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20周年）
时值“文革发动四十周年”、“文革结束三十周年”，本文拟通过对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20年的四个阶段、“巴金‘文博’模式”的功与过、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雏形）困境、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的历史经验、四川大邑樊建川文革博物馆的“声东击西”、南街村“模拟文革生活”的隐喻等经典事件的实证分析，探讨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的现状与趋势，倡导将“文革文化”视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新观念，纪念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20周年。
一、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20年的四个阶段
“文革”结束后有不少人想过、议论过建立“文革”博物馆，如上海杂文家林放先生；但影响最大的公开提议者，还是巴金——1986年6月上旬，巴金在林放的推动下撰写《“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顿时“天下风走而响应”，建立“文革”博物馆从此成为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因此，2006年6月，可算是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20周年纪念月——2006年，不仅仅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不仅仅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也是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20年周年——虽然至今中国大陆还没有建成一座完整的真正的“文革”博物馆，但已有了数以千计的形形色色的“文革”博物馆雏形（每一个文革文物交易市场或文革文物收藏商店，都可以算得一种变相的“文革”博物馆。）
粗略地概括，20年来，大陆“文革”博物馆筹建可分为四个阶段：1986年6月至1989年6月，这三年是公开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纸上谈兵”阶段；其高潮是巴金《“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在潘际垧主编的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发表，范用将《随想录》“出口转内销”，1987年在大陆出版发行，众议沸腾。
1989年7月到1992年2月，是“文革”博物馆倡议“冬眠期”3年，其标志性事件是，“文革”博物馆倡议者巴金又开始屈服权势，一面对文革遗风的“六四暴行”一言不发；一面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巴金选集《讲真话的书》时，默认其删除《“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一文；将“讲真话”的时间全部浪费于编辑至少有一半假话的《巴金全集》。
1992年3月到1999年，在“邓小平南巡”的“放松”下，“文革”博物馆筹建向“市场化突围”的7年，进入“文革文物收藏市场化阶段”。其标志是全国文革文物收藏家（商人）达5000多人，文革文物收藏者逾7000万人，文革物品身价倍增，文革文物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交易网络，文革文物收藏热与日俱增。
2000年到2006年，是“文革”博物馆初具雏形阶段的6年。其代表是广东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四川大邑樊建川文革博物馆、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河南南街村（有人称南街村为“模拟文革生活村”）等“民间文革博物馆”相继形成规模公开问世，被官方传媒公开报道。
细品这一阶段“文革”博物馆，其类型有：家庭收藏型、商业收藏型、企业广告型、旅游公园型、遗址纪念型、文革生活模拟型、文物市场型、网博型等。这些类型中绝大多数是以“批判文革”为目的，也有少数是意在欣赏、怀念文革，如南街村“模拟文革生活村”。
其趋势是：“文革”博物馆从幻想官办走向自主民办，从学院精英研究走向大众市场化；文革文化从垃圾升为文物、从回忆口述走向文物实证，从“人自为战”走向“协同合作”，从政治意识形态走向人类文化遗产。其主办者类型有：学者、退休干部、民营企业家、个体户、市民、农民。
其新观念有：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创办者彭启安呼吁建立文革学，在高中和大学设立“文革学”课程——包括“文革史”、“文革文物收藏学”、“文革文艺学”、“文革”图书版本学、“文革”研究新成果、“文革”博物馆工程学（设计与工艺）、“文革”博物馆管理学等（已开始与汕头大学商洽），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创办者刘宗秀提议申请“文革文化”为人类文化遗产，将“文革文化”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6]，并建议在香港建立一个大规模、高规格、深层次的“文革”博物馆；只有突破扬弃“巴金‘文博’模式”，“文革”博物馆才能真正以新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将“文革文化”视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早在1986年10月，旅美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就撰写了论文《文化：反省文革的一个角度》，希望大家注意：“‘文革’的成因，应该用一个时下很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即‘多元’的。‘多元’似乎常被当作‘多样’使用，但更确切的意思应是‘多原因’的，由多个相对独立的自变量决定的。……本文试图分析其中的一个部分，即文化的原因。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卷入‘文革’的大多数人的一种观念系统及心理状况。”但深圳的刘宗秀先生认为，还可从更高的层次用文化来界定文革，树立一个新观念：将“文革文化”视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筹办人刘宗秀是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局级退休干部，他是从一个1950年代就开始收藏“毛文化”（毛泽东文化）的文革史料收藏家，他认为真正说起来，文革的历史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文革实际上是从1955年“反胡风”、“反右”运动开始。分析刘宗秀的想法，似乎说，因为文革的本质是专制者运用大民主手段维护专制，是皇帝发动臣民用民主方式进行的“保皇”运动。从这一角度看去，“反胡风”、反右运动也是一场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圣旨特许下的民主方式”开展的“保皇”文化运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和“反右”，是“未遂文革”或“文革序幕”。
2006年3月31日，刘宗秀在与彭启安会师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后，对记者说：我觉得要真正建好“文革博物馆”，还必须突破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将文革只看成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产物，文革的本质是一种华夏专制文化之集大成。对文革的研究，要更多地从中华文化专制传统的角度去挖掘。为了有利于全面永久地研究文革文化，我建议：将“文革文化”视为一种“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保护。一旦大家视“文革文化”为“人类文化遗产”，“文革文化”就从政治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了，通过压制“文革文化”和揭露“文革文化”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就可能大大缓和，走向共识。这样才有利于迅速建设更多的“文革博物馆”，更加真实地研究文革。
论者认为刘宗秀心中“文革文化”可能有六大基本构成——
（1）、“毛文化”：毛泽东专制思想。毛泽东专制思想的核心来源于东西方专制文化传统，是由“秦始皇焚书坑儒传统”和“斯大林残酷肃反经验”所组成。这二者形成了毛泽东深爱“皇帝发动臣民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方式进行‘保皇’运动”的独特思想。
（2）、深深打上江青个性的文革文艺作品，如八个“样板戏”。“样板戏”虽然充满宗教性的政治说教与套话，主观动机是为其专制政治服务，但其将现代音乐艺术与传统京剧音乐结合的改革，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文艺新品种，为人类的艺术百花园增添了一枝新花草。
（3）、文革的民间文化——地下诗抄、大字报、造反传单、文革日记、文革标语口号、文革专用词汇等，皆是人类语言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新创造，文革的民间文化一旦离开文革恐怖时空，就具有永久地珍藏、研究、鉴赏与利用价值。
（4）、文革斗争手段是人类自杀文化的一种新方式，其“批判大会”、“批判小会”、“游街”、“武斗”、“文攻武卫”、“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形式，创造了人类除战争之外自相残杀的新模式，提供了研究人性的新边疆。
（5）、文革的组织形式——各种“文革领导小组”、“红卫兵”、“战斗队”、“联络站”、“兵团”“造反派”、“保皇派”、“革命委员会”、“工宣队”、“贫宣队”、“工农兵大学”等，皆是人类组织文化的新发现。
（6）、文革遗址是文革的重要空间——文革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址，如毛泽东接见千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上海“一月夺权风暴”集会地，广西武斗、人吃人之发生地、文革庐山会议厅等。让后人可亲临这些“文革空间”，是丰富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宝贵文化资源。
目前大陆“文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大的困难是：1`、观念滞后，政治误解和专制机制使之成为“黑事业”和“半地下工程”；2、“文革”博物馆管理人才亟缺，“文革”研究人才可能断代；3、没有合法资金链和融资渠道。4、许多天灾和人祸正在严重危及“文革文物”和“文革文化”。
所谓天灾，就是许多自然灾害在毁灭未能得到及时保护的“文革文化”遗址、遗物，包括一些文革亲历者、研究者被生活困境和疾病夺去生命。
“人祸”则有两种，一是中国的专制机制在顽固地禁止研究“文革文化”，禁止建立各类“文革博物馆”。
二是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申请办法落后于形势。
联合国是先想到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后才意识到保护“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国的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黄山、泰山等31处被列入“世界物质遗产”名录，仅次于西班牙、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三位。而“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直到2000年，联合国才启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保护工作。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入选的19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只有“百戏之源”的昆曲艺术名列其中。2002年底，虽然一个名为《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在北京召开，宣称中国从当年起正式启动大规模“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计划在5年内初见成效，但一直无人想到将中国“文革文化”列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人类文化遗产是指人类共同继承的文化及自然遗产，它包括亿万年的地球史上，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地带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文革文化”正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而今，如何突破一些人将“文革文化”全部视为一无是处的“专制政治垃圾”旧观念，突破联合国规定“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两年公布一批，每一个成员国每次只能正式申报一个项目的因循守旧法则，是最终让“文革文化”成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关键。
当今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年轻的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它是在1956年至1960年间，用三年多时间在一片荒野上建造起来的新首都。城里不见古迹遗址，也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与喧闹，但其充满现代理念的城市格局、构思新颖别致的建筑以及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使这座新都蜚声世界。1987年12月7日，巴西利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与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相比，深藏万象、不可重复的中国“文革文化”，难道不是更有理由成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大陆“文革”博物馆在近年进入实质性操作，取得公开问世的初步成绩，固然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大陆人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从根本上突破“巴金‘文博’模式”的结果。
三、“巴金‘文博’模式”的功与过
很多人都知道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但不知巴金心中的“文革”博物馆是什么框架。正是这一“不知道”，使大陆“文革”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20年仍然处于刚刚起步。因此，要想加快大陆各地“文革”博物馆建设，必须首先搞明白巴金心中的“文革”博物馆是什么模式，这一“巴金‘文博’模式”将指向何处，其功过何在。
史料证明，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基础是他一家在“十年文革”中受到悲惨折磨，特别是爱妻萧珊1973年1月16日因文革而得不到及时治疗病逝，而重要推动者则是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垧、《新民晚报》总编辑、杂文家赵超构和北京出版家范用。
让我们通过“巴金‘文博’模式”的产生过程、“巴金‘文博’模式”的内涵与误区、“巴金‘文博’模式”的传播与退缩，来看看“巴金‘文博’模式”的功与过。
1、“巴金‘文博’模式”的产生过程。
只有首先弄清楚“巴金‘文博’模式”的产生过程，才可能明白“巴金‘文博’模式”的先天局限。“巴金‘文博’模式”的产生过程大约有四步：（1）“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观念源于“邓小平理论”，到死也不敢突破“邓小平理论”的误区与局限；（2）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垧向巴金提供自由思想《随想录》园地；（3）“怀念萧珊”让巴金开始“回忆文革”；（4）林放（赵超构）第一个逼巴金“说真话”；（5）杂文家林放（赵超构）在推动巴金以“说真话”为晚年生活目标后，又启示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
（1）“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观念源于“邓小平理论”——根据邓小平思想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说是“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指南和产生背景。
1949年以来，巴金的文艺创作和言行准则一直是完全遵照中共“最高指示”：文革前以毛泽东思想为圣旨，文革后又对“邓小平理论”全盘接受，深信不疑。
巴金在1978年12月1日一面开始写《随想录》，一面又大力歌颂“邓小平理论”。如，1979年11月11日，巴金在《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说：“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勇气更多了。……这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说：”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P905）
其时，巴金的《随想录》只能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不能在大陆发表，但巴金丝毫没有因此怀疑“邓小平理论”是否真诚和有效。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根据邓小平思想而起草的，其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表达了邓小平既要全盘否定文革，又要以“三七开”保护毛泽东，维持中共传统体制的“小改小补”之“改革开放”。“巴金‘文博’模式”就是一个完全囿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遵命建议”。
《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要点是——（1）文革的主要责任在于林彪、江青“四人帮”，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根本联系，与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没有联系——“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份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内难。”“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2）文革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3）知识分子无罪——“‘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4）“造反派”不可饶恕——“‘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5）文革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A、全党有责任——“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B、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有责任——“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
C、党中央有责任——“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D、中华文化传统有责任——“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稍有独立思想者都可以明白，文革其实有“两个文革”，早期受压迫平民或“阶级敌人”的“造反”，是一次有限思想解放，应予深入研究，重新评价。“全盘否定文革”只能有利于坚持专制。说文革的主要责任在于林彪、江青“四人帮”，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根本联系，与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没有联系，更是一种丢卒保车的自欺欺人。
近年已有一些专家“英雄所见略同：文革绝不止十年，至少已有二十年——旅美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新近说：”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深圳刘宗秀更认为，文革的历史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文革实际上是从1955年”反胡风反党集团“开始，因为文革的本质是专制者运用大民主手段维护专制，是皇帝发动老百姓用民主方式进行的”保皇“运动。从这一角度看去，反右运动也是一场”保皇“运动——建国后，毛就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将曾与自己平等的刘少奇、周恩来等政治局常委都视为皇帝下面的大臣，毛在1957年发动人们”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并不包括他自己，毛从1949年后就将自己视为党中央之上的”皇帝“。因此，”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四清，皆是与文革一脉相承的”皇帝发动老百姓用民主方式进行的‘保皇’运动“。
但巴金《随想录》中却充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一致的议论，“巴金‘文博’模式”一步也没有越出“党中央的决议”。巴金虽然曾一度提议建“文革博物馆”，但是，他从未真正批判文革的病根。他之所以批文革，不过因为文革让他个人和家庭吃了一些苦，让他失去了始终一帆风顺做“不倒翁”的好命运，他从来没有把文革和社会主义体制相联系，从来没有把文革和批胡风、反右相联系，更没有把文革和延安时代的王实味事件和三十年代上海的周扬左联事件相联系。他看不到文革与现有的执政制度根深蒂固的关联，他把文革看成一个偶然失误，一个无须进行政治改革就可永远杜绝的错误。设计在这样基础上的“文革博物馆”，纵然建立了，又岂能阻止文革再来？幻想！
他曾一面提议建“文博”，一面又大言不惭地宣称：“所以我重读旧作，并不脸红，我没有发违心之论。”
又说：“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去文革中的10年）”。
在巴金心里，建国17年他那些歌颂反右、大跃进的文章和小说，都是真心真情，都是至今不脸红，依然值得收入全集的佳作，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其心中的“文革博物馆”和大众心中的“文革博物馆”也就完全两样，“巴金‘文博’模式”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文革博物馆”了。
历史将愈来愈放大“巴金‘文博’模式”谬误。
这在下面的进一步分析中可以清清楚楚。
（2）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垧向巴金提供自由思想《随想录》园地。
如果没有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垧从1978年5月开始向巴金提供《随想录》园地，不给巴金一个比大陆宽松的言论园地，巴金就不可能由“怀念萧珊”到“说真话”，最后进入到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
巴金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明了这一重要史实——朋友潘际垧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垧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敬，高呼“万岁！”可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沉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做武器进行战斗。
（3）“怀念萧珊”让巴金开始“回忆文革”。
1978年12月1日，巴金在《<随想录>总序》中说，自己《随想录》开始并没有计划反思文革，只是想沿着毛泽东思想进行文艺“百家争鸣”——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所以巴金同日写的《谈望乡——<随想录>》，只是谈对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放映的感想——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但1979年1月，社会上忽然有了一个谣传：“巴金要结婚”，这就逼着巴金在1979年1月7日写《结婚——<随想录>四》后，于1979年1月22日写了《怀念萧珊》，由此打开了巴金的文革回忆。如果没有“巴金要结婚”的谣传，巴金的《随想录》是否会马上进入《怀念萧珊》之“文革回忆”，恐怕还很难说。因此，我们不可忽视“巴金要结婚”的谣传对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一点“助攻作用”。
巴金《怀念萧珊》第四节开头是这样说的——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4）林放（赵超构）第一个逼巴金“说真话”。
巴金从“怀念萧珊”进入“回忆文革”，从“回忆文革”进入“说真话”，这期间的关键人物是《新民晚报》总编辑、杂文家林放。
巴金明确宣言要以“说真话”为己任，时在1980年9月20日，当日他写了《说真话——《随想录》四十九》。这与1979年1月22日写《怀念萧珊》进入“回忆文革”，已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是谁促使巴金树立“说真话”大旗呢？
先看巴金自己的回忆。
巴金在《说真话——随想录四十九》中说，林放逼他“写真话”——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
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
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
文中巴金虽然没有说明“前任社长”是谁，但有旁人见证“前任社长”就是杂文家林放（赵超构）。
2004年11月28日，《新民晚报》发表林伟平的回忆录《巴金与新民晚报》，其中透露了赵超构推动巴金“说真话”，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重要史料——那一天，巴老特别提醒我，提倡“说真话”的，不是他一个人，赵超构也是“说真话”的积极倡导者。巴老的话，让我一下子觉得两人友情之深。那也是在1980年，“文革”中被作为“封资修”毒草而“砸烂”的《新民晚报》，在胡耀邦总书记的指示下，积极筹备复刊。在那年八九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巴金和赵超构再次相逢。赵超构告诉巴金，《新民晚报》即将复刊，并约巴金在晚报复刊后写文章。巴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赵超构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不出题目”的约稿，是赵超构和老新民报的传统约稿方式。没想到一句“只要说真话就行”，竟让巴金夜不能寐，触动了反思“说假话”的神经。人代会结束后第十天，巴老写下了他的说真话宣言书《说真话》，接着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又写了《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赞同的，反对的，叫好的，骂娘的，都有。“说真话”成为当时全社会的话题。
巴金说真话的文章并没有交给赵超构。当时，《新民晚报》尚未复刊，而这些名为“随想录”的文章已约定给了香港《大公报》。然而，这并不影响有关说真话的话题成为两位知心朋友聊天通信时的经常话题，甚至，还在说真话问题上打起赌来。……
“打赌”当然只是精神上的，但两位老友的心却是更加相通。巴金在病中完成了关于说真话的其他多篇文章，而赵超构也冒着风险写下了一系列关于说真话的文章。两位老友不仅开出了不说假话的“支票”，而且在说真话问题上开始心心相印地“以文会友”。
巴金曾回忆起他与林放交往有半个世纪之久。抗战时，赵超构时任重庆《新民报》副总主笔，常常向巴金约稿，一同喝酒喝茶，“摆龙门阵”。共同的意趣使两人成为终身挚友。
（5）杂文家林放（赵超构）在推动巴金以“说真话”为晚年生活目标后，又启示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
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背景就是担心“文革再来一次”。而最早向巴金明确发出“文革可能再来一次”消息的是杂文家林放（赵超构）。
林伟平的回忆录《巴金与新民晚报》记载——……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赵超构写了许多呼吁在各个方面清除“文革”遗毒的文章。1982年3月29日发表的《江东子弟今犹在》，口气更加坚决。……一年以后，赵超构和巴金同在华东医院住院。一天上午，赵超构从南楼来到巴金住的北楼。闲聊过后，巴金向赵超构提起恐吓电话的事，赵超构并不作答，只是微微一笑。……
1984年，巴金在病中写下《我的噩梦》。起因是，住在医院里，半夜经常做噩梦，惊恐挣扎着大叫。巴金说，自己噩梦做得最多的是在“文革”时期，还有就是“文革”以后。虽然“文革”结束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仍然噩梦不断。巴金说，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巴金回忆了许多个噩梦……一段日子以后，赵超构看到了这篇文章。他显然非常能体会巴金的那种感受，在那一年的年尾，写下《“文革”还在揪人》一文，声援巴金。赵超构的这篇文章让巴金激动。巴金这样叙述说：……朋友把《“文革”还在揪人》这篇杂文给我寄来了，我的高兴是可以想像到的。
1986年4月1日，巴金在《纪念——随想录一四0》中更细致地记述了“朋友”（林放）促使他想到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一次发生在医院里的谈话，这次谈话是由讨论一个“衙内”刑事犯罪案引起的——他（林放）说：“你放心，你我的孩子还没有做衙内的资格。那些衙内是‘受害者’，他们又害了别人，他们自己有责任，别人也有责任。不过我担心的倒是另一件事。那个时候我们开口闭口都是‘紧跟’，幸好只是口说而已，我们并没有‘紧跟’的机会，否则你我将作为‘四人帮’的爪牙遗臭万年了。想到这个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天天开纪念会，这也纪念，那也纪念，是不是也要开一个会纪念‘文革’二十周年或者庆祝‘四人帮’垮台十周年。为了不再做‘牛’，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站起来，挺起胸膛做一个人！”
正是林放一句“现在天天开纪念会，这也纪念，那也纪念，是不是也要开一个会纪念‘文革’二十周年”，使巴金想到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紧接着说——“不容易啊！”我摇摇头说。“有人说：”我们应当忘记过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给’文革‘，有人想一笔勾销’文革‘，还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让’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满身创伤，有人从’文革‘得到好处，至今还在重温旧梦，希望再有机会施展魔法，让人变’牛‘所以听见唱’样板戏‘有人连连鼓掌，有人却浑身战栗。拿我们来说，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从1980年9月20日，巴金撰写《说真话——《随想录》四十九》，到1986年4月1日，巴金在《纪念——随想录一四0》第一次说出“朋友”（林放）促使他想到建立“文革博物馆”，经历了五年半时间的酝酿——巴金“文博”模式历经五年半时间的孕育。
2、“巴金‘文博’模式”的内涵与误区
“巴金‘文博’模式”的内涵集中在他1986年6月写的三篇文章中，即《“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和其前后紧接的两篇文章：《官气——《随想录》一四四》，《二十年前——《随想录》一四六》。
1986年6月12日，巴金将刚完稿的《“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等三篇文章寄给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主编潘际垧。《“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华彩段落”如下：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这篇2050字的文章可算是“巴金‘文博’模式”宣言，其中有几个要点——
A：巴金提出“巴金‘文博’模式”时“并没有完备的计划”。
B：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C：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D：“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巴金想到“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
E：“文革”博物馆，要“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F：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再从《官气——《随想录》一四四》、《二十年前——《随想录》一四六》两篇文章中可以补充几个要点——G：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我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
H：文革只是“四人帮”造成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四人帮”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唯唯诺诺，早把“学术”抛在脑后了！[27] I：文革只有十年，文革之前很好——今天还有人在怀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错划”和“扩大化”还不曾开始的那些日子，“服务”并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变人为“牛”的魔法也尚未发明，在新社会里我受着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别人。
从这些要点中不难看出，巴金提出“巴金‘文博’模式”的思想核心：其一，建立“文革”博物馆须要党和政府来批准；其二，巴金是以全盘否定“文革”的角度来建立“文革”博物馆；其三，巴金是以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待“文革”；其四，巴金认为“文革”只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文革”只有十年，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慈祥”、“亲切”型伟大领袖无关，与共产党、社会主义体制无关；其五，建立“文革”博物馆了就能阻止“文革”再来。
由此可见“巴金‘文博’模式”虽有发动国人建立“文革”博物馆“信号弹”之功，但也有让人们坐等“政府批准”，切断文革灾难的体制根源，像办现代文学馆那样办一个让现行体制认可的国家“文革”博物馆之误区。
这一误导在由巴金之弟李济生和巴金爱女李小林1996年4月合力编选的《巴金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中，比比皆是——1977年12月10日，巴金在《除恶务尽》（原题《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同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说：“十七年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在管文艺界的事情，一直很关心、很重视文艺事业的发展。……十七年中，有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当然有。……但是，那些问题，那些缺点错误，毛主席总是及时地指出，及时地纠正过来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一系列的光辉著作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有了贯彻这个方向的组织。……我始终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接见我和赵丹等同志时的教导。”
这种“只见流不见源”的“盲人摸象”，1977年5月28日，巴金在《迎接社会主义的文艺春天——在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表达了；1977年7月10日，巴金在《望着总理的遗像》中再次强调了；更不可容忍的是，1996年4月巴金亲自定稿的《巴金七十年文选》，仍然坚持这样的“愚忠体制”观点，将它们作为“剔除了百分之五十的废品”后的“真话”留传后人！
20年历史一再证明，巴金虽然在潘际垧、赵超构和范用等人推动下，首先公开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其“巴金‘文博’模式”的保守幼稚浅薄偏狭，也深深地误导了中国人，导致人们因多年坐等“中央批准建立‘文革’博物馆”，至少浪费了十年光阴，直到1997年才有人醒悟，开始“自己动手，民办‘文博’”。
3、“巴金‘文博’模式”的传播与退缩。
“巴金‘文博’模式”主要是通过《随想录》的发表、出版、再版及其评论进行传播。1986年6月12日开始启动，1987年出现高潮，1989年“六四风波”后开始退缩消沉。
（1）“巴金‘文博’模式”是以香港为“发射基地”和“根据地”向大陆挺进传播。
陆正伟《曲折随想录》中说——《随想录》首发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早在1947年的秋天，《大公报》刚创刊不久的副刊正筹备出版《作家及其作品特辑》，负责编稿的潘际垧来到了座落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的霞飞坊巴金的家里约稿。……1977年5月，潘际垧看到了巴金在“文革”结束不久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封信》和《第二次解放》两篇散文，这两篇敞开心怀诉说胸中积蓄11年的感情的作品，使他看到了巴老心中浸透着的血泪和痛楚，但又洋溢着充沛的热情，从中也透露给他了一个喜人的信息：从苦难中走出的巴金，他的思想仍那样的敏锐，他的文笔仍是那样的流畅。
一年后，当他重新回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园》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巴老。于是，他写信向巴老约稿。
……当时他（巴金）正在翻译俄国作家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从自己所喜爱的这部作品的题目上受到了启发，他建议潘际垧为他开辟一个《随想录》的专栏，并在“文革”后给潘际垧的第一封信中说：“……两封信都收到……很感谢。《随想录》我还想写下去，你们愿意发表它，我以后写出新的东西就寄给你们。我在《随想录》（一）里说明我写作时间不会太多，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想多写点东西……”这对潘际垧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他马上高兴地答应了。
但此时，他的生命已步入了老年，多病、衰老向他频频袭来，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随想录》的写作，他不得不调整了创作计划，放下了翻译到一半的《往事与随想》，但他创作《随想录》的思想意义同翻译《往事与随想》是一致的。
（2）范用在大陆出版《随想录》，大陆掀起热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热潮。
据张弘2005年10月18日在《巴金：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一文中披露：1985年，潘际垌被报社通知提前退休，但他向报社提出了惟一的条件——退休后义务为巴金看大样，直到“随想录”专栏结束。在过去7年时间里，他编发的“随想录”从没出过差错，偏偏就是他不在香港的一次，稿子被无理删改了。因为巴金还有23篇文章没有发表，所以他不放心。1986年夏天，巴金通过邮局挂号邮寄的两篇稿子时隔两个多月还没见发表。
巴金专为此事在几天中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了潘际垌，托他帮助查找、询问。信中说：“现在有件事拜托您。《随想一四四》和《一四五》遵嘱您返京后仍寄原址交（六月中旬寄广州处转港），至今未见发表，请代问一下，要是《大公报》不愿发表最后几篇，那就到此为止吧，不必勉强……”还在另一信中说：“信收到。6月12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已找魏帆拿回执到邮局查问了……”这两篇文章是《官气》和《文革博物馆》。……
然而这两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就这样莫明其妙地“遗失”了。没过多时，巴金知道潘际垌有事到了北京并将很快返回香港，特地委托一位已故朋友的外孙女把《官气》、《文革博物馆》、《三十年前》、《怀念叶非英》及《三说端端》五篇手稿专程送到北京，交到了潘际垌手中。
文章经潘先生之手在《大公报》专栏上一一见报了。
潘际垧虽然能保证巴金《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刊出，也能让《大公报》发表的巴金《随想录》中“建立文革博物馆”影响一些京沪高级知识分子，但是，1986年的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看不到《大公报》，如何让巴金《随想录》“出口转内销”？时任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先生想出了办法——据范用在《巴金先生的一封信》披露：1986年秋，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分册出版《随想录》，即《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随后，《随想录》精装合订本于1987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93年，北京华夏出版社在巴金老朋友夏宗禹提议下，又把香港三联分册出版的《随想录》影印出版线装本，这三个版本皆是没有删节的全本——《随想录》先是刊于香港大公报潘际垌兄主编的《大公园》副刊。在陆续发表的时候，内地就有人说三道四，以至于对际垌兄施加压力，企图腰斩《随想录》。香港向来言论出版自由，际垌兄理所当然予以拒绝。
我得知这一情况，十分气忿。正好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我打电话问候巴老，同时请求将《随想录》交三联书店出版，可以一字不改。巴老同意，我非常高兴。
这样，《随想录》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分册出版，即《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随想录》精装合订本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由我设计版式、封面和包封。另外加印了一百五十本编号特装本，非卖品，供巴老赠送之用；巴老签名赠我的一本为N0.132.正文用纸是《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的特制纸张。我认为这种特制纸张，《毛选》可用，《随想录》也可用。当时我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手上有点小权，可以动用这种纸张。
北京华夏出版社又于一九九三年把香港三联分册出版的《随想录》，影印出版线装本，五册一函，函套用织锦，请冰心先生题签。巴老为线装本写了一篇后记：有人对我说：“你写的书中印刷最多的是《随想录》，有九种印本，可是市里出售的很少。买不到书。最近我同华夏出版社的朋友谈起，他说”我还为你出一种线装本，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我连声说。我正想编一本新的《随想录》，这将是版本的第十种，我要把来不及收进合订本的两篇随想也附印在里面。我不曾同哪一家出版社订过合同，因此我还有这一点自由。
（3）巴金对“巴金‘文博’模式”在大陆遭禁的谨慎抗争`.尽管“巴金‘文博’模式”只是一种“体制内思维”，但仍然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对此，巴金最初的反应是谨慎抗争。
1987年3月9日，巴金复信范用，微辞大陆当局：范用同志：信早收到。没有回信，只是因为我的病。《随想录》能够出合订本，合订本能够印得这样漂亮，我得感谢您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的这部多灾多难的小着引进“文明”的书市的。
巴金说《随想录》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小着”，因为它进大陆后先后有几次封杀之难。
巴金《随想录》“文革话题”第一次封杀之难是在1988年10月。陆正伟《曲折随想录》中说——在1988年10月，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巴老为《随想录》专栏寄去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潘际垧正在北京度假没在香港报社，当文章刊登后，巴老万万没想到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并非是自己的原文，而是经过了多处删节，文章中凡是与“文革”有关的词或者“牵连”的句子都给删除了，甚至连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此牛和文革中的“牛棚”有关。过后才知道这是接到上面的“指令”后才被删除的，巴老对此事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他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了潘际垧，他在信中说：“……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老怀着“宁可玉碎，不求瓦全”的凛然正气，他要把真相大白于天下。他随即奋笔疾书写就了一篇名为《鹰的歌》的文章（此文没在专栏中刊出，后收入《随想录》五卷本），在该文中，他提及了苏联作家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鹰”，他愿像一只“胸口受伤”、“羽毛带血”的山鹰，当不能再飞到天空翱翔时，就走到悬崖的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以此表明心迹：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决不会使他保持沉默。
事后潘先生还是同以往那样继续向巴老约稿，巴老碍于情面，答应了潘际垧。没过多久，巴老又寄来了第七十四篇《怀念集》，他担心潘际垧会顶不住无形的压力，还专门写信告诉他如有不便就转给香港《新晚报》发。后经潘先生之手还是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紧挨在它右边方框中又加注了第七十三篇存目的黑体字，这就是巴老为了澄清事实没给《大公报》发表的《鹰的歌》，巴老用自身的行动维护了人格的尊严原则，引起了香港读者极大的关注和尊重。
时间很快进入了1986年夏天，巴老在《大公报》登满《随想录》一百五十篇的计划行将完成时，一件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巴老通过邮局用挂号寄出的两篇稿子时隔两个多月还未见发表，巴老专为此事在几天中一连写了三封信给潘先生，托他帮助查找、询问。这两篇文章是《官气》和《文革博物馆》，没过多时，巴老得知潘际垧有事到了北京不日将返回香港，他特地委托一位已故朋友的外孙女把《官气》、《文革博物馆》、《三十年前》、《怀念叶非英》及《三说端端》五篇手稿专程送到北京，交到了潘际垧手中。文章经潘先生之手在《随想录》专栏上一一见报了。
巴金向大陆当局抗争的《鹰的歌》，写于1981年11月下旬。全文如下——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收获》杂志向我组稿，我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文章不长，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见过鲁迅先生，脑子里还保留着鲜明的印象。
回想四十五六年前的情景，仿佛自己就站在先生的面前，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我的看法。我多么希望再有机会听先生谈笑，可是我不相信有所谓“阴间”或“九泉”，连我自己也快到“化做灰烬”的年纪了。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是受到怀念的折磨的。
七月底我把写好的《怀念》送到《收获》编辑部，拿到文章的清样后，再寄给《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的编者，当时他正在北京度假。
今年我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过国庆节，在我国驻瑞士的大使馆里听一位同志说，她在香港报上读到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回国后我杂事较多，也就忘记翻看自己的发表过的短文。倘使不是一位朋友告诉我有过删节的事，我还不知道我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在香港发表的不是全文，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讲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我的第一部小说同读者见面已经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了。难道今天我还是一个不能为自己文章负责的小学生？
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九月将近三年的长时间里，《大公园》连续刊出了我的七十二篇“随想”。我的“无力的叫喊”给我带来了鼓励和响应，主要依靠读者们的支持。我感谢一切对我表示宽容的人（《大公园》的编者也在其中）。
我的《随想录》好比一只飞鸟。鸟生双翼，就是为了展翅高飞。我还记得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鹰”，它“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悬崖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高尔基称赞这种飞鸟说：“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我常常听见“鹰的歌”。
我想，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我也会“滚下海去”吧。
（4）巴金在“胡耀邦下台”后退缩为沉默`.巴金向大陆当局抗争的《鹰的歌》，的确显示了他曾一度是鲁迅的学生。到1986年6月12日寄出《“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巴金的“独立思想”达到了一生的颠峰。但巴金此后却突然一百八十度大拐弯，并没有再坚持《鹰的歌》精神，就像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选择投降一样，从1987年开始，又一次从抗争退缩为对专制表示沉默与顺从，明哲保身地“识时务为俊杰”。
1987年9月15日，巴金写了《收获创刊三十年》；1987年9月30日，巴金写了《怀念从文》。按说，这两篇文章的主题都绕不开“文革博物馆”，但巴金都悄悄绕过去了。
《收获》自1957年创刊，两度停刊，其中第二次停刊就是因为文革，巴金理当借此再呼吁一下“建立文革博物馆”，甚至可以提议，让《收获》先成为一个“纸上文革博物馆”，每期刊登文革回忆录或评述。但巴金在文章中只用一句话批判张春桥、姚文元对他个人的压制，绝口不论《收获》二次停刊的深层体制原因与文革的体制之病。
沈从文是文学艺术才华远高于巴金的天才作家，1949年以后一直深受体制压迫，文革时更深受迫害，这本是也可借题发挥“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好由头，但巴金在文中只是就事论事，并不细述沈从文一家的文革悲惨故事，更不论其一代小说天才被迫改行做服装研究的悲剧根源。
1986年大胆写《随想录》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巴金，何以到了1987年写《再思录》时却闭口不提“建立文革博物馆”？也许，一生善于随政治风向而转向的巴金，注意到1987年中国政治又出现了重要变化——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书记职务。”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中共元老们认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邓小平指责胡耀邦应该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胡耀邦被迫辞职。
巴金可能由此开始担心自己“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会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挂钩。
就这样，即使是1989年“六四风波”惊天血案发生，巴金也一声不吭，既不重申“建立文革博物馆”，更不敢对无辜百姓惨死“六四风波”发一声同情，只是加紧编校自己的“全集”——1989年7月28日，当海内外中国人都还沉浸在“六四风波”的悲痛中时，巴金却在与《巴金全集》的编辑王仰晨（树基）平静地讨论《巴金全集》的编辑问题。关心“读者也许会把全书（《巴金全集》）的四分之二扔在垃圾箱里”——担心自己身后的名声到底如何成为巴金《最后的话》。
到得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讲真话的书》，将《随想录》中《“文革”博物馆——《随想录》一四五》一文整篇删去，巴金却装聋作哑地默认，不发一声质疑或抗议。1981年对香港《大公报》删去几句话就大声抗争的巴金，此时竟面对整篇的删除而一言不发，一直到2005年10月17日去世，巴金再也没有一字提及“建立文革博物馆”。从1990年到2005年，整整有15年时间啊，这期间，巴金还写了好些书信和文章——1989年12月20日，巴金写了《致冰心》；1990年2月8日，巴金写了《致曹禺》；1991年5月15日，巴金写了《致成都东城根街小学学生》；1995年3月25日，巴金写了《在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1月12日，巴金写了《<再思录>序》；1995年6月23日，巴金写了《<十年一梦>增订本序》；1995年7月19日，巴金写了《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1999年1月，巴金最后续写了他十年念念不忘的《怀念振铎》——从1989年春一直写到1999年春——“1998年巴老过完生日后，自感身体日渐虚弱，便主动提起修改和续写《怀念振铎》。巴老口述，李小林记录，陆续完成了四千余字。”
这说明什么呢？在巴金有生命意识的最后十年里，他最关心的事，已不是什么“建立文革博物馆”，而是对一个恩人郑振铎表达最后的感激——“巴老在文章中把郑振铎称为‘先生’，他写道，‘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评论说，《怀念振铎》是巴金老人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全部投注进去的一篇文章。”
可以参照的是，1981年4月4日，巴金写了《现代文学资料馆——随想录》六十四》，正式提出“创办一所现代文学馆”，1982年8月17日巴金又写了《再说现代文学馆——随想录》九十二》，尔后多年持续呼吁，终于使得官方批准建立一期工程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于1996年11月25日举行奠基仪式；1998年2月14日正式动工，1999年9月20日工程竣工。在2000年5月23日（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8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馆。巴金晚年呼吁建立两个馆，一为现代文学馆，一为“文革博物馆”。由于巴金对前者的特别努力执着，现代文学馆在巴金生前建成开馆；由于巴金对后者的虎头蛇尾，“巴金‘文博’模式”的官办“文革博物馆”，直到巴金死去也是渺无踪影，“两处茫茫皆不见”。
若是“巴金‘文博’模式”早有“民办”“自办”的思想，以巴金当时之盛名与特权，一可以在自己家里办一个“巴金家庭文革博物馆”或“文化名人文革博物馆”，二可以在《收获》杂志上办一个“纸上文革博物馆”——每期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文革史料与相关评论，谁又能阻止住巴金？权势比巴金小得多的彭启安可以建成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文化声望比巴金低得多的刘宗秀，可以筹办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雏形），为什么巴金不能？只因“巴金‘文博’模式”有向“皇帝”和“朝庭”乞求批准的误区！彭启安、刘宗秀筹办民间、家庭文革博物馆时的1996年，巴金还可以写文章，编全集，完全有条件办出比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和深圳刘宗秀文革博物馆（雏形）更深广的“巴金文革博物馆”，但巴金就是不办——巴金早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只说不做，后来则连说也不说了。个中原因，刘晓波说得好，皆因其时“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作为作家，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学语言没有什么独创性，甚至写过一些很烂的作品，对汉语文学写作的贡献远逊于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等人，甚至不如张爱玲和萧红。巴金虽然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只有一部长篇《家》还算差强人意，而且只是在社会影响的意义上，而非文学独创性的意义上。巴金的其他长篇则拖沓、臃肿、矫情，表达缺乏克制，文字毫无美感，起码我在大学时代就读不下去。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论，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六大文坛楷模中最长寿者，活成了中国文坛上第一位百岁泰斗。然而，以文学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论，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鲁迅，他毕竟没有在中共治下变成文学植物人。！
最长寿、也享受了最多官方优惠的巴金，由多产作家变成文学上的投机分子和准植物人。当《边城》的作者，敏感的沈从文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迫害并自杀未果之时，身为老朋友的巴金并没有说真话；在沈从文先生放弃文学而选择沉默随后以“文物整理”“古代服饰研究”打发下半生之时，巴金却在高歌伟大的新时代，在反胡风运动中落井下石。面对惨遭文字狱之害的胡风等人，巴金表达了足够的“愤怒”，再次发出“我要控诉”的呐喊，他声讨胡风的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他甚至批判胡风的微笑是“包着侮蔑”，把胡风等人比喻为令人作呕的“脓”。他说：“对付他们应该用他们的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见《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载于1955年5月27日《文汇报》）在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巴金的太多的熟人和朋友纷纷落难，但巴金却幸运地躲过一劫，所以他开始加倍地进行效忠表演，1959年中共掌权10周年大庆，巴金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在此意义上，如果硬要说巴金是“一面旗帜”，也更多是放弃独立的中国知识界向独裁强权投降的“白旗”。遗憾的是，经历过太多灾难和教训的中国知识界，仍然把这面“无力下垂的白旗”当作“高高飘扬的旗帜”，满天挥舞。
而今，中国大陆要想加快建立“文革博物馆”，必须首先突破和扬弃“巴金‘文博’模式”！以“文革文化”为人类文化遗产之新观念，将“文革文化”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