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座大监狱，人压抑得太久太深，而民主运动的高潮又来得太快太突然，中间没有缓冲期，结果革命不幸夭折。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道，我大概也算一个。当年我在香港时报工作，被派去采访八九民运，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进北京，到六月一日回香港休假，长达一个多月在天安门广场的日日夜夜是我人生最难忘的经历之一，而最痛心是这场中国空前的民主运动竟以广场喋血，运动惨败而收场。
我在天安门广场坚持采访一个多月，到北京宣布戒严时，报馆高层为了我的安全要我回去，我拒不听从，后来之所以未留到最后一刻为屠杀作见证，是因为完全未料到我走后两天形势就急转直下。我以及当时许多人都以为广场学生与当局的僵持会持续到六月人大紧急会议的召开，因为已有人大常委签名连署出来呼吁，而且以为即或当局暴力清场也不过出动水炮、催泪气而已。当时我考虑回港休息几天养精蓄锐后再上北京。六月三日那天傍晚我在家一打开电视就惊呆了，没想到当局开枪了。那时，我脑中一片空白，机械地抓起电话打到报馆，第一句话是，“怎么会是这样呢？”
确实，除了中共当政者，所有的人都未想到会是这样的流血收场。
六四事件过后，人们一直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学生提前撤出广场，六四这场血案还会不会发生？如果学生在戒严前撤出广场，赵紫阳会不会下台？在后来的反思文章中，大家对学生批评较多，认为学生不够冷静理性，但对当时弥漫全北京的群众集体亢奋提到的却很少。就我一个月的现场采访感受，觉得问题不是学生要不要撤，而是学生撤不撤得下来。我个人的感受是，在学生绝食占领广场后，就像洪水打开了一道闸门，在北京的中国人被压抑了四十年的对自由的饥渴突然一下被释放出来，那种精神被解放，获得自由后的亢奋奔放的集体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运动，不冷静不理性的并非仅是学生。
当时学生在广场的纪念碑前绝食静坐，庞大的天安门广场就变成了中国的海德公园，每天晚上一群又一群人聚集在广场自由地发表政见，大谈国事。很多是外地专程赶来赴这场民主盛会，比如现今杭州作家傅国涌就在广场拍到了身在浙江的前北大右派、诗人沈泽宜慷慨激昂发言的镜头。
我有好几个夜晚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听普通的老百姓对他们关心的国家大事发表高论。天安门的海德公园，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一层又一层圆圈，最外的则是一层又一层人墙，中间有个主持人，多数是学生，手拿扩音器，要讲的人从人群中挤过去，接过扩音器就讲。讲得好，掌声如雷，小伙子高喊“好样的！”，讲得不好，喝倒采“下去！下去！”人墙中有人打灯拍照，可能是记者，人群即怒喝“是特务吗？照什么？”但演讲者不怕，自报姓什么，哪个单位的，有的还迎着灯光说，“特务，你拍吧！”记得有一次一位自报家门的讲者说他是外交部的干部。还有一次一个男子非常激动，说要推翻共产党，还引用毛泽东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立刻即被学生抢过扩音器去，说学生主张和平非暴力。
中共思想专制四十年，恐惧、压抑几乎是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但现在天安门广场，任何人都可以去讲他几句，虽还未至畅所欲言，但四十年来却是第一次。讲者听者莫不如痴如醉。有一个香港朋友后来告诉我，他到北京谈生意，一去了广场生意也不做了，每天就挤在人群中听着一场又一场演讲，欲罢不能。
八九民运有一幕景象给我印象很深。五月十七日北京百万人游行声援学生，场面之壮阔令人难忘。本来学生绝食濒临死亡，游行者应该是难过的悲情的，但我看到的一张张脸却焕发着光采，在进广场的东长安街口的瓶径地，中央乐团的大卡车与三轮平板车夫的队伍卡在一起，车夫们对着音乐家，高喊“再唱一个！”音乐家就打着拍子说“大家一起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大家都快乐得很，好像参加狂欢节。社会阶层之间的人际隔膜也被溶化了。我抓住了一个满面放光手舞足蹈的男子问：“学生绝食，政府不理，你为什么那样高兴？”他一下子就傻了眼，不知怎么回答我。
我接触到两位著名诗人叶文福和陈明远，两人都用了“自由”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感受。叶文福在五月十四日知识份子声援学生游行中高歌“走在五月的北京街头，我感受到了自由……”；陈明远在声援学生时激情宣称：站在天安门广场，我成了自由的人。
学生占领广场，共产党国家机器在北京近乎瘫痪，北京人第一次享受着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假期，由于戒严部队兵临城下，北京城等于一座自由孤城。我觉得大家的潜意识感到，如果学生撤下来，或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占领广场，旧秩序就会恢复，而这个让他们狂喜的自由假期也就会结束。这种潜意识集体情绪使市民拼死阻止戒严部队入城，同时也不愿见学生自动撤出广场。我本人就见证两次北京人阻止学生从广场撤离。
五月十五日苏联领袖戈巴契夫到访。十四日晚我通宵留在广场，当时学生领袖对撤与不撤争论得很激烈，从广播中听到一位学生领袖王超华痛哭流涕陈说应该撤下来，不然对中共党内改革派不利，但在场的学生根本不为所动。在此之前几个劝学生撤下来的文化名流也被学生嘘下台。在人群中我遇到民主墙民运人士任畹町，他对我说，学生应该做他们应该做的事，不必去为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考虑，我也附合他的看法。
因为担心当局清场，大量市民，包括许多大学教师在学生静坐队伍周边陪坐通宵，以保护学生，记得其中有中国工运学院教师的旗帜。
清晨时候，我从学生队伍中走出来，在纪念碑静坐的市民正在热烈争论，主持发言的是一个北大教师，个子中等，我至今不知此人是谁。市民一致主张学生不能撤，最后形成一个决议，由这位北大教师作代表去转告学生，“你们不能撤，如果你们撤了，我们今后就不会出来支援你们”。
另一次是在戒严后，因旷日持久，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疲劳痪散，有位学者叫我转告广场学生，说他和多位学者谈过，都希望学生在广场坚持下去，因为只要学生坚持在那里，知识份子就有了言论空间。实际上香港学联送帐幕，艺术家塑民主女神像，及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参加绝食，都是在为已疲惫不堪的广场学生打气，要他们坚持下来。
学生终于没撤下来，而是中共戒严部门用枪只坦克杀进自由孤城北京，结束了学生的占领，明知铁甲大军阻挡不住，六月三日和四日那两天，北京市民仍以最英勇的姿态作血肉阻拦，因为他们知道，戒严部队占领天安门广场之日，也就是他们的自由假期终结之时，领略过自由的人不能忍受自由的丧失。
人民和政府对决，这种事件在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而结局往往是两种：或政府垮台，人民胜利，或政府反扑，人民革命失败。当时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很乐观，以为人民起来了，政府一定会让步，但不幸的是八九民运的结局却是后者。我想，在赵紫阳下台中共强硬派宣布戒严后，不论学生撤不撤，中共都会大清算，结局都会是后者。
在学生绝食占领广场之前，我曾访问过戴晴，她认为学生在五四游行之后应该回到校园，让八九学运告一段落，现在回想起来，戴晴的话可能是对的。
学生五四大游行后回到校园复课，虽然他们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未能满足，对民主和自由渴望的情绪未能尽情地抒发，但毕竟党内的胡赵改革力量保存下来。民间言论自由空间也进一步拓宽，这种新开拓的空间在进一步巩固变为既成事实后可作为民主新进程的启点。而这就是胡平所说的见好即收对策。绝食占领广场即是同握有庞大国家暴力机器的中共政权过早摊牌，终因力量悬殊，而功败垂成，血洒京都，中国政治全面倒退。如果要怪，大概要怪形势比人强。中共政权统治四十年，中国是一座思想大监狱，中国人压抑得太久太深，而民主运动的高潮又来得太快太突然，中间没有一个充裕的可供准备的缓冲期，大潮一来，大家凭着情绪感觉走，结果国际共产阵营最早一场颜色革命就这样不幸夭折，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当然这都是事后之见。赵紫阳逝世后，有关他本人及他与中共高层顽固派斗争的大量资料披露于世，从这些新资料来看，赵紫阳是有心作中国的戈巴契夫，但他在中共权力场中实际颇为孤立，即或在六四得以幸存，恐怕也难以熬到中共元老顽固派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因为其间尚有八年的漫长岁月，民主与专专制的对决亦迟早会爆发。八九这场历史悲剧不知是不是宿命的？
2006年5月20日
文章来源：人与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