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刊,若有民刊,则基本上属于地下刊物。但我为何还要说地下刊物在中国的意义呢?话得分两头说。从产权(没有真正的私有报刊)、公开(地下刊物基本上都是内部)、合法(其合法只是新闻出版局的临时性登记证)、传播(传播有限)、售卖(不公开发售)、阅读(只有部分定向人阅读,读者很少能购买到)等渠道来看,四九年后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刊物,如同四九年后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一样——撒切尔夫人在八十年代初访问中国时就说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正是基于此来说的。一个国家,政权强大到直接控制个人,即没有社会和民间力量作为缓冲地带,就像太阳不通过臭氧层而直接照射大地,会烤焦了大地上所有生物,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现实场景。可怖的是,四九年后我们的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才带来了古今中外空前的灾难。

四九年后政府在整人方面是空前在行,在关怀民众方面却空前的麻木。八十年代以前他们不准任何民间的东西出现。从民间社团等民间组织,一例地消失,即便偶有,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官方点缀品。八十年代以降,随着经济开放,政治上裂开了一点缝,于是有半官方的民间组织,通过民政部门的登记(不像八十年代以前属于政务院或者国务院的内政部,内政部是什么东西,大家不难想见),做了些自己的活动,办了些内刊,尤以诗人们所办刊物居多。如《今天》、《非非》、《整体》、《他们》等等(红卫兵小报不在此列,因为红卫兵小报是政治潮流与裹挟,非个人表达),从粗陋之杂志到简单之小报,不一而足。由诗歌内刊到文化内刊,如四川的《大时代》等,比较活耀。但八九之后在思想上压制与紧缩,没能延续八十年代的小浪潮,复以权力经济的诱惑,加上九十年以降官方对高校的诱买,封住了高校的活动,因此八十年代那样的思想活跃(虽然可能质量不高)的场面不复再现。与此同时,官方对民间社团也越来越处于严控状态,这在中央党校教授阎东所写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与民间组织的关系》里已有基本的描述(见《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如此糟糕的高压,没有民间真正的活力,官方不管,又不让民间参与,使得民间最为底层的许多人需要帮助却得不到相应的帮助,进一步恶化整个中国社会的阶层冲突。就连那些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到中国各地办点真正的实事,都要受到许多刁难,其做事的空间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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