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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十月,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思想贫困、知识荒芜、政治疯狂时代。“文革”(1966-1976)一片批斗、抄家、焚烧、厮杀、武斗、倾轧,人们精神荒芜、饥渴无奈,痛苦徘徊在恶与善、丑与美、伪与真、野蛮与文明之间,找不到精神家园。那是“红海洋”时代,除马恩列斯毛著,没有文学论著出版。郭氏此书,章士钊《柳文指要》,皆出现在这个时代。章氏书中一副酸腐媚态:“毛泽东选集成为唯一典型,君师合一,言出为经”(《跋》,一九六六年三月),且插入生硬一节“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阿世取容:“古之名人,倘至今日而仍存在,总其平生论著,将必赞叹今日之所施为,作为歌颂,可期沆瀣一气者,止于柳子厚一人”“子厚即以当日养之有素之思想尺度,假如亲见一九四九年之政权,必当无凿枘不相容之虑”(《柳文指要》下,卷一,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九月第一版)。

郭这本书对唐代两位大诗人,作了略带比较式评论,乍看似乎一新耳目,评论方法却是简单幼稚的阶级论和生拉硬扯的政治批判,基本立场则是扬李批杜。

郭先谈李白,就其出生地、家室索隐、政治活动中两次失败(待诏翰林与赐金还山、安禄山叛变与永王东巡)、流放夜郎前后、道教迷信及觉醒、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诸题逐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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