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从一个奇怪的单位里退休的。这个单位虽有学府之名，实则是一衙门。照我的说法，它是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缝制皇帝新衣的作坊之一；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皇帝新衣上的一角衣襟而已。我混迹其中十六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屎里觅道，高谈阔论。虽然很闲，却很有大苦闷。首先大概因为院长们官气很重，同事之中，大多都有后台，有恃无恐。因此领导每每批评学府的无作为，校风的涣散时，总要怪罪到教员头上。教员大抵是没有背景的，当然也不尽然。总共五、六个教员，三、四个女教员年轻或者年纪较轻，又各有自身优势，当五六名院长书记指责学府面貌无起色，工作无建树，是因为教师素质差时，一般并不针对她们；于是两个年长的男教员自然首当其冲，当替罪羊，其中之一便是我。为此我很郁闷。
我给自己规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料后来我才知道，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在单位的形象不好，很不好。
九十年代我在学院里形象很不好，我却对此毫无所知，依然我行我素，自以为感觉不错。直到在我行将退休之际，教员同事之一、也是当年那位“丝路小姐”，她感慨地告诉我，多年来大家一直把我和猛左分不开来，看作是学院的哼哈二将，焦赞孟良；只是最近数年里，人们才改变了印象，看出我和猛左根本不是一类人。她告诉我，我人缘不错，人气旺盛。听她如此一说，我骇了一跳，我的公众形象应该不会太差吧？就算不好，怎么能把我和猛左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呢？回忆往事，我如梦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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