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那一年,我在美国遇到一个捷克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发展很好奇,问了我不少问题,两人相谈甚欢,半天谈话下来我提了一个不情之请,能否代我向他们的前总统哈维尔先生致敬。他一听我是哈维尔的粉丝,眼睛都大了:他和老哈是朋友耶,这太容易了,他还可以代我向哈维尔要一本签名书。但事情过了就过了,这个人并没有做到他说的。我激动过后偶尔想起此事,就以东欧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宽慰自己:我们多是轻诺寡信之徒啊。

但在国内,很多人都知道我对老哈其实保持有距离,我没有谈过他。谈他也只是把他当作口实批评知识界的懒惰思想,动辄给我们哈哈哈,即开口闭口都是哈维尔、哈耶克、哈贝马……

现在老哈走了,我的心里除了伤感,仍有一种排遣不了的羞耻的愤怒。我想到了余杰,想到了自己,以及其他多年来受到侮辱和损害的朋友;尤其余杰,这个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坚毅温暖的兄弟,去年底被残酷羞辱毒打,……想起这些非人的生活,我就无语。这是什么“中国模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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