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80年代的写作生活,我竟然没有组织或参加过任何一个诗歌流派或团体。大学时代的我总是自命精英,在复旦的群众化、浅俗化诗歌潮流中一直处于自我边缘化的游离状态。然而自己埋头写的诗,现在看来也幼稚透顶。我在复旦比较值得一提的诗歌活动(如果可以算的话)反倒是和郭惠民合译T. S.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郭惠民是我在向明中学的高中同学,比我高两届,中学时代一起参加过月黑风高之夜的半地下诗歌活动。活动在一个石库门房子的楼顶阳台举行,没有灯火,只有月亮见证了文艺青年们文学力比多。参加者里还有另外一些比我年长的中学同学张晨、戎伟宏等。郭惠民大学考入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并且一直坚持阵地,如今已是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跟住在院内的,已经声名大噪的朦胧诗人杨炼过从甚密(杨炼的父亲是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翻译的念头似乎跟杨炼的催动十分相关,因为杨炼当时不通英文,又迷恋艾略特,苦于无法读到神往已久的《四个四重奏》。后来郭惠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复旦,正好住在我同一宿舍楼的同一层,每次端着脸盆去盥洗室路过我宿舍时,都要朝我们房间投来暧昧的目光,看得我的某些室友浑身发冷。我们二人各自负责两首,自行瓜分了《四个四重奏》的翻译任务。不幸的是,我们译完后不久,裘小龙的译本就在漓江出版了,所以我们的译本至今都没有发表,译稿也不知是否还有保存。后来,大约1986年,我去北京时,郭惠民带我到杨炼在国际关系学院那个黑黢黢的鬼屋里做客。杨炼如巫师般手舞足蹈,口若悬河,足以令一个刚出道的年轻诗人惊为天人。可以说,我和中国地下诗歌最初的实质性遭遇,反倒不是在上海。杨炼的那个鬼屋,有很强烈的地下感。他很骄傲地谈到了四川诗人对他“史诗”写作的模仿。我在当时,似乎也已经听到过宋渠、宋炜等人或“整体主义”的名字,对杨炼的“模仿说”略有疑虑。无论如何,我的后朦胧诗写作,和朦胧诗产生了微妙的关联。

我跟中国地下诗歌的关系,一直是错位的。我对地下诗歌的最初了解,也反倒不是在地下诗刊上,而是在官方刊物上。因为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图书馆有大量的官办刊物,也可以零星读到朦胧诗、后朦胧诗的作品。当时有一份虽然是官办刊物但大量刊发非官方诗人作品的,叫《关东文学》,是宗仁发主编的。我投稿的诗在那里发表过两次,其中一次是“中国第三代诗专号”(《关东文学》1988年第4期),集结了第三代的许多代表性诗人,除我之外还包括李亚伟、陈东东、开愚、杨黎、宋琳、万夏、马松、二毛、尚仲敏、刘涛、车前子、周亚平、冯晏、郭力家等,被认为是第三代诗人首次在官方刊物上集体亮相。记得刊发前还特意发来电报,索要照片等资料,颇有革命时代的战斗作风。可以看出,这个名单里大多是四川诗人,还有少量上海、东北等地的诗人。但这本官方刊物似乎比民刊流传得还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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