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写作》上阿钟、张裕和怀昭有关诗歌翻译的讨论（《失译的诗意》）各抒己见，也各有道理，不过，在提到马悦然和李笠有关翻译特朗斯特罗默诗歌引起的争议时，说这是“抠字眼”的兴趣，认为是理念的分歧，理由是马主张“直译”，而李主张“再创作”，又说万之也参与争论，发表文章“褒马贬李”，似乎我也主张马的“直译”，而反对李笠的“再创作”，我认为这里有很大误解。我以为诗歌是否“直译”或“再创作”，不是非此即彼的事情，在不同情况下可以不同处理，有的原作可能适合直译，有的原作可能适合“再创作”。
首先我要说明，翻译诗歌中确实可能存在“错译”，我本人翻译也会出错。但“错译”不是什么“再创作”。在我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和美国诗人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里，当布莱翻译有了错误的时候，特老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要他改正。比如在第57页，当布莱把放风筝的绳子翻译成“直上（straight up）”的时候，特老就说他错了，不合逻辑，并画了两幅草图说明：“（特老先画了一幅直上的风筝）但你不可能以这种样子放风筝。正确的样子应该是（特老在此画了一个斜上飞着的风筝），但是，英语怎么翻译‘斜上’我不知道”。类似的布莱翻译的错误，特老在信中指出很多。可见，特老也不允许“错译”，“斜飞”就不能错译为“直上”。而我们也不能说这是特老“抠字眼”。
不过，当布莱翻译《巴拉基列夫的梦》时，将原文把插在地里的犁形容为“一只坠地的鸟”改为“一只正要离开地面的鸟”，特老认为这不是“错译”，甚至意象比原文更好，所以是布莱的“再创作”。特老因此特地发放了一张“许可证”（见《航空信》第159页），表示同意。这也就说明，即使布莱的翻译是“再创作”，也是经过诗人本人“许可”的，不是随意的译者可以自说自话的“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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