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刊，若有民刊，则基本上属于地下刊物。但我为何还要说地下刊物在中国的意义呢？话得分两头说。从产权（没有真正的私有报刊）、公开（地下刊物基本上都是内部）、合法（其合法只是新闻出版局的临时性登记证）、传播（传播有限）、售卖（不公开发售）、阅读（只有部分定向人阅读，读者很少能购买到）等渠道来看，四九年后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刊物，如同四九年后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一样——撒切尔夫人在八十年代初访问中国时就说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正是基于此来说的。一个国家，政权强大到直接控制个人，即没有社会和民间力量作为缓冲地带，就像太阳不通过臭氧层而直接照射大地，会烤焦了大地上所有生物，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现实场景。可怖的是，四九年后我们的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才带来了古今中外空前的灾难。
四九年后政府在整人方面是空前在行，在关怀民众方面却空前的麻木。八十年代以前他们不准任何民间的东西出现。从民间社团等民间组织，一例地消失，即便偶有，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官方点缀品。八十年代以降，随着经济开放，政治上裂开了一点缝，于是有半官方的民间组织，通过民政部门的登记（不像八十年代以前属于政务院或者国务院的内政部，内政部是什么东西，大家不难想见），做了些自己的活动，办了些内刊，尤以诗人们所办刊物居多。如《今天》、《非非》、《整体》、《他们》等等（红卫兵小报不在此列，因为红卫兵小报是政治潮流与裹挟，非个人表达），从粗陋之杂志到简单之小报，不一而足。由诗歌内刊到文化内刊，如四川的《大时代》等，比较活耀。但八九之后在思想上压制与紧缩，没能延续八十年代的小浪潮，复以权力经济的诱惑，加上九十年以降官方对高校的诱买，封住了高校的活动，因此八十年代那样的思想活跃（虽然可能质量不高）的场面不复再现。与此同时，官方对民间社团也越来越处于严控状态，这在中央党校教授阎东所写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与民间组织的关系》里已有基本的描述（见《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如此糟糕的高压，没有民间真正的活力，官方不管，又不让民间参与，使得民间最为底层的许多人需要帮助却得不到相应的帮助，进一步恶化整个中国社会的阶层冲突。就连那些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到中国各地办点真正的实事，都要受到许多刁难，其做事的空间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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