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柏克《论美洲和解的演讲》为起点

如果以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一代人对西方自由主义经典的译介开始算起,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应当有超过一百年的时间了。其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扬,经历了几个高潮时期,这样一些名词术语足以引发后人无限的联想:清末宪政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北大、商务印书馆、西南联大、《观察》杂志、反右运动、《自由中国》事件、八九民运等等……然而,让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自由主义在中国仍未能成为社会之主流价值。以上这些已然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的名词术语表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不仅仅是一种写在纸上的、在书斋里就可以完成事业;相反,它是一项充满血与火的事业,乃至需要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换言之,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乃是生活本身,乃是每时每刻都将遭遇到的“政治”。

自由主义在西方首先便是一种政治哲学,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更是一种对抗现实政治的价值支撑。文化保守主义者徐复观曾指出:“一切知识分子所担当的文化思想,都可以说是他们所生存的时代的反映。……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对文化的某一方面希望有所成就,对政治社会希望取得发言权而想有所贡献时,首先常会感受到自身的志趣与所生存的时代,尤其是与时代中最大力量的政治,乃处于一种摩擦状态;而这种摩擦状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常感受其为难以忍受的压力。并且由对这种压力感受性的深浅,而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人格成长的高低,并决定他在文化思想上真诚努力的程度。”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来自“政治中国”的压力都远远大于来自“经济中国”的压力。在“泛政治化”的中国,“政治问题,不能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共同问题。完全缺乏这种感受的人,便缺乏追求文化思想的动机,便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有所成就,甚至会发生反文化思想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一个自称信奉自由主义价值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刻意回避中国当下的政治问题。自由主义不是空中楼阁,也不能被束之高阁,它比其他任何的主义都更为“政治化”。在这样一个维度上,我们便可以来面对此长久存在的疑问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为何至今仍然未能在中国大陆完成?

(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百年败局

先来看看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近代以来的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在经历了清末的王纲解纽和民初的军阀混战之后,均改旗易帜而成为传统主义者。胡适、陈独秀等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之中始终无法为自己找到适当的位置,不由自主地被时代所边缘化。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制造雷震案,岛内万马齐喑,“自由中国”不复为“自由中国”的时候,胡适沉默了,殷海光却挺身而出,尽管重病之躯独木难撑。殷海光这位具有“超越性”的第三代自由主义者,在逝世前夕不由地发出了悲凉的感叹:“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着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而就在与此差不多的时间段内,中国大陆掀起了更为惨烈的反右运动,百万知识分子被划为社会中的异类和贱民,具自由主义倾向者被一网打尽,此后他们进入了长达二十年的失去自由的悲惨生活,中国大陆亦陷入了毛式极权主义的深渊。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数年间,海峡两岸之政经格局均发生巨大变化,自由主义的传扬与扎根却仍然不容乐观。在中国大陆,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十余年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急剧衰落,无论是“三个代表”、“保先运动”,还是在社科院创建规模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均不足以重振“马列毛”之雄风。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价值虚空之中。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与国家垄断下的畸形“自由经济”,扭结成了一个让西方观察家和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都弄不清楚的怪胎。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大陆堪称变化最快的地方——如果你离开北京、上海仅仅一年,再回到其市中心,许多街道就会让你无法辨认。但是,这种街道和建筑的变化,并未触动社会的核心部分——近年来,无论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都未能迅速推进,正如学者刘军宁所指出的那样:“普世价值的正当性在中国迟迟不能在政治文化和信仰层面确立起来。由于普世价值的正当性确立不起来,在制度政策层面,作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的宪政民主制度也就难以确立。……在价值层面缺乏有力支持的情形下,单方面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单足跛行,其路途之坎坷,可想而知。”中国大陆终极性的信仰的缺失,以及弥漫至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厌恶症和冷漠症,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底线亦荡然无存。

在台湾,从总统大选到议会选举以及县市长选举,均成为民众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政党轮替以和平方式实现,百年老店的国民党也实现了直接选举党主席。新闻自由被视为理所当然,以相关法律为先导,朝野共同努力让党政军势力退出了传媒。在亚洲地区,二零零五年度台湾的自由指数仅次于日本。但是,自由主义在台湾仍然如同浮萍一般,普通的台湾民众对民主价值的接受程度远远高过自由价值。当两者之间产生冲突时,人们通常是“取民主而舍自由”。由此产生了民粹主义之隐忧和族群问题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比如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所鼓吹的“去中国化”潮流,就其内容来说,并不是一种基于现代人权和自由理念的、普世的政治伦理价值,相反它是一种以“族群意识、血缘意识”为中心建构的“人种认同”。这种以选票为旨归的、“凡是与中国有关的都是坏的,凡是与台湾有关的都是好的”的二元对立的思路,极有可能演变出“挟民意而伤自由”的结果。

海峡两岸都需要自由主义的启蒙与普及。而对于自由主义为何长期疏离于中国社会主体,存在着诸多解释。李泽厚提供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解释,此说法在八十年代的大陆学界流行一时。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达将这种思路推展开去,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暴力的背景之中,根本没有自由主义能够健康生长的空间。他强调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不应当由自由主义者来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自由主义本来就没有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功能,自由主义只能依附于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制度,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这样一种先天的条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如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他的失败是因为中国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和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这是一种复杂化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武器”高于“主义”的解释。然而,它仍然不足以说明自由主义为何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不能完成“本土化”:近代以来深陷于暴力和革命之中的国家很多,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如此遥远。换言之,中国为何成为全球最后一个实行专制制度的大国?

作为一位最明确和最深入地阐释过政治自由主义的学者,刘军宁多年来一直处在无法“正面突破”的困境中。于是,他像严复那样将目光转向了中国自身的传统,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百年败局乃是因为忽视了传统资源的价值:“在价值层面,以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始终没有得到本土传统资源的有力支持。……不论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没有本土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难以从信念和信仰的层面上得到民众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我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无法在中国落脚、生根。”刘军宁长期被视为中国大陆最为“自由化”的学者之一,他转向传统寻求资源多少有些让人莫名惊诧。当然,他本人并不承认这种思路是一种退却,而认为这是为自由主义去寻找更多的“同盟军”,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关系:“从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的传统并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超验的正当性是完全可能的。”我并不同意刘军宁的这一论点。作为一种天赋价值,自由主义固然不能为西方独享,但它确实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过。回归传统、寻找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契合点的想法,在近代以来早已有几代知识分子尝试过了——从严复到陈寅恪再到新儒家诸君,终究一无所获。这种一无所获已经证明了:中国的传统中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够实现“现代性转化”的,并与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接轨的鲜活资源。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是被革命所放逐,也不是被传统所压垮。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百年败局,不是因为几代自由主义者们未能处理好自由主义与革命的关系以及与传统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未能及时地应对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如何才能让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形成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判断、形成一种不言自明的生活方式呢?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直截了当地应对当下中国最严峻、最敏感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应对中贯彻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在对这些问题的应对中让自由主义成为民众的基本思维方式。

那么,哪些才是最严峻、最敏感的问题呢?那就是中共当局最害怕我们触及、而民众最需要获得答案的领域——如一党专制、贫富悬殊、农民的公民权、法轮功、六四、台湾、西藏等问题。迄今为止,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在这些话题上保持缄默、如履薄冰。于是,自由主义在普通民众心目中也就成了一种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的抽象命题。自由主义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一种在刀锋上行走的过程:以海峡两岸问题为例,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早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来应对之,它不应成为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们避之不及的“瘟疫”,而应成为我们超越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传统的起点。那么,我们如何在两岸问题上发出符合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呼吁呢?

注释: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66页。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66页。

3.殷海光《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94页。

4.刘军宁《变局还是变天?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见“观察”网站。

5.(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77—378页。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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