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歌有着悠久的传统,《诗经》中的“国风”、汉代南北朝乐府,原都是采自民间的歌谣,只是经由文人的加工整理和宫廷的刊布推广,才得以成为“正宗”文学典籍。但这一传统在以后历代却不曾发扬光大,官方既不出面公开征集,文人学士便有此雅好也难有大的作为,只能在野史笔记和个人文集中留存一二,可以想见,无数民歌在历史长河中就此永远湮没了。

然而,这种状况到了明清时期却来了一大改观。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一大批民歌,各种形式、曲牌和腔调的民歌繁荣竞发,“比年以来,又有‘大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沈德符《野获篇》)民歌在民间勃发涌现的盛况,影响及于文坛,文人学士也纷纷或仿或学地写下了不少同类作品,有心者如冯梦龙等人则开始大量搜集,整理汇编予以刊布流传。

根据现存的明清时代刊刻的民歌集本,再加以其他书籍中零散选录的汇总统计,明清时期民歌总量要在千首以上。这不仅远远超过《诗经》“国风”、汉乐府,而且要多于明以前所有有文字记录的民歌总量还有余。明清民歌不仅量多,而且质胜,因而当时有明代文人自豪地夸赞:“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陈宏绪《寒夜录》引)

《诗经》中,“国风”过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婚恋情思为主题的,如著名的“关雎”、“柏舟”、“静女”,汉乐府中,也有“孔雀东南飞”等绝唱,而在明清民歌中,十之八九都是男女爱情思恋内容的民歌。与其他内容的民歌相比较,无论是感情的直率真挚,表现手法的多样变化,明清民歌中最好的也是情歌,它们与“国风”、汉乐府一脉相续,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中一朵鲜活可爱的奇芭。

继续阅读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