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6年，鲁迅先生到底要死了。在上海的最后十年，无间断的熬夜，熬干了他的心血；一日几包劣等烟，烧坏了他的肺腑。此时，先生已看见了死神嘴角边的狞笑，越发感到围拢在周边的黑夜的沉重与血醒——多少青年学生、知己好友都已死在他的前头，不是死于集体屠杀，便是死于暗杀、绞索、枪弹和活埋……
在以往的岁月里，先生他曾写过这样的沉痛文字：
“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但是，文字有何用？枪声过后，硝烟散尽，刽子手们不是照样过得很快活？这么多奴才、准奴才和伪君子不是依然在那里高淡阔论、喋喋不休……先生猛地从床榻坐起——然而，无论如何必须写点东西，这样随便死掉岂不便宜了他们？
鲁迅一辈子曾写过多少关于“死”的文章，已经难于计数了。现在轮到他自己为自己的死写点什么了。摊开稿笺，开始磨墨。一支金不换牢牢地捏在手中，字迹还是那样的凝重：
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2.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4.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末了，先生还意犹未尽，最后特地重重的补上了一句：“由他们怨恨去吧，我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那篇至今仍然令后世震惊的遗作《死》。
鲁迅先生去世整整70年了。从1936年到2006年，在中国的大地上，非正常死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十倍、成百倍地增长──无数的寃死、瘐死、暴死、横死几乎已累积到了天文数字。更可怕的是，蓄意制造这一切死亡的那个残暴体制和它的继承人，至今毫无悔悟之心，为了维护他们非法抢得的权力和永不满足的私欲，按照其邪恶本性与惯性固守着、并继续着他们的“跨世纪死亡工程”。
前段时间，我听到了某些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的声音：“我们没有敌人！”“要以宗教的慈悲胸怀宽恕一切之人，要爱你的敌人”云云，乍闻之下，感到那些人的脑子是不是被烧糊涂了？但仔细一打量，却发现他们的借用“圣言”背后的言不由衷和置千千万万亡灵于不顾的虚妄轻慢，以及下意识中企图向刽子手输诚哀求之心态，已泄漏无已。
还是听听六四“天安门三勇士”之一、刚刚从16年牢狱之灾中逃离出來的鲁德成怎么说的吧：“现在有一种极不正常的论调，只谈民主，不言反共；只反专制，不反中共！朋友呵！请切记，中共才是阻扰中国民主化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丢掉对中共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加强国内国外，各民族各派别以及各国人民反对专制，独裁，恐怖的合作，以达成全方位解体中共的伟大目标。把人类最后一堵柏林墙推倒，还我中华民族天赋的平等和自由！”
魏京生在评论此件事时说：“这件事情的确意义重大。它代表阵营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和立场。一种是看透了中共本质，要求彻底改变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制度。另一种则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清官情结。它或者说代表着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愿望。89年民主运动的主流则是跪着的造反派，跪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而得名。它的失败，则是跪着造反的必然结果。大家想想长达两个多月的，跪在那儿等着屠杀的过程就明白了。苏联和东欧的人民，还没有中国人民那样轰轰烈烈，反倒成功了，为什么？”
王友琴在总结十年文革历史教训时指出：“文革之罪是严重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是预谋的大规模杀人，必须予以起诉审判。然而一批文革人物至今没有丝毫反省之意，甚至还有人赞美文革。文革之罪正在被洗白。文革进行之时，千千万万的无罪之人遭到迫害、监禁及杀戮。文革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这就是文革的主罪。这里所说的”罪“，是法律上的罪，是刑事法庭作出判决时说的‘有罪还是无罪’的罪，而不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之罪，也不是成语‘负荆请罪’中所说的道歉之罪。”
这是目前我所听到的少有的深刻而清醒之言。鲁德成对“我们的敌人”有切肤之痛，他的发言我们应该认真倾听；魏京生以老牌民运领袖的身份提出了这个十分尖锐问题，本身包含了沉痛的历史教训；而王友琴凭着几十年来对文革历史的潜心研究，作出了上述代表着普遍良知的理性判断。君不见当年广场大学生代表的确是下跪在人民大会堂外递交请愿书的，去年东洲坑遇害者家属也是跪着哀求付还亲人们的尸体的，而成千上万苦大仇深的访民更是几乎每天都跪在各级政府和首都中央级的衙门前鸣冤叫屈的……但是结果怎么样？
须知当年屠杀刘和珍等学生和后来屠杀六四学生、屠杀汕尾东洲坑村民的，是同一部顽固不化的专制机器和同一类毫无人性的冷血机器操纵手。如果“我们没有敌人”，那么半个多世纪以来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之巨祸是谁釀成的？它们不是我们的敌人，难道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不成？如果向千百万含寃而死的亡灵和他们的亲属提议“要爱我们的敌人”，将会得到什么反应？我想，这无疑于第二次杀死他们！
犹太民族之所以会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不仅仅是她为世界贡献出了这么多的科学家、艺术家、金融家与产业巨头，还在于二战之后半个世纪之中，为伸张人类正义、告慰同胞亡灵，他们锲而不舍地在全球范围內追索纳粹余党，并一个个地将他们送上法庭，接受神圣法律的审判！
夜正深，血正浓。历史教训和现实政治已经告诉我们，作为人类公敌的极权暴政，早已用肆无忌惮的反复杀戮，一次又一次地堵塞了所有的和解之门！时至今日，一切的机会已经丧失，一切虚妄的念头可以休焉。正义与公正，决不可能通过受害者的“宽恕”和“跪求”会从天而降或从杀伐者手上恩赐而来；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理想，只有依靠全民族在保持清醒头脑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团结一致、自省自强和坚持不懈的奋斗，才能够成为中国大地之上的现实。
在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之际，重读先生临死留下的遗嘱，我自然对于某些维权人士和知名言论家的高深玄论，产生了上述常识性的怀疑与警觉。正像大自然中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天敌一样，人类社会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后，也悲剧性地遭遇到了自己的天敌──共产极权暴政，此天敌对于中华民族从肉体到精神的无尽虐杀，乃至对于人类文明和人性本身所造成的全球性祸害及余毒，我们人类社会不知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够予以疗治与清除！
决不宽恕敌人，永远记取教训——我想，这既是鲁迅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应该成为我们民族当前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良知的出发点。只有认真汲取教训，抛弃虚妄幻想，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彻底结束专制暴政，才能全面推动自由化民主化进程，才能让我们业已付出的无比惨痛的死亡和牺牲，成为建设未来中国文明社会的第一块基石。
2006.6.10.宁波
《民主论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