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阿多诺的箴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粗野的了”概括了欧洲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面临的现代性危机，那么文化大革命则同时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顶峰和深渊。奥斯维辛终结了黑格尔主义向往的对合理进步的世界历史的信念，文化大革命同时成就和解体了中国现代性的规划。[1]中国现代性不仅暴露了其本身对历史进步与社会完善的终极追求，而且还是对宏大历史废墟的惊人表现。正如奥斯维辛那样，文化大革命藐视任何理性的阐述，将恢宏的话语与理性难以企及的残酷现实混为一体。既诱惑又恐惧的体验产生的情感矛盾最终给一个人的理性禀赋带来精神上的创伤。如同奥斯维辛，文化大革命全面击破了主体的完整性，因为所许诺的繁荣昌盛的未来以无所不能的人类力量带来了使原先的想象无效的灾难后果。
如果说西方背景中可以与“后现代”互换的概念是戴维·赫希（David Hirsch）提出的“起源于历史的‘后奥斯维辛’”，那么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也可以被理解为“后文革”。[2]然而，“后文革”作为具有历史性的概念不应（也无法）排斥其它历史事件的精神创伤体验。因此，“后文革”可以被看作概括了灾难后的中国普遍心理历史状况的一个特殊时期。对现代（无限的社会进步以及无限的主体能量）的想象最终蜕变为对自身的否定或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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