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史迪威:当美国鹰遇到中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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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够证明中国士兵跟任何一个盟国战士一样出色,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史迪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被人们富于想像力地称之为“龙团”——比美军其他任何团执行的驻外任务都要多。比起其他部队,它被“谈论得多、写得多、诅咒得多,想像得也多”。一种生动的说法是,它是唯一一个步兵们“用不着偷就能得到一瓶啤酒的地方”。[1]

第十五团的历史跟美国国家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参加过南北战争、美西战争、美墨战争以及镇压菲律宾的起义者,它的一部分士兵也参加了远征中国义和团的八国联军。一九一二年,中国与西方八国列强签订《北京议定书》,八国取得在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驻紮军队的特权。同年,第十五步兵团被派驻天津,此后长期在此驻紮,直到一九三八年中日全面开战后才奉命撤离。长达二十六年在中国的驻紮,使得第十五步兵团的盾徽上出现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龙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帝。这样的设计背后,隐藏着耐人寻味的信息:当美国鹰遇到中国龙,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第十五步兵团的军官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看到盾徽上龙的图案时,一定百感交集。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嵗的史迪威中尉第一次抵达中国。在他到来之前六个星期,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让两千多年的帝制意想不到地终结了。当时,史迪威正在菲律宾的美军中服役,与丛林中的叛军作战。他请假去中国,在中国停留十七天。他走马观花地看到帝国的崩溃,而普通人的生活仍在若无其事地持续。他看到繁华且西化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还以为到了费城。他也接触到广州街头的叛军,“很多人配有新的子弹带,弹药很多,有些人提着手枪站在周围,手指搁在扳机上”。[2]

八年之后的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陆军驻华首席语言教官,派驻骆驼与汽车并行不悖的北京——那是他最喜欢的中国古都。他在专门为西方人开设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中文,很快被中国的一切所吸引。一个月之后,在陆军的一份问卷调查中,他对“最喜欢的职业”的回答是:“武官,中国。”就连母校西点军校的教官职务都被他划了“否”。

史迪威一生中先后四度派驻中国: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任美国陆军驻华语言教官;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任十五步兵团营长及参谋长;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他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长达十五年,接近其军旅生涯的一半。其传记作者形容他“有周期性离开美国的冲动”,而他首选的目的地就是中国。

“我们都觉得这是在回家”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史迪威一家度了暑假之后,再次乘坐陆军运输船前往中国,史迪威夫人写道:“我们都觉得这是在回家。”

史迪威将中国当作“第二故乡”。他不满足于办公室里的文牍工作,抓住一切机会深入中国贫穷而苦难的底层社会。作为在乡村长大的孩子,他更喜欢深入中国农村,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为友,而不愿受西方人外交圈子中的繁文缛节的束缚。

上一次到中国任美国陆军驻华语言教官期间,史迪威就有过一次“吃苦”的机会:红十字国际赈济委员会将他借去山西,担任建筑公路的工程师和管理者。史迪威到工地现场奋战了整整四个月,他手下有十二名西方助手,指挥着六千名中国农民工开启山林——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灾荒中流离失所的灾民,修路是唯一一份可以填饱肚子的工作。当时,官方和民间救灾机构发动灾民修建公路,仅在山西就有超过一千公里长的公路采取这种办法修建。地方军阀乐见其成,一方面可以利用公路增加军队的机动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路运输促进商业发展来增加税收。

在风沙扑面的工地上,史迪威看到了在北京养尊处优的西方外交人员圈子里看不到的中国的真相:中国缺少什么,需要什么,以及铁腕人物阎锡山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史迪威背着野战背包,里面装着筷子(他使用筷子比西式的刀叉还要娴熟)、汗衫、罐头食品和换洗的袜子。他发现了西方传教士家庭喜欢的一处避暑地——玉涛河谷地,在那里,整整一个盛夏租用一个老磨房只需要四十美元。他把家人接来团聚,也避开酷暑的北京。

闲暇时刻,史迪威继续写作的爱好,年轻时谁又不是“文青”呢?他创作短篇小说和异域生活特写。他描写中国人不是通过社会学和分析,而是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他的作品情节简朴,对话生动,他笔下的中国农民跟契诃夫笔下的俄国农民一样栩栩如生,他没有英国作家吉卜林写亚非殖民地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种族优越感。他给《亚洲》杂志投稿,获得刊登,得到一百美元稿费。这些不知疲倦地修路架桥的农夫,如同他日后将亲手训练的士兵,他们身上蕴含的巨大力量一旦被激发出来,就能改变中国。

成功地修筑了山西的这条公路后,史迪威在这个特殊领域赢得了一定的名声。这一名声使得邻省的军阀冯玉祥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帮助主持修建一条从西安到潼关的公路。史迪威应邀来到破败的古都西安,冯玉祥对筑路似乎并不在乎,只想跟史迪威讨论军事方面的情况,比如有没有可能向美国购买坦克和飞机。史迪威告诉冯玉祥,若是为了维持其辖区的安全,并不需要重型武器,何况冯并没有与之配套的后勤与保养能力。史迪威发现,这名被誉为“基督将军”的、反覆无常的军阀“只相信他自己”,那些被他用水龙头施洗的士兵并不明白基督信仰的真谛。冯玉祥派给史迪威八百名劳力和四十名士兵,拿着“唐代的镐头和木锨”开工了。路还没有修完,一场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工程被迫终止。

不同于大部分思想左倾的西方传教士和观察家,史迪威对冯玉祥持负面看法,而对阎锡山颇多好评。这两个军阀日后将在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也成为由北洋系统旧军阀转换成国民党新军阀的硕果仅存的两位。当一九四零年代初史迪威以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时候,还会跟这两个人打交道。

在史迪威之前,还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人到中国采矿和修铁路,那就是一八九九年到中国的、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在义和团的排外狂潮中,华北铁路被拆得七零八落。军方需要铁路来运送军队,维持治安;而胡佛服务的公司也需要铁路运输矿里挖出的煤。军方指派了一个军官委员会,接管铁路重建工作,胡佛和一部分工程人员也前去援助。义和团或农民拧开连接铁轨的鱼尾板,大段大段的道钉被拔走,将铁路上的每一丁点儿金属都搬到几英里外的内地去了。被拆下来的铁路散落在上千个村庄里,铁匠铺未来几年不用愁没铁可打了,四方乡野一片欢腾。农民还拿走枕木当作建材和燃料。在考虑如何收回所有铁路材料时,铁路管理方认为中国人会发现是钢轨,而不是铁轨,一点碎钢屑都敲不下来,村民们一旦了解真情,可能会欢欢喜喜地出卖路轨,如果当局出个收购价,再加上既往不究的诺言和抗命严办的威胁。于是,胡佛观察到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我记得我们当时出价五个银元换一节铁轨。几天以后,被毁路段两侧的田野里出现了无数毛虫般的队伍,三、四十个村民抬着一节铁轨,向我们缓缓走来。”[3]一九一五年前后,胡佛撰写了回忆录,他忆起当年离开中国时,心中饱含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刻骨铭心的崇敬和赞美”,他写道:“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几乎每座村庄每年都会有人冻饿而死。但他们忍耐而宽容,对家庭无比忠诚,为孩子倾注全部爱心。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工作得更努力,更长久。”

史迪威在中国去过的地方一定比胡佛更多。他酷爱旅行,他经常违反休假规定,虚报时间不等的出差任务,将从满洲到两广的大半个中国全都走遍了。他在市井小民当中比在高级官员当中更轻松自如,他会说引车卖浆者生动活泼的语言。他常常好几天在乡间步行,有些地方的乡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他这样的西方人。中国民众一般对外国人挺友好,“他们都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他们对本国政治毫无兴趣,只希望不受干扰地好好过日子”。

唯一亲历北伐战场的美军军官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月四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波特(Stephen G. Porter)提出的“波特决议案”,要求柯立芝总统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此前与中国签订的诸多条约中的不平等部分,使今后两个间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在国会的压力之下,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Kellogg)发表《对华政策宣言》,提出一旦“中国能协议任命能代表本国的人民或当局的代表”,美国政府愿意“就治外法权及关税等全盘问题”展开谈判,并重新签署新条约。[4]美国是西方列强中惟一主动提出与中国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

然而,南京事件为美国的这一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第六军程潜部攻入南京,劫掠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人商店、住宅、教堂、学校、医院,并有多名西方人士遇害,是为南京事件。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MacMurray)称此事件为“一九零零年义和团事件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上最令人不安的惟一事件”。列强担心出现一场新的义和团排外运动,决定派兵到中国保护外交人员和侨民。当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上时,美国派遣五千名海军陆战队到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官兵因为被装备更加精良的海军陆战队抢去风头而很是不爽。

美国公使馆需要对中国内战的双方作出评估,决定派遣能干的军官到前线战场去侦察。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被煽动起强烈的排外情绪,作战双方都警告外国人不要出现在前线。承担这项任务的唯一人选是史迪威:他瞭解中国并精通汉语,以前常常在中国各地作冒险的旅行,精神顽强,随机应变,“如果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扑上适量的黄色化妆粉,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起码,他从未被人识破”。[5]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不能或缺的素质——他愿意去,尽管要暂时丢下四个孩子和即将为他生下第五个孩子的妻子。

五月二十六日夜间,史迪威和一名中国助手老赵搭火车赶到徐州前线。双方军队在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展开激烈争夺,市中心几度易手。史迪威看到了山东军阀张宗昌麾下的白俄僱佣兵,他们拥有两百节车厢、二十辆机动车和三辆铁甲车。这些士兵没有国家,性情残忍暴烈,史迪威写道,这是“我看到的最凶恶的人”。他对俄国人有一种天生的憎恶,正如他从来不喜欢装腔作势的英国人——尽管他父系的祖先是从英国移民美国的。他进而发现,表面上无比凶悍的白俄官兵,并不具备多大的战斗力,“如果这些乌合之众上了战场,即使再富于想像力,除了想像他们逃跑之外别无可能”。[6]这样的逻辑推理是成立的:南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顾问是苏联红军的将领,在惨烈的俄国内战中,红军打败了白军,在中国战场上也将是同样结果。

苏俄十月革命之后,流亡远东的白军人数多达十万左右。张作霖最早招募了一批白俄官兵为其所用,而成规模收编俄国白军并用于中国内战的是张宗昌。一九二二年秋,张宗昌收编白军五百多人,由原沙俄步兵团长涅卡耶夫指挥。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的白俄军首次登上中国内战的舞台,白俄的炮兵部队给直军以猛烈打击。一九二五年,张宗昌掌握山东军政大权之后,在济南成立“入籍军”帮办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俄国人米洛夫任帮办司令。白俄先遣军第一梯队由此成立,下辖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列车队等诸多兵种,兵力达两千多人。直鲁联军成立后,白俄僱佣军更是扩张到三千多人,编为奉军第六十五独立师。其中,白俄铁甲列车队下设四列铁甲列车,配备野战炮、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7]史迪威在徐州郊外看到的大概就是这只队伍。这只军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军队二次北伐的山东战役中覆灭,由于他们军纪败坏、残害百姓,少数溃兵被地方民团击杀。

在兵荒马乱的前线,史迪威和随从连果腹食物都找不到,幸亏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唐先生愿意向他们提供食宿。在唐先生那里躲藏了六天之后,据说北军已溃败、南军已入城,他们才冒险出去观察形势。史迪威首次见到南方士兵,“多数是不到十六岁的孩子,肩头窄窄的小矮个子,体重很轻”,基层军官是看上去像学生的年青人。南军的官兵对西方人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敌视。

他们等到一列南下的火车。在火车上,史迪威被一名警官搜身,查出他身上携带有手枪。他被看管起来,很可能会被当作间谍枪决。当火车缓缓驶入南京郊区的浦口站、还未停定的瞬间,史迪威跳下火车拔腿狂奔,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背后的追兵。然后,他找到一艘渡船,进入上海,安全抵达铁丝网背后的上海租界。租界方面派遣了一个舢板,将他送到停泊在海边的美军“匹茨堡号”巡洋舰上。在那里,他提笔撰写报告。

四十四嵗的史迪威像二十多嵗的小伙子一样完成了这场冒险之旅。他向上级提交了关于中国战局的第一份权威报告。美国公使对其“勇敢无畏的个人品质”表示“极为敬佩”,军方则表彰他“极高的效率、军事智慧、超群的决心和勇敢的举止”。美国驻华部队司令官卡斯特纳将军赞扬说:“跟战友一道时表现勇气往往可以被人看见,但任何人要完成像史迪威那样的使命都需要一种更高的勇气——要孤立无援地近距离接触两支互相敌对的中国军队的几百名无知的、对外国人充满敌意的中国人。”[8]

史迪威回来一个月之后的七月,他的第五个儿子本杰明出生了。他特别疼爱这个儿子,也许因为他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在若干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时,一直在思念这个尚在母腹中的孩子。

史迪威的报告让美国驻军和外交官松了一口气。美国政府也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跟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商讨南京事件的善后事宜。中美宁案协议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与外国达成的第一个重要协议,为南京政府获得国际之承认,迈出一大步。由此,美国政府强化了对国民政府内部温和派的影响力,也提高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同年十一月,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南京政府,但没有回应南京政府提出的将美国公使馆从北京迁至南京并升级为大使馆的要求,可见美国对南京政府的前途尚持观望态度。[9]

一九二八年五月,史迪威晋升中校,成为整个驻华美军中最受欢迎的军官。他被视为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兼任第十五步兵团语言学校校长,每月在娱乐厅介绍中国局势,他的演讲极受欢迎。他还在第十五步兵团的《岗哨报》撰写一个名为“中国局势中的重要人物”的专栏。在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里,他认为北伐“更像是一次示威,而不像一场战争”。他对中国有深切的同情和悲悯,更有严厉的批评和规劝:“中国像是一个玩弄剃刀的小孩,除非有人赶快把剃刀拿走,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认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共和国”,北伐胜利的现实“并不能改变典型的中国军事强人的本性,国民党党旗的更换以及五色旗、奉天旗的臂章无法区分爱国者和土匪”。[10]史迪威一语道破了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及其内在的矛盾:被蒋介石收买的军阀,比被他打败的军阀更多。然而,北伐因偏离了“打倒军阀”的原初目标,胜利之后反倒产生了四个新的军阀集团,随即这些新军阀又开始了一场比北伐规模更大、死亡士兵更多、波及民众也更多的中原大战。

“酸醋乔”与“花生米”的对峙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遭日本人偷袭的那一天,五十八嵗的陆军少将史迪威镇定如常,他的内心深处甚至有一丝不该有的喜悦。他访问过日本多次,早已洞察日本称霸亚洲、吞并中国的野心,这个野心必然与美国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可惜,在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美国高层,没有人愿意听取提防日本的建议。这一天,历史为之改变,史迪威的人生也为之改变。如果美国不是被动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史迪威的多姿多彩却并未“物尽其用”的军旅生涯很快将画上句号。如今,退伍不可能了,广阔的战场正等待着他纵横驰骋。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正在率领第四军防守加州海岸线的史迪威,突然接到赴华盛顿接受新任务的命令。他原本以为,作为一名上过一战战场的老兵,他将受命率领美国赴北非作战的第一支集团军,参加大西洋一侧对抗德军的军事行动——当时对全美陆军四十几位与之同级别将领所做的综合评价,史迪威以骄人的成绩名列第一。殊不知,史迪威的老朋友和老上级马歇尔将军(George Catlett Marshall)有另外的计划:将史迪威派到太平洋一侧的中国战场,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并将其提升为中将。

或许,在一九二六年年末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天津,史迪威为第十五步兵团指挥官马歇尔服务的那些日子,让马歇尔对他的勇气、睿智、热情和无与伦比的中国知识感受很深,因此将他列为美国派驻中国战区军事代表的第一人选。确实,史迪威对中国和远东的瞭解超过任何一位现役军官,他在中国的探索使他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背景知识。

陆军部长史汀生在与史迪威面谈之后,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敬谢不敏。他们记忆中我是个可以任意虐待的中校。他们看见我一脚踩在泥沼中,与苦力一起,和士兵一同挤火车。”不过,作为士兵,他的回答乾脆利落:“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史汀生说:“命运之神的手指,已经多次指向你。”[11]

在接见史迪威时,面对两大洋凶险的战局,马歇尔没有闲情逸緻回忆他们在天津度过的美好日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任职中国的使命是“协调、稳定、管理滇缅公路,结合不同派系,掌握指挥权,指派他们各类任务,不计代价”。史迪威向来我行我素、快人快语,并不是善于“协调”的人(绰号“酸醋乔”),这个任务对他有些勉为其难。而陆军部给他的正式指令是:“强化美国给予中国政府用于作战之援助的有效性,协助改善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这个任务本身就包含了若干内在的矛盾:“强化”与“协助”之间,有时指向南辕北辙的两个目标,而蒋介石的派系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美国在华利益三者之间往往并不重合。

史迪威在第十五步兵团任职期间,正值蒋介石率军北伐。史迪威只是步兵团的中校营长和参谋长,是一名对中国和美国都无足轻重的基层军官;而蒋介石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军事和政治明星,是袁世凯之后中国最有权势的强人——辛亥革命推翻了紫禁城里的皇帝,却未能改变中国人心中的“皇帝意识”,这种“皇帝意识”呼唤“真命天子”。在史迪威这个旁观者眼中,蒋“作为国民党所谓的委员长”,是一个“被吹嘘为将华盛顿、拿破崙和凯撒结为一体的人”,他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就连竭力为蒋介石辩护、并批评史迪威在中国的做法不切实际的史学家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也承认:“北伐没有造就一个稳定的国家,而是留下了一大堆难题,诸如个人的敌对、军事的分裂、地方的残暴,以及国民党既要应付又深陷其中的暴力文化。新的国民政府毫无公共威望,为债务和膨胀的军事所累,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并为与之来往的犯罪集团和白色恐怖中谋杀对手的迫害所玷汙.”[12]

等到一九四一年史迪威再来中国时,表面上他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是中国战区的第二号人物,但他手上除了几十位参谋人员外并无一兵一卒。蒋介石不愿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但史迪威掌握了美国援助的武器和军需品分配,蒋不得不对其曲意奉承。两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以及个性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两人很快彼此憎恶。史迪威在日记中替蒋取了“Peanut”(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直译是“花生米”)的绰号,说蒋是第二个“叶名琛”[13],甚至将蒋介石的黄山行馆称为“Berchtesgaden”(希特勒山庄)。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差异如同冰火般不相容。史迪威是典型的美国南方人,具有美国南方人率直的性格,他无法去讨好一个自己不尊重的人;蒋介石则是典型的中国南方人,具有中国南方人内敛的性格,他常用“口蜜腹剑”的方式迷惑敌人。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受过世界第一流的军事教育,他本人是美军中卓越的将领和军事教育家;而蒋介石甚至没有完成初级的军事教育,他的“胜仗”大部分不是从战场上获得的,而是通过收买对手、合纵连横赢得的。史迪威是农家子弟,与子弟兵一起风餐露宿,习惯了一副普通士兵的打扮;蒋介石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青年时代一度混迹于社会底层,掌权之后便如帝王般深居简出,很少公开表露喜怒哀乐。史迪威是一名职业军人,其思考的终极目标是如何在战场上打败敌人,并竭力减少手下官兵的伤亡;蒋介石是一名狡猾的政客,军事永远为政治服务,他的着眼点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实力。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更包含了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也可以归入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

一九四四年七月,国民党军队经历了新一轮的大溃败,重庆面临抗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史迪威巡视桂林之后发现,一切混乱不堪,他相信桂林即将沦陷。九月十五日,他到重庆与蒋介石“谈了一个半小时的废话”,“全是寻常人都知晓的蠢道理,白癡透顶的战术、战略概念。他根本扶不起”。次日,史迪威与宋子文会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蒋委员长能了解,我并非觊觎这个职位,我试图告诉中国人,如何能抬头挺胸,重拾他们的尊严,但两年半以来,我不断遭人敷衍、漠视,饱受欺骗,像皮球一般被踢来踢去。”[14]

美国对蒋介石完全丧失了信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呈送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建议书:“依我们只见,时机已经成熟,中国所余之权力资源宜委由一人指挥。此人必须有能力以有效的方法抗衡日军。在中国政府或军队里,无人有此能耐协调中国军队迎战日军的威胁。战争期间,惟有一人能指挥中国军队以有效的方法击溃日军。此人就是史迪威将军。”[15]在魁北克与丘吉尔会谈的罗斯福总统看到这份建议书以及史迪威给马歇尔的信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要求“让史迪威将军不受约束,指挥您所有部队”,并声称“这有助于增强我们决策时的决心,促使美国亟需努力维持、增加对您的援助”。

九月十九日,史迪威手持罗斯福总统的电文面见蒋介石,要求其交出兵权。史迪威将这封信看成是“最惊天动地的一根爆竹”,而蒋介石看到信之后,“脸色变得铁青,哑口不语,两眼直视”。[16]蒋介石则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来电,欲派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并以一切租借物质置于史支配之下。其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蒋担心的是失去军队的控制权之后,自己的独裁地位会崩解,但他却祭出内政和主权等观念来,希望国人与之同仇敌忾——确实有不少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家因此而同情蒋介石。[17]其实,战时由盟国的将领指挥多国军队,并非干涉内政,也非侵犯主权,艾森豪威尔不就统帅美军和欧洲各同盟国军队实施诺曼底登陆吗?

蒋介石决定跟罗斯福豪赌一把。他孤注一掷地提出,若史迪威在中国,中国便退出对日作战,他看准了“美国实有藉华制日之必要,即使败日以后,将来亦有藉华以制俄之必要。美国实不能无中国”,故而敢于拒绝罗斯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统帅的要求。[18]最终,罗斯福退缩了,按照蒋介石的意愿撤换了史迪威——同时,为了安慰这位功勋卓着的将领,将史迪威提升为上将。

史迪威的继任者是他在第十五步兵团时的同僚与后辈魏德迈将军。魏德迈比史迪威性格圆融,但他很快就抱怨说,“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蒋个性“异常敏感,做事像女人一样全凭直觉”,蒋和底下的人“力不从心,惊慌失措,他们缺乏从事现代战争必备的井然组织、有素训练及精良装备。他们一味在政治上勾心斗角,虚张声势。”看来,无法合作的人,不是史迪威,而是蒋介石。

他的理想是为中国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一九七七年,弗吉尼亚军校一九二七年毕业班的学生,为了纪念毕业五十周年,特别出版了一本纪念册。凡是能够联络到的同学,大部分都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经历。一名中国籍同学如是写道:

我一九二七年毕业后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状态,军阀割据,土匪掠夺于乡间,国民政府无能为力。我也面临着种种困难。我好像到了外国,一切都需从头开始。我愿意接受任何职位,不管官职高低,仍是走投无路。……我终于找到一个位置,在蒋委员长麾下服务,大部分时间在战场上度过,曾参加北伐、剿共和抗日,而且曾一度负了伤,并且被日军俘虏达六个月之久,最后幸能逃跑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率领军事代表团到香港,后来复员,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并且办了一家私立中学。总之,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也无愧于母校。[19]

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周雁滨,一九零一年生,是孙立人在弗吉尼亚军校的同期同学。他没有孙立人那么显赫的成就,不过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升任少将,也算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的晚年在自由的香港经商和办学,比被软禁在台湾的孙立人幸运多了。

一九二七年,作为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周雁滨回国找工作,四处碰壁。这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遭遇,孙立人最初也遇到挫折,屈就中央党务学校军训队长、陆军教导师排长等卑微的职位。[20]这些优秀的“海归”人才回到祖国却英雄无用武之地,说明中国的近代化并未真正展开——虽然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让大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感受到长期停滞的中国近代式国家建设时刻最终到来了,但大多数国民党成员并没有在“什么是近代式国家”,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21]

同样是留美归来的蒋廷黻,在一九二七年春天第一次到新国都南京,寻找报效国家的机会。他看到的一切却让他大失所望:首先入目的是病马拖着破车,农人们在城中种菜种稻子,水塘、沼泽、半塌的庙宇、光秃的小山、高低不平且尘土飞扬的大街、破烂的店铺。外国人打趣中国的军队,说他们的将军说话太多,士兵无纪律,营养不良。枪械不统一,有来复枪、有手榴弹、有手枪、有机关枪,还有雨伞。[22]

蒋介石的军队打败了军阀,但它并非现代化的军队——就连蒋介石本人都弄不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军队。南京政府的前十年,军费开支在整个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六的速度递减,使得军队的现代化遥遥无期。[23]蒋介石专用黄埔军校毕业生,不信任“海归”人员。蒋用人的标凖是对其个人忠心,而非是否具备真才实干。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若非在缅甸战场遇到慧眼识英才的史迪威,孙立人大概难有机会立下不朽战绩。如果史迪威是中国真正的最高统帅,孙立人、周雁滨这样才华横溢、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必定会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其人生理想。

史迪威善于练兵,在第十五步兵团担任参谋长时,推行过严厉的“减肥计划”,让长期生活安乐的官兵们叫苦不迭。在任教西点军校时,他更以严厉出名。一天清晨,他在长跑时发现两晚上没有回校的军校学生,那两傢伙拔腿就跑,四十岁的史迪威从学校东门一直追到西门,一步也没有被甩下。当史迪威获得准将军衔时,收到许多贺信,其中就有一名被追的学生,他说:“我永远支持你。”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欧洲战场的传奇人物巴顿将军(Patton)。

一九四一年年底,史迪威赴中国战区,等候他的是大厦将倾的缅甸战场。如同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逃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将军一样,史迪威也经历了平生最耻辱的一次惨败。这不是他的过错,在缅甸的中国军队跟他一九三零年代末期观察到的中国军队一模一样,他们“犯了基本的军事错误:忽略战略和战术的基本原理,使用支援性的武器不当,漠视军事情报的作用,没有能力采用健全的指挥和幕僚作业程序,未能建立通讯网络,无法使车辆、武器维持堪用状态”。

在此后两年多时间,史迪威几乎以一人之力,以自己的经验与方式训练中国驻印远征军,并领导这支军队实现一九四三年底缅北反攻的大捷——日军从在战场上未遇到过战力如此之强的中国军队,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第十八师团几被彻底击溃。据日军战史记载:“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三十八师(孙立人师)一支劲旅,和第十八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质素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优异的单兵作战能力及较先进的装备,在面对中国军队时都有压倒性的攻势。尤其是这个由九州编成,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转战中国,同中国交战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国驻印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

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一个帮助中国训练三十个师(后来扩展到九十个师)的现代化军队的宏大计划。如果该计划实现,中国足以打败日本,战后中国的命运可能截然不同——这支现代化的美式军队,一定可以战胜苏俄帮助武装的共产党军队,正如追随史迪威在缅甸战场上作战的威廉·佩尔斯将军(William R. Peers)所说:“我自己坚信,如果史迪威将军装备、组织并训练中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得以完成的话,那么一九四四年日本步兵就无法摧毁华南的空军基地……而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也不可能达成他们的目标。”[24]然而,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这支军队如果练成,将是美军那样的国防军,而不是为蒋介石看家护院的私人军队。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他宁愿接受失败的羞辱,也不愿拥抱不被他个人所独占的胜利。

国共内战的失败就无法避免了。史迪威训练的孙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队,被稀释到混乱而庞大的国军系统中,被无能甚至心怀不轨的高级将领胡乱指挥,在东北战场上先胜后败,最终灰飞烟灭。遭到排挤的孙立人被调到台湾训练青年军,孙立人使用的正是史迪威的练兵方法。这支青年军赢得了金门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台湾的安定以及此后两岸长期对峙的局面。在此意义上,守住台湾的功臣不是蒋介石,而是史迪威。

不过,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在睡梦中死于胃癌的史迪威,再也无法知晓这一切。关于史迪威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卡尔森上校评价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出现另一个像他那样对中国忠心耿耿的朋友。”二十世纪对中国的各种外来影响中,如果说鲍罗廷是最大的恶意的那一极,那么史迪威就是最大的善意的另一极。

史迪威们在中国的努力,即便不能说是失败,也算不上成功。战后,美国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标凖“改造”了曾经在战场上与之殊死搏斗的敌人——日本与德国,使它们成为亚洲和欧洲的稳定而富足的民主国家。但是,美国未能如愿以偿地“改造”战时作为其盟友的中国。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美国总统塔夫脱在国会发表演讲,对中国“在近代化的影响下发生的震撼全国的内战”表示关切,声称“将竭尽全力对中华帝国和它的人民实行传统的同情友好政策”。[25]虽然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在南北之间抱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但实际上它更倾向于支持革命党。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宣布退位,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美国国会两院发表联合决议对此表示欢迎:“鉴于中国人民已经成功地表明主权来自人民”,同时又由于美国人民“本质上、传统上对采取代议制政府的所有努力都表示同情”,因此美国“祝贺中国人民承受了自治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并希望共和政体“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进步”。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美国政府对其大力支持。美国政府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各项改革,包括经济、财政、交通等项改革与现代化。所谓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之成就与美国之援助,有相当大的关系。中美的友好关系正如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所言:“一九二八年仅凭藉上帝的仁慈,和凯洛格、詹森(助理国务卿)两人可靠的直觉,促进了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和解,美国人再次把自己视为‘中国主权的维护者’。”[26]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对华外交,始终存在着一种司徒雷登那样的传教士式的单纯与乐观的心态:善良的中国人民一旦接受美国的文明与价值,这个庞大的国家将不再是张牙舞爪的恶龙,而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这种美好的“中国想像”,一次又一次地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至今没有回头。史迪威为中国训练的那支军队已不复存在,史迪威在山西修筑的那条公路消失得更早:就在那条公路竣工十一年之后,史迪威的朋友、国际新闻社记者约翰·格林寄给他一份《字林西报》的简报,谈及中国政府对公路缺少维护,那条从汾州到黄河的公路从来没有进行任何维护,“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27]

[1] (美)阿尔弗雷德·考尼比斯(Alfred Emile Cornebise):《扛龙旗的美国大兵: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在中国》,(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页63-64.

[2] (美)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页41.

[3] 《赫伯特·胡佛:青年采矿工程师在中国》,见《新交流》杂志,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jl0200_hocver.html.

[4]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1996年),页196-198.

[5] (美)阿尔弗雷德·考尼比斯(Alfred Emile Cornebise):《扛龙旗的美国大兵: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在中国》,页100.

[6] (美)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页112.

[7] 骆艺、黄柳青编:《军阀之国》(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页37-38.

[8] (美)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页117

[9]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页8.

[10] (美)阿尔弗雷德·考尼比斯(Alfred Emile Cornebise):《扛龙旗的美国大兵: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在中国》,页102.

[11]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南宁: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页272.

[12] 方德万为蒋介石政权辩护,竭力贬低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地位和贡献,认为“史迪威算不上什么重要的军事领袖,由他负责的行动也无足轻重”,并且“史迪威的地位取决于别弱对他的利用”。这一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仅举一例即可反驳之:若非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作为中国的生命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英)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页73、183.

[13] 叶名琛:鸦片战争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被英军俘虏后囚死于印度。

[14]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页293.

[15]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页288.

[16] (美)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页293.

[17] 历史学家张玉法即认为,蒋介石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是因为史迪威“仅注意缅甸战场,置中国战场安危不顾”。参阅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1999年),页408.

[18] 戴鸿超:《蒋介石与毛泽东治国之道》,(台北:时报出版,2016年),页269-271.

[19] 转引自张瑞德:《山河劫: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页1-2.

[20] 沈克勤:《孙立人传》(上),(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页47-57.

[21] (美)曹玛莉(Margherita Zanasi):《经济民族主义:3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见(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施恩德(Andre Schmid)编:《民族的建构: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页146-147.

[22]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页116.

[23]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Gibert Rozman)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63-364.

[24] (美)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页540.

[25] (美)李约翰(John Gibbert Reid):《清帝逊位与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页370.

[26]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页253-254.

[27] (美)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页80.

——《纵览中国》September 1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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