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种正面存在、还是负面之；这个提问本身就很幼稚。
其中有几个课题是西方学界常常讨论的课题。包括，人性善恶。超验经验。政治宗教。个人集体。那么，俄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危害世界？我们的回答当然不是正负绝对而行大批判之。人性恶，还是人性善，这个课题如果和政治制度沙皇制度联系起来看，俄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极大程度上杜绝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否定沙皇帝制的观点。被沙皇流放的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此夫子道白：“我罪有应得”。这个罪有应得，是啥意思呢？关于于此的电影《彼得堡邪魔》里面，有些不是诠释的诠释——那就是，老陀可以出卖革命党人；也可以帮助他们安置炸弹（炸死沙皇官员）。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困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老陀担心的是，如果他的《鬼》里面无神论者和布尔什维克人掌权，那就是极权主义的杀戮之开始——这和他对峙沙皇专制比较，后者让他十分犹豫，难以单一选择正确/还是错误。这个观点也联系到改革家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改革要旨在于规避革命。根据索尔仁尼琴的《红轮》记载，斯式改革稳定了俄国三五年。但是，和西方议会张宪章宪政不一，杜马这些违法的改革/革命叫嚣者，是鼓动俄罗斯暴力革命，农民起义，教士背叛和学生闹事的罪魁祸首——红轮中记载明确，为作家所深恶痛绝。于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带来了暴力改革，暴力革命的俄罗斯民粹主义革命模式。这个模式最后的载体是苏维埃。但是，很多作家观察道，在1918年列宁血腥镇压工人示威后，苏维埃就告灭亡，直接转变成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之反苏维埃政权（他们的苏维埃内涵业已泯灭而呈挂羊头卖狗肉之势。）于是人性恶的定位，在俄罗斯文化里面和西方大致为一。这个讨论，在几乎所有俄罗斯文学里面竭尽描述刻化和洪染。我们不可能在此短文里面具体一一之。但是，其中人性恶之表露，俄罗斯人是以宗教拯救和理想主义，来宣泄，来定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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