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涛:高层争辩 病毒扩散责任渐指向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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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冠状病毒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全球紧急事件。日、韩、美、英、法、德各国纷纷从武汉撤侨。全中国累计确诊病例首次突破万人,死亡259例,重症1795例。全球23个国家地区也发现逾131个确诊病例。外媒和中国境内渐把造成严重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指向习近平主席。因为在习核心治理下,一切重大问题的公布和决策,都须在他的核准下进行。

日、美媒体近日纷纷刊文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主要根源,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人独裁。文章指习以强有力领导力为基础推动政策,但在危机状况下迟延决定,使官僚们只看其脸色行事;官僚们若在习近平下达指示前行动,得到不好结果将受到严重处罚,因此很难负责任地下决定,更难付诸行动,最终疫情恶化到难以控制。这个描述确实反映习近平“定于一尊”体制,是武汉肺炎防控策略严重失误的制度根源。

首先,在隐瞒疫情上,习近平“一人说了算”的格局,被认为是主因之一。譬如武汉市长周先旺27日接受官媒央视专访,针对疫情瞒报辩称,“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暗指披露不及时是因“中央不授权”。他的言论被视为罕见“甩锅”习近平。

而事实上,疫情隐瞒确实是自上而下。按照中共现行体制运作程序,地方政府能否公布疫情真相、如何公布,都得先获得国务院和中央批准。而国务院决定是否公布前,又要请示党中央。但党中央是听习近平指令,习近平同意才能公布。这次疫情真实情况没有及时公布,延误有效防控的先机,很大可能就是层层请示、习近平没有批准。习在1月24日春节团拜会讲话,只字未提武汉肺炎疫情,却跟其他常委们照常联欢共度。

其次,习近平对疫情的态度与应对措施,受到责难越来越多。有消息称,25日(大年初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两派常委,就疫情工作曾爆激烈争论,对3月初是否召开全国两会等问题争论激烈。以习近平为主的习派常委认为应如期举行,以对外表现所谓太平盛世,“鼓舞”及“稳定”人心;但以李克强为主的其他常委却认为,武汉肺炎是“国难”,将影响大陆经济,政府工作报告亦需修正,建议延期召开。

据报,两派常委激烈争辩,最终未有结论。显然,对外要表现太平盛世、鼓舞及稳定人心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是造成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的主因。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周二发文,为武汉八位最早揭露疫情的医师被指造谣“平反”,也为地方政府“洗地”,可看作是国务院系统和“李克强常委一派”对习近平党中央施政过错的反省。文章称,“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采取了措施,对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在应对传染病疫情态度和举措上,媒体还比较胡锦涛与习近平的做法,表达对习应对方式的不满。有报导说,2003年4月14日,SARS疫情在广东爆发之际,胡锦涛曾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甚至未戴口罩。而习近平在疫情高发时却高高在上,无意到武汉考察。另外,媒体还称,与2003年国务院主导成立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比较,习近平组建的“抗疫工作小组”内技术官僚是“零”,能力受到质疑,不如胡温。

为表达对武汉市政当局的嘲讽和不满,大陆有人翻出2003年非典时期时,担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视频,借对王的领导能力和信息公开赞叹,要求武汉市政府领导下台。地方党报《湖北日报》资深记者张欧亚微博呼吁武汉“立即换帅”,让像王岐山一样“雷厉风行的领导”来救火。虽然看上去这是对武汉地方官员的不满,实际上间接表达对习近平中央应对失当的抱怨。

中共过于高度集权和自上而下的管控,是导致武汉肺炎疫情扩散、一发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因此,将疫情失控责任归咎习近平一人,道理很容易被理解。只有放权、让地方拥有自主权和信息完全公开,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和控制病毒扩散。任何封口、压制和隐瞒真相的举措,只会加深疫情和事态持续恶化。

世界日报
2020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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