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93-2000年期间，您作为《倾向》的重要编辑，你有哪些最难忘记的回忆与感受，以及可以传授的经验？
我是在《倾向》创刊号出版后加入的。贝岭希望我协助支持，我乐意地同意了。没过几天，我正在朦胧诗人江河在纽约的家里看他的天竺鼠，当时《倾向》的副主编石涛打来电话，似乎说是已经把贝岭废黜了，《倾向》现在已经归他管了，希望我跟江河帮他写稿等等。我一时觉得有一种篡党夺权的奇怪感觉，就哼哼哈哈地应付糊弄了几句，对新的权力中心报以比较冷漠的态度。再说我一向秉持仗义，不愿成为墙头草。后来听说贝岭和石涛打起来了，又听说贝岭班师回朝把石涛废了。《倾向》历史的开端有点像宫廷史或共党史（这跟八十年代万夏等人篡夺诗歌协会领导权的故事有点接近，但结果不同）。总之，后来我就稀里糊涂地开始围绕在以贝岭同志为核心的《倾向》编委会周围奋斗了。大概是因为原来的副手跟林彪一样地娘要嫁人去了，颇有要我补缺的感觉；不过我对副手的头衔兴趣不大，跟贝岭协议安了个“特约策划”的名号。
还有一件有关的事情是，我九十年代中期回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还有淮海路上的老家可以住，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户籍警，让我跟他到派出所去一趟。我以为是我没报临时户口被抓到了，不料说是有市公安局的人找我。他们很客气，起先问我学习的情况，慢慢把话题转到国外留学生办的刊物，“……比如《倾向》啊，经常跟祖国汇报汇报，”他们提醒我。我觉得把《倾向》叫做留学生刊物有点可笑，不过用意是显见的。我说是啊是啊，我也常看，有谁谁谁的文章，把能记起来的目录内容背诵了一遍。他们还打算改日请我吃饭，我说我后天就上飞机回美国了，实在没时间，就推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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