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80年代的写作生活，我竟然没有组织或参加过任何一个诗歌流派或团体。大学时代的我总是自命精英，在复旦的群众化、浅俗化诗歌潮流中一直处于自我边缘化的游离状态。然而自己埋头写的诗，现在看来也幼稚透顶。我在复旦比较值得一提的诗歌活动（如果可以算的话）反倒是和郭惠民合译T. S.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郭惠民是我在向明中学的高中同学，比我高两届，中学时代一起参加过月黑风高之夜的半地下诗歌活动。活动在一个石库门房子的楼顶阳台举行，没有灯火，只有月亮见证了文艺青年们文学力比多。参加者里还有另外一些比我年长的中学同学张晨、戎伟宏等。郭惠民大学考入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并且一直坚持阵地，如今已是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跟住在院内的，已经声名大噪的朦胧诗人杨炼过从甚密（杨炼的父亲是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翻译的念头似乎跟杨炼的催动十分相关，因为杨炼当时不通英文，又迷恋艾略特，苦于无法读到神往已久的《四个四重奏》。后来郭惠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复旦，正好住在我同一宿舍楼的同一层，每次端着脸盆去盥洗室路过我宿舍时，都要朝我们房间投来暧昧的目光，看得我的某些室友浑身发冷。我们二人各自负责两首，自行瓜分了《四个四重奏》的翻译任务。不幸的是，我们译完后不久，裘小龙的译本就在漓江出版了，所以我们的译本至今都没有发表，译稿也不知是否还有保存。后来，大约1986年，我去北京时，郭惠民带我到杨炼在国际关系学院那个黑黢黢的鬼屋里做客。杨炼如巫师般手舞足蹈，口若悬河，足以令一个刚出道的年轻诗人惊为天人。可以说，我和中国地下诗歌最初的实质性遭遇，反倒不是在上海。杨炼的那个鬼屋，有很强烈的地下感。他很骄傲地谈到了四川诗人对他“史诗”写作的模仿。我在当时，似乎也已经听到过宋渠、宋炜等人或“整体主义”的名字，对杨炼的“模仿说”略有疑虑。无论如何，我的后朦胧诗写作，和朦胧诗产生了微妙的关联。
我跟中国地下诗歌的关系，一直是错位的。我对地下诗歌的最初了解，也反倒不是在地下诗刊上，而是在官方刊物上。因为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图书馆有大量的官办刊物，也可以零星读到朦胧诗、后朦胧诗的作品。当时有一份虽然是官办刊物但大量刊发非官方诗人作品的，叫《关东文学》，是宗仁发主编的。我投稿的诗在那里发表过两次，其中一次是“中国第三代诗专号”（《关东文学》1988年第4期），集结了第三代的许多代表性诗人，除我之外还包括李亚伟、陈东东、开愚、杨黎、宋琳、万夏、马松、二毛、尚仲敏、刘涛、车前子、周亚平、冯晏、郭力家等，被认为是第三代诗人首次在官方刊物上集体亮相。记得刊发前还特意发来电报，索要照片等资料，颇有革命时代的战斗作风。可以看出，这个名单里大多是四川诗人，还有少量上海、东北等地的诗人。但这本官方刊物似乎比民刊流传得还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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