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那一年，我在美国遇到一个捷克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发展很好奇，问了我不少问题，两人相谈甚欢，半天谈话下来我提了一个不情之请，能否代我向他们的前总统哈维尔先生致敬。他一听我是哈维尔的粉丝，眼睛都大了：他和老哈是朋友耶，这太容易了，他还可以代我向哈维尔要一本签名书。但事情过了就过了，这个人并没有做到他说的。我激动过后偶尔想起此事，就以东欧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宽慰自己：我们多是轻诺寡信之徒啊。
但在国内，很多人都知道我对老哈其实保持有距离，我没有谈过他。谈他也只是把他当作口实批评知识界的懒惰思想，动辄给我们哈哈哈，即开口闭口都是哈维尔、哈耶克、哈贝马……
现在老哈走了，我的心里除了伤感，仍有一种排遣不了的羞耻的愤怒。我想到了余杰，想到了自己，以及其他多年来受到侮辱和损害的朋友；尤其余杰，这个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坚毅温暖的兄弟，去年底被残酷羞辱毒打，……想起这些非人的生活，我就无语。这是什么“中国模式”啊……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