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汪建辉《中国地图》及其症候分析(四)

Share on Google+

七、“没有人能过一种未经辩护的生活”
——兼答“我的悲观失望由谁造成?”

作者在台湾版《时间的重量》后记“只说时间”中写:
在小说里,作者是一个最大的独裁者。他要谁死,谁必定得死。他让天上掉下一砣金子砸中谁,就会砸中谁。一切全凭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爱与恨,镜像着这个世界另一端的真相。
——对这些话,我有保留。毕竟知道,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像他那样论述、那样“独裁”的。不过我承认这儿,有很大的诱惑:
“……这本书是我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这本书的上帝。”
我想泼冷水说,作者也该反省,在发问前问自己。
刚才说了,一方面我们的恶意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不该成为恶意的俘虏。再怎么怒火满腔、义愤填膺,都不该使我们迷失。正如卡夫卡提醒,“没有人能过一种未经辩护的生活。”奥威尔说过差不多的话:“所有的圣人,在被证明清白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有罪”。假如认识不到这一层,压根不承认或者认识到了做不好,哪怕我们再怎么标榜自己“独立写作者”,我都想说“独立”起来很难。
已经有人在反省。比如许多独立写作者,表现出“拒绝的姿态”,像周伦佑先生倡导的:“……拒绝他们的刊物和稿酬,拒绝他们的评价和承认,拒绝他们的出版社和审稿制度,拒绝他们的讲坛和各种不学术会议,拒绝他们的‘作家协会’、‘画家协会’、‘诗人协会’等等些腐败艺术、压制创造的伪艺术衙门”(周伦佑《拒绝的姿态》)等,可对极权主义后果的消极承纳仍会伤害我们,我们很难做到拒绝这种伤害。正如唐晓渡具体而微发现的,“伤害不仅可以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而且可以像文化一样遗传”。因而精神自治不会一蹴而就:
……尤其是考虑到,一个积极的反抗者,同时也可能是其后果的消极承纳者。这种后果有些已经为我们所充分意识,有些则还没有,尤其是它对我们思想、语言和行为方式的暗中支配。……内化的制度具有较之外在制度远为长久的生命力。它使自身即便在被迫改变其外在形态、甚至其外在形态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着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的更有力的证据往往不是来自那些驯顺的臣民,而是来自其对立面,来自那些确实是、或自以为是的反抗者。(唐晓渡《精神自治与公共空间》)
所以,不能太过自信。对此《告别圆舞曲》中的雅库布有所觉察:“在我们的大地上,并不存在任何人,不会怀着一颗相对轻松的心,打发他的邻人去死。……从这一观点出发,假如人们有一天会改变,他们就将丢弃人类的基本品质。”他跟养女讲:“我要对你说一说我一生中最悲愁的发现:受迫害者并不比迫害者更高贵。我完全能够想象角色的置换。”布罗茨基更快人快语:“受害者的纯洁是强做出来的、人造的纯洁,它不值得我们哪怕以最小的自由去换取;我们对于受害者的文化准则的吸引本质上是哀悼性的,因为它是属于过去文明的,只是被意识形态的暴政放入了冰箱里。活鱼永远是带腥味的,冻鱼只有在煮的时候才会出腥味。”(《昆德拉为何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
做起来确实难。更普遍的情况是,人们不愿承认这些,到处可见真理在握、自信满满的人。“在现代社会,虚幻仍在滋生,并且茁壮成长”,C.S.路易斯指出,人们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把“仁慈”纳入自己的品德列表。因而“尽管人具有种种邪恶的本性,却极容易自我安慰,……我们认为自己很善良,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自得其乐。”比如,比较常见的一种逃避真相的方式是:
我们觉得自己身陷邪恶的社会之中,因而萌生了社会犯罪感(corporate guilt)。这是事实;不过,仇敌恰恰利用某些事实来欺骗我们。我们应当警醒,恐怕自己因过于注重社会犯罪感而忽略了单调、老套的个人犯罪感,个人犯罪感跟‘社会’扯不上任何关系,对付个人犯罪感根本不必等到千禧年。……其实,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用社会犯罪感当作借口,以此来逃避真相。”(《痛苦的奥秘》)

继续阅读

阅读次数:1,234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