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该我上场了。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已停笔近一年,做着看起来颇悲壮的摇滚梦。从厦门到重庆,从乡村到城市,从台下到台上,我穿梭于音乐比赛,流连于技艺切磋,由地区性赛事走向全国性赛事,终于奋斗到签约,做赚小钱的公益歌手。而后,是多场卖力的演出,皆是疯狂的摇滚乐。孟浪说:“你今后会不会也像悲悯的周云蓬,做有灵魂、有呼唤的音乐?”事实上,我正这么做着,简称“公民摇滚乐”。这场精神的洗礼、技艺的操练,使得我的人生多了一条道路,自由表达多了一种能力。我以为,人生就这么定了。然而,当潘嘉伟说,7月23日香港要做独立中文笔会十周年庆祝会,我这入会八年的会员,终究再也忍不住,如同过去每场演出上台前总要暗暗地对自己吼一声:“终于该我上场了!”所谓的风险,已被我抛于脑后。
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地走出中国大陆的土地,来到人均月收入接近两万元人民币的香港,结结实实地,站着做人。幸好之前在大陆有些效果不错的演出,收入略胜一般夜场歌手,自认起码不必在香港之行的花销中忧虑太大。在即将赴港的前一夜,我彻底失眠,既激动于能见到会长、副会长及孟浪、贝岭、马建等传奇人物,也精心于勒令自己必须靠“不住宿”来节省费用,并期盼在最短的时间内,结识到更多友人。当7月24日夜副会长潘嘉伟在电话中告诉我,廖天琪、贝岭、马建在深圳罗湖口岸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时,我正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码头石梯上喝着啤酒,流浪着。那一刻,眩晕中带着激愤,我告诉比我大六岁的他:“嘉伟,你知道,我沉默了这么久,可终究到最后看到的,还是一堆被高墙压碎的鸡蛋。我们被欺负,说明我们自身还不够强大。我回去后,誓必要复出,要做大。做大我自己,才会争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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