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从一个奇怪的单位里退休的。这个单位虽有学府之名,实则是一衙门。照我的说法,它是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缝制皇帝新衣的作坊之一;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皇帝新衣上的一角衣襟而已。我混迹其中十六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屎里觅道,高谈阔论。虽然很闲,却很有大苦闷。首先大概因为院长们官气很重,同事之中,大多都有后台,有恃无恐。因此领导每每批评学府的无作为,校风的涣散时,总要怪罪到教员头上。教员大抵是没有背景的,当然也不尽然。总共五、六个教员,三、四个女教员年轻或者年纪较轻,又各有自身优势,当五六名院长书记指责学府面貌无起色,工作无建树,是因为教师素质差时,一般并不针对她们;于是两个年长的男教员自然首当其冲,当替罪羊,其中之一便是我。为此我很郁闷。

我给自己规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料后来我才知道,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在单位的形象不好,很不好。

九十年代我在学院里形象很不好,我却对此毫无所知,依然我行我素,自以为感觉不错。直到在我行将退休之际,教员同事之一、也是当年那位“丝路小姐”,她感慨地告诉我,多年来大家一直把我和猛左分不开来,看作是学院的哼哈二将,焦赞孟良;只是最近数年里,人们才改变了印象,看出我和猛左根本不是一类人。她告诉我,我人缘不错,人气旺盛。听她如此一说,我骇了一跳,我的公众形象应该不会太差吧?就算不好,怎么能把我和猛左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呢?回忆往事,我如梦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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