了。

今天我们看来,每个成年人都有过自己的童年,但是否还回忆起自己经历的印象深刻的快乐儿童节呢?笔者出身农家,所经历的儿童节多半是简陋的,甚至连玩具都没有,但我们玩泥巴也很开心。可现在,我们处处看到的是不平等,缺位,甚至是大量侵犯儿童权益的伤天害理的事件。河南南阳的一些留守农村中学生被“卖处”;一些落后地区农村的教师禽兽不如,侵犯幼女的身体;一些老师和家长只管赚钱,根本顾不上孩子……儿童节往往一天就过去了,谁还管他们节后的生活和学习呢?农村,不但是治安的危险区,也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重灾区。

孩子,应该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最无所畏惧的,他们应该有最纯洁的思想,有最明亮的眼睛,有毫无功利的心灵,他们应该想做什么就尝试什么,想说什么就自由地表达,正如超女的“想唱就唱”一样,政府责无旁贷地保护他们,保证他们100%接受义务教育。让孩子成为“孩子”,别再让小朋友成为口号中的“祖国的花朵”,是非常现实的事情,也是需要每个政府充分尽到责任的事情。

当然,政府不作为,教育缺位,不但贻误孩子的未来,还将使我们的国家倒退几十年,甚至失去我们国家的未来,使管理国家后继无人,人心变乱,国将不国……

民主论坛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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