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是否见过狱中的林昭,此事已经远远超出了考证分析的范围,几乎成了一种判断是否为正常人的标准的争论。至高无上的领袖、堂堂的中共主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怎么会御审林昭,或者屈驾会见林昭?而另一个更加令人诧异的话题是,林昭认为由于柯庆施对她的保护而遭到居心不良的毛泽东的暗害。有人据此判断,林昭精神出了问题,否则,为什么说这样的胡话。

目前,关于毛泽东亲自见到林昭之事,所有的材料都直接或者间接来自林昭本人。证据之一是林昭在狱中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上书,即十四万言书,其中大约有三千八百字直接谈到这个话题。此书乃林昭在狱中的血泪记述,字字千金,弥足珍贵,绝不可等闲视之。证据之二乃林昭胞妹的亲述,她证明林昭在第一次被捕假释后,曾亲自对母亲谈及此事。林昭母亲对此极为恐惧,急忙制止了林昭的言说。由于官方严密封锁林昭案件的相关档案,此事尚无法得到官方资料的佐证。因此,完全证实此事颇不容易,但是,将此事证伪更难,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反证的材料。

从林昭的经历来分析,即便按照那些强烈质疑林昭相关言辞真实性的人的标准来看,至少在第二次被捕入狱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有精神问题。而毛泽东亲见林昭之事,恰恰就是在林昭第一次被捕后、保外就医期间亲自告诉妈妈和妹妹的。从时间点上分析,这个消息的可靠性应该是极高的。其实,就是在林昭被秘密杀害前的几个月,她的北大同学张元勋曾经和林昭母亲一同在监狱会见了林昭。仅就张元勋留下的相关记述可见,林昭在遭受无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之后,在同学面前依然神态安详,并口占七言古风一首相赠。林昭谈到同学情谊的怡悦,念及老母幼弟的悲怆,其谈吐之高雅,思维之清晰,逻辑之严谨,谁能从其中找出一丝一毫林昭有精神问题的迹象?相反,从林昭遗留在世的诗文中可以发现,林昭对于自己过去的反思以及对中共的剖析,其认识之深刻,其思想之超前,其结论之准确,足以证明她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清醒者。

当然,林昭对柯庆施之死所做出的判断和解读或许有某些出入和偏差,但这并不足为怪。在毛泽东死前,整个中国处于铁幕笼罩之下,中共的高层更是黑幕重重。不要说是普通人,就是很多学者、专家都往往判断失误,一般人更是很难从中找出事情的端倪。从美国情报机关后来解密的一些文件看,他们对六十年代初中共和中苏之间的矛盾所知甚少,其结论往往荒谬不堪。但是,相信没有人因此而怀疑那些专业人员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推演能力,更不会认为这些人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个例子,王明——一个对中共的运作和毛泽东本人有极深了解的、中共内部第一流的才子,他在文革初期所写的对毛泽东研判的一些文章,以今日的眼光观之,也是荒诞不羁、令人匪夷所思。有人会因此质疑王明有精神问题吗?因为信息不足和封闭导致判断失误或者偏差,这本来是极为寻常的事情。况且,直到今日,相关档案完全封闭,官方所有当事人都噤若寒蝉,不透一丝口风,包括那些临死前写出回忆录妄图洗白自己的文革高官。林昭关于毛泽东柯庆施之间的诉说,人们就其虚实现在下结论显然还为时尚早。

即便是精神病人,很多人也具备正常的记忆和处理生活的基本能力,甚至具有某些超越一般人的精明。他们只是在某一方面过于敏感,出现错误的联想或者幻想,或者被迫害的妄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当承认他们对具体事件细节回忆的价值,至少应该把他们对事件细节的描述和他们对原因与后果的判断分开。更应当注意的是,一些精神病患者发病的触发点却恰恰是他们看到了某些绝对真实、而又令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事情,或者说是超出了他们正常的认知范围、无法获得解释的事实,用林昭自己的话讲,就是“希奇古怪之事”和“荒乎其唐的怪事”(十四万言书41页)。可以推断,那件“希奇古怪之事”对林昭的刺激实不可忽略,在她的诗文之中当不难发现此事留下的种种痕迹。

撇开直接证据的问题,单单就林昭案件的独特性而言,也令人无法释疑。首先,林昭可以在狱中写日记、文章等等行为,绝对不符合中共统治下的监狱规章。监狱当中那些设施和手段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成疯子,更有设施和手段足以让一个疯子消声。身陷残暴的专政机器当中,不屈服已经少见,公然反抗则属罕见,而反抗又能成功恐怕难得一见。有人用林昭有精神病故而被狱方迁就来解释,显然高估了中共暴政机器的宽容和人性。而且,从数年间林昭所遭受的非人的折磨、摧残以及被秘密杀害的过程看,狱方的所有作为都明显地显示出其中必欲制服之的逻辑和目的。假若狱方真的认为林昭有精神病,也该送进监狱内部的精神病医院,至少也会把她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或者对其置之不理,听之任之。毛泽东统治时期,在监狱中得精神病的绝对不是个别现象,但是,能在监狱中留下大量文稿,林昭可以说是中共监狱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林昭留下了不少血书,但是,还同样留下了大量钢笔书写和誊录的文稿。不单数量惊人,而内容更是令人震撼,其中除了直接批判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外,还涉及到对毛泽东的品性和私德的揭批。这类事情,今人可能将其当作闲话、淡话一笑了之,可在文革时代,那可是亵渎神圣十恶不赦的大罪,几乎是必死无疑,就是无心之罪而惨遭屠戮的亦不在少数。然而,这些文章写出并正式交给狱方后,林昭居然还能存活了近三年之久,这不是太令人奇怪了吗。

对比在文革中被枪杀的美女李香芝,我们可以对那个时代的严酷和黑暗一探究竟。李香芝曾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文革初期因批评陪舞问题遭受政治迫害,从而导致精神失常,冬天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大哭大笑说些疯话。根据国内著名网站互动百科和百度百科的说明,李香芝在内部被批斗的时候说出了这样严重犯忌的话:“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搞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此后,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许家屯做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几天后,他又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处以极刑),望力级(立即)执行。”李香芝从事发到被处死,仅仅四个多月。“不准任何人提审”有明显的杀人灭口、最大限度防止信息扩散的意味。不过,杜钧福在“许世友在文革中的恶行”一文中,认为那个副主任应是负责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而不是许家屯。此说似乎更加可信。读过许家屯回忆录的人都能看出,此人颇有些书卷气,像是读过几天《四书》的人,绝对不会是个半文盲。

文革期间,杀人的权力早已下放到省市,军管之后更滥。而林昭被杀据云却经过中央批准,显然不同寻常。而且,还是秘密杀害,此事就更令人奇怪。尤其令人费解的是,1968年4月27日,上海曾将7名包括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在内的所谓“反革命”在万人大会上公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而轰动一时。而林昭则是在仅仅两天后的29日另行被判处死刑,且秘密行刑,为什么?依此推断,似乎有人对林昭和她的遗体有特别的关注,不知道苏州姑娘林昭是否能像林黛玉那样“质本洁来还洁去”。对于这一点,曾经羁狱多年的张元勋也有过怀疑。

此外,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能够以未婚夫的身份前去会见狱中的林昭,也属极为罕见的个例。只有直系亲属才能会见,这好像是监狱中的规矩。据张元勋的文章“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记述,在会见现场,狱方共有三名制服警察,数位便衣女郎(张认为是翻译录音等技术人员)和二十多位佩枪军人。在狱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多病女囚会见一个未婚夫,居然搞得如此排场,其中的阵仗这般夸张,着实令人疑惑不解。尽管张元勋的生花妙笔将会见过程描述的得极为感人,但还是让人感觉张元勋有所保留,似乎有些内幕仍未道出,因为有他的右派同学认为张是受命前往。

其实,肯定毛泽东见过林昭,固然只有林昭一人的证词,但是,否认毛泽东见过林昭的人,绝无一丝一毫的证据。而断然否定毛泽东因涉林昭而害死柯庆施事存在之可能,更是全凭想象和想当然。而那个想象和想当然的基点,恰恰可能是由于对中共高层和毛泽东本人缺乏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绝不会有这种属于凡夫俗子的嫉妒和阴暗,更不会干那些争风吃醋之类的勾当。这显然是过于书生气和天真了。实际上,不要说那些野史笔记之类的东西,就是正史或者在圣经当中,君王为了一个女人杀害臣下的事情也不罕见。中共高层腐败糜烂的内幕只不过被严密包裹了起来,不为一般民众所知晓而已。

在人民大学期间,林昭曾经和刘少奇的前妻王前女士过从甚密,甚至可算是王前女士在孤寂无聊生活中的挚友。不排除林昭可能从王前女士那里听到过核心层包括毛泽东等人的一些生活秘闻。反右之后的林昭,绝对不会再像底层百姓那样对毛泽东之流有任何迷信。就像林昭所引用她同时代人中的一位闯将的话:“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

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文章,把毛泽东亲见林昭称之为御审。显然,御审一词是否得当还是值得推敲的。可以断定,毛泽东断无兴趣审问林昭为何反对中共,为何反抗压迫。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还是不同于勤于政务,颇有点正义自持的雍正皇帝。毛泽东从来就是一个无信仰、无是非观和无理论坚持的人,他感兴趣的只是权力、得失和女人。毛泽东不惜降阶前去亲见林昭,或许是被江南女子林昭的旷世之才所吸引。不说林昭在文学上的修养,单单就旧体诗而言,自民国以来,林昭的诗无疑是第一流的,而以诗人自许的毛泽东则完全不入流。

在当时,另一个著名的才女右派是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俊杰。与林昭之事不同,林希翎的情况官方舆论有极多的报道和介绍。当年,林希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当众发表了几次讲演,从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评,其演讲内容马上被秘密整理成内参上报。毛泽东看到以后,当场将她定为“学生右派领袖”,并在处理林希翎的报告上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等大家淡忘之后,林希翎被秘密逮捕投入监狱。至于林昭成为右派以及被处置是否也是毛泽东的旨意,由于档案资料缺少,就只能存疑了。

更加奇怪的是,就在林希翎即将刑满的时候,毛泽东在1973年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乃亲自下令予以安置。按照一般人的想象,以毛泽东的地位和繁忙程度,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么一个女青年身上花如此大的心思。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在当时的学生右派当中,林昭和林希翎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位。她二人就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林希翎偏重经济,而林昭追求自然,林希翎之文采风流可能稍逊林昭。而毛泽东是以其诗文自许的,在林希翎和林昭之间,他更加关注林昭应该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断。

毛泽东早年和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士的往事早已传为“佳话”,此事或许也是认识毛泽东为人的另一个佐证。那是1936年,毛泽东率残兵初到陕北不久。著名女作家丁玲辗转到来,毛泽东与之晤谈甚欢,并破格任命她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说,差不多每次去毛泽东那里,看到他都在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还有一次,毛泽东偶然被一男婴所尿湿,竟兴奋地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毛泽东对丁玲说过:“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丁玲对毛泽东的感情是众所周知的,至于毛泽东当时对丁玲如何,就不便妄下结论了。但至少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丁玲是获毛泽东亲赠诗词殊荣的五位女性之一。除了李淑一之外,其他包括毛泽东的发妻、先后同居的女人,以及身边的女机要员。而且,为丁玲填的那首词是在她随部队出行采访时,毛泽东通过军用电台传送的,那个月的十二日发生了震惊天下的“西安事变”,由于蒋拒绝在被挟持的状态下签署任何文件,东北军和西北军部分青年军官极为不满,二十五日张学良为担心局势失控,不得不仓促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离开后,东北军内部发生火拼,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开始瓦解。此时,红军前途未卜,是战是和难以确定。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居然有心填词,其对才女之殷勤和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毛泽东对某人感兴趣,绝非是真正的欣赏和关爱。毛泽东对“人”、对生灵没有丝毫的尊重,任何人在他的眼里都不过是具有某种功能的器物。抽象地说,毛泽东对某人才华的兴趣是和这个人分开的。毛泽东可能对某个人的才华或者风韵非常好奇,渴望与之见面、满足自己的好奇,进而消遣之。同时,这完全不意味着他对此人有任何感情。而且,毛泽东极端过敏,即便是他一时“欣赏”的人,对他无心的冒犯也不会放过,乃至睚眦必报。比如右派当中年龄最大的冒广生老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冒广生乃明末四公子冒辟疆之后,诗词曲书画无所不精。57年在陈毅敦请之下发表文章,担心百花齐放的政策乃是诱人失言,因而劝谏毛泽东,并说了一句“自比子路不悦孔子”。此后,老先生被邀请入中南海与毛泽东叙谈。然而,时年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却随后被打成右派,并于次年抑郁而终,其墓在“文革”时被毁。老先生风烛残年遭此不幸,首先是无意点破了毛泽东的诡计,二来,那句“子路不悦孔子”恐怕也让毛泽东深受刺激,后果甚至比前者可能还严重。众所周知,子路对孔子不满的事情有多次,但最著名的莫过于“子见南子”。毛泽东寡人有疾,对冒老先生的这个比喻想必会怀恨在心。

一些人认为林昭有精神问题的主要证据,就是林昭与柯庆施的看似荒诞的冥婚以及由此而写的《灵耦絮语》。在柯死前,林昭对他原本并无任何眷恋,至多也不过是对其印象不错而已。如果说林昭与柯庆施有何交道的话,只是在她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和非人的待遇时向柯庆施这位地方长官写信投诉。当然,可能还存在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柯庆施可能当林昭面讽劝过毛泽东,对她稍有关照。正是认为柯可能由于指责毛泽东的非分之举、非分之想而受害,故而林昭有所谓伯仁之憾,最后乃至于与之冥婚,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和自我安慰,并在百般痛苦和压抑之中,沉浸于想象的大海,用血泪写出了奇幻之作《灵耦絮语》。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关于人鬼之交的故事和戏剧作品,比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聊斋志异》,以及戏剧作品《牡丹亭》、《红梅阁》等等,毛泽东极为痛恨的鬼戏《李慧娘》就脱胎于《红梅阁》。在传统中国,不仅很少有人质疑人鬼故事的真实性,更不会怀疑作者有精神问题。然而,在一个长期迷信无神论的环境中,诉说冥婚以及人鬼之交,自然会被误解为精神病。而且,那些自以为正常的无神论者却会轻易接受一些更加荒诞无稽的政治幻想。那首流行于文革时期、近年来又沉渣泛起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就凸显了时代特色。这首诗臆想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用军事暴力成功占领莫斯科、巴黎、耶路撒冷、华盛顿等,征服整个世界的疯狂历程,曾传咏一时,令许多青年血脉膨胀。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罩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外壳的白日梦呓,映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空虚、扭曲和病态。面对这样的癔症狂言,却从未听人说他们是疯子。对比之下,《灵耦絮语》尽管也是幻想,却字字血泪、处处真情。《灵耦絮语》乃是林昭在逼仄封闭的铁牢内对自己心灵的放纵和情感的解放,在貌似离奇的形式下展示了一个寻常女人的爱恨情仇,它是天良的表露,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林昭说,宁愿让血流出,也不愿在心头凝结。林昭对公义的坚持,对压迫的公然对抗,让一些智者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样的人根本不是英雄而是偏执型精神病患者,或者说她是疯子。其实,英雄和凡人在平常可能并无多大区别,所谓的英雄不过是在非常时刻依然敢于坚持常识,保持人的尊严,由此显得他们尤其与众不同常。在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这些人的确难以得到理解。坦白地讲,如果将林昭对公义的坚持、对邪恶的不妥协归为偏执型精神病的话,那么,不要说中共推出的其早期的那些名烈士(包括林昭的舅舅)绝大多数都可以归为此类,而且,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众多英烈也都要归入这个行列,甚至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殉道者都尽可纳入此列。此外,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智者不去质疑拥有无尚权力的统治者、独裁者为什么不可以仁慈一点,人性一点,为什么不可以少一点残暴,少一点兽性,少一点疯狂,却偏偏质疑无辜的受难者为什么要维护做人的尊严、坚守自己的信仰。这个奇怪的现象,或许能让人们从中发现中华民族一而再、再而三蒙受耻辱的深层原因。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能见到幽居深宫的独裁者毛泽东,无疑属于万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毛泽东亲见囚禁中的林昭,一些人难以想象也是正常。其实,对于林昭本人而言,毛泽东亲见想必也是意外之事。然平心而论,此事却又极合情理:林昭于亿万人中之绝代风华,足以吸引毛泽东、震撼毛泽东;以毛泽东附庸风雅之为人、寡人有疾之禀性,亦绝不会略过林昭。逻辑如此,焉能不信。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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