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显然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一个特定的历史标记。因为假如仅仅就五四本身的含义来说,只是一场爱国学生运动。将五四作为文化运动来谈论,是其衍生的象征意义。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会衍生出如此一种象征意义,是因为共产党故意把五四学生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混为一淡,以突出他们给五四下的反帝反封建定义。因为五四学生运动突出的是反帝内容,新文化运动突出的是反封建内容,把两者并到一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定义。事实上,五四学运并没有反封建,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反帝意味。混淆者故意为之,而史家也不加区分,于是就成了所谓的约定俗成。其情形一如中国那句著名的成语:助纣为虐。纣王并非是虐,助纣也未必为虐。这个成语缘自有人刻意抹黑纣王,而史家不加分辨地随声附和,结果也成了约定俗成。由此可见,许多约定俗成说法,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由此也可见,史书和史家都是有必要质疑的。

倘若细加区别,五四理当有三层含义。一层是最原始的含义,即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场学生运动。二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从一九一七年胡适倡言白话文开始、后来以由陈独秀在北大主编《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文化运动。三层是五四新文化。这是个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广义的历史概念,不仅包括上述新文化运动,而且包括所有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文化思潮嬗变过程。比如,二十年代清华国学院的思想学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林纾的翻译小说,李叔同的文艺活动,等等;甚至还可以包括当时的生活方式、婚姻恋爱观念的改变。

作为一场学生运动的五四,虽然后来经常被共产党引为自己的文化资源,但事实上,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运动,跟任何一个政党都无关。而且,这场运动的性质,也不是共产党所定义的反帝反封建,而仅仅是出自爱国、归之爱国、结束于爱国的学生运动。仅从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罗家伦为这场学生运动写的《五四宣言》中便可得知,其源起在于当时中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失败,让日本占了青岛。当时的学生爱国情绪虽然强烈,但表达方式既幼稚,又火爆。那篇《五四宣言》中有如此煽情的文字:“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样的文字仅止于煽动游行,经不起仔细推敲。原意可能是:你们有本事来侵略好了,中国人宁死不屈。但不可断送的土地,凭什么就可以征服?不可低的头又凭什么可以杀戮?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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