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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十月，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思想贫困、知识荒芜、政治疯狂时代。“文革”（1966－1976）一片批斗、抄家、焚烧、厮杀、武斗、倾轧，人们精神荒芜、饥渴无奈，痛苦徘徊在恶与善、丑与美、伪与真、野蛮与文明之间，找不到精神家园。那是“红海洋”时代，除马恩列斯毛著，没有文学论著出版。郭氏此书，章士钊《柳文指要》，皆出现在这个时代。章氏书中一副酸腐媚态：“毛泽东选集成为唯一典型，君师合一，言出为经”（《跋》，一九六六年三月），且插入生硬一节“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阿世取容：“古之名人，倘至今日而仍存在，总其平生论著，将必赞叹今日之所施为，作为歌颂，可期沆瀣一气者，止于柳子厚一人”“子厚即以当日养之有素之思想尺度，假如亲见一九四九年之政权，必当无凿枘不相容之虑”（《柳文指要》下，卷一，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九月第一版）。
郭这本书对唐代两位大诗人，作了略带比较式评论，乍看似乎一新耳目，评论方法却是简单幼稚的阶级论和生拉硬扯的政治批判，基本立场则是扬李批杜。
郭先谈李白，就其出生地、家室索隐、政治活动中两次失败（待诏翰林与赐金还山、安禄山叛变与永王东巡）、流放夜郎前后、道教迷信及觉醒、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诸题逐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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