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情有独钟,几乎出自本性。中国人缺少系统宗教,短于科学思维,拙于法律体系,唯有文学,居于一统江山的至尊地位。孔、老、墨、旬、孟、庄以降,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几乎所有古代典籍都是文学作品,历代诗人、作家引领风骚,化成天下,不一而足。

诺贝尔终生热爱文学,但丁、莎士比亚、拜伦、雪莱、莫泊桑、易卜生、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都是其心仪偶像。与雨果的交往,确立了他的文学观:人道精神,理想主义。诺贝尔的人道理想,无疑超越了国家、民族、阶级、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倾向于个人和全人类的价值与幸福。但是在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之前,文学不可避免的受制于无数非人道主义和反理想主义的“非诺贝尔文学奖”因素。如但丁、弥尔顿、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样“为人类而艺术”的大文豪,毕竟寥若晨星。诺贝尔把“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定为文学奖标准,本身就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在20世纪以前,尤其19世纪,这一标准会得到广泛认同和充分实现。但是,20世纪恰好以倾覆人道理想为能事,几乎所有大师、天才、先锋,似乎约好为这个世纪毁灭、死亡和堕落之火抱薪拾材:达尔文、叔本华、尼采、瓦格纳、王尔德、弗洛伊德、本格森、波德奈尔、斯宾格勒、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卡夫卡、贝克特、萨特、庞德、毕加索、达利、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布勒东……争相致力于摧毁19世纪,颠覆古典主义,斩断维系数千年历史的文明缆绳,把人类连同其文明连根拔起,任由世界驶向不可知和虚无主义的海洋,竟成为20世纪的精神主流——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沦为道德基石崩解的支持理论。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以及笼罩地球上空的核阴云绝非自然景观,——它们正是20世纪流行时尚的物化恶果。首先在西方,然后遍及世界,读者们惨到越来越难于找到完全和真正符合诺贝尔文学奖标准的作家。

2001年首届文学奖就偏离标准,坐失天赐良机:授予19世纪就享誉天下、20世纪唯一活着的世界文坛公认的最高权威——托尔斯泰,并把这一错谬持续十年之久。该年文学奖授给普吕多姆(除了文学史家,恐怕没有谁还记得这位诗人兼律师的法国人)。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几乎在第一时间撰文披露,42位瑞典作家联名致信托尔斯泰称:“我们认为您不仅是备受尊崇的当代世界文学蓍宿,而且也是最当之无愧的拥有强大影响力的获奖人。”1906年,托尔斯泰再次获得文学奖提名,“以弥补这份伟大荣誉可能招致的无可挽回的缺憾”。托翁立即致函芬兰作家叶涅费特,请他转告瑞典文学院不予考虑对他的如何文学性奖励,“以免使我陷入极不愉快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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