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如:天安门——一个刻意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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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湾的五月,天气已显得燥热。摩托车轰隆隆,在早晨七点的路上飞驰。我赶往医院,是为了照顾已让医生宣布病危的母亲。那是1989年,暮春。

架在病房墙角的电视机开着,声音不大,影像却让人焦虑。母亲因瘦削而扩大了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瞪着屏幕。我把从台湾媒体得到的消息,以电话告知在美国波士顿的友人,好让他能把消息转传给在中国上海的家人,重点不外是“注意、小心、减少外出、党内可能有大变动…”。

在我安排了母亲的葬礼,又要离开家乡的几天里,路上突然出现奇特的景象。都是二、三人一组,就在车子呼啸的道路旁边,他们撑起太阳伞,坐在小凳子上,募款、收钱,一旁的白板上写着的大约是“我们手牵手、心连心…”那样的字眼。我每碰到一组人,便停下来捐款、给钱;也不讨收据、也不问这钱会怎么传递。不久,我便飞往新大陆。两周后,在加拿大魁北克女友家里齐看电视时,她说:“这个政府真奇怪,怎么到现在还睁着眼睛说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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