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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部12册《周时奋文存》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按:文化名家周时奋先生(1949.5.3—2012.10.1),集画家、作家、学者于一身,曾任浙江宁波市文化局局长。在黄兴国任宁波市委书记期间,周时奋被以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后黄兴国调任天津任市长、市委代理书记,并于2016年9月落马。至此,这部尘封十多年的书稿才得以面世。书稿讲述了其被“双规”、判刑、服刑的传奇经历。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从接近周时奋亲属的人士处获得书稿,予以连载。

▍文 周时奋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第二章 你别无选择(上)

手段只为达到目的而存在。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谎言带来另外的谎言。
——《安德罗斯女子》

没有被宣布的“双规”

汽车开出市委大院后,越过解放桥又转上甬江大桥,在体育馆的边上转了个弯。这时候,我才辨别出我们的前进方向,“桑塔纳”在向梅墟和小港的方向前进。

“这大概就是被双规了吧?”我想。

因为王卓辉书记说过,如果到了四点半还没有“交代”,那么我就首先被执行的是“双规”。所谓“双规”,这是近年来新发明的政治术语,即是在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实际上,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隔离审查”是同一个概念。至于规定多长时间,规定在什么地点,没有人向你宣布,他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双规”实际上就是“拘禁”,没有法律程序的拘禁。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向我宣布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的有关事项,这只不过是他们对外的一种说法,听上去好像还有一些自由似的,实际上就是监禁。

我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法律还没有赋予一个非法律组织有这样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地任意拘禁人。更明白地说,我是在纪委违宪、违法的情况下,被非法拘禁后执行秘密调查的。

汽车在不到小港的半路上拐弯了,它缓缓地停到了一个小小的乡村旅店前面。我只是凭着建筑的特点这样判断着,其实他们并没有向我说明这是什么地方。

“下车吧。”那姓张的说。

我对这一带还是比较熟悉,估计了一下,这地方应该是梅墟镇的管辖范围。我们下车的时候,那个旅店门口没有一个人,窗户黑糊糊的,只有一楼的大门内有一盏孤独的灯光。就听到里面就有人在叫:“来了吗?我们等都等烦了。”

姓张的糊里糊涂地回答了一句,就带着我往里面走。

我这才看清,其实这是一家不营业的旅店。在一楼走廊刚拐弯的地方,有一道可以上锁的铁栅栏,那铁栅栏使人想到监狱的栅栏门。姓张的非常熟悉地带着我跨过了这道铁栅栏门,把我带到某间房间前,他自己一推门,对我说:“进去吧。”

我立刻明白,这里实际上已经从旅店改为纪委专门拘禁人的地方,一座非法律意义上的监狱。

一切都早已作出了安排,姓张的的同伴们早已等在这里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有问题,如果我在四点半前也交代了,那么,根据既定的安排,他们仍然要把我“请”到这地方来,而根本不是他们说的,“说清楚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我进去的这个房间,是旅店客房改变后的审案室。房间正中放了一张桌子,这边一把椅子,那边也有一把椅子,这分别是审讯者与被审讯者的坐位。边上是两把圈手椅和一个茶几,以后我知道那是看守们的座位,他们两人一班地坐守在那里,监视和限制被拘禁者的行动。窗户都有粗钢筋做的栅栏,窗帘下垂,从窗帘的缝隙中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已经全黑了——正是农历的正月,白天非常短促——屋子里的日光灯发了出阴沉的寒光。

“你坐下,”姓张的说,“我想,你还是自己写吧,反正你很能写文章,就把自己的问题写出来。”

跟随进来的另一外陌生的年轻人一言不发地坐到了旁边的圈手椅里,他的工作大概就是看守。

桌子上已经放好了纸笔。

我说:“我已经说过了,我确实再没有什么可写。”

“那不可能,组织上已经掌握的东西,你怎么能说是没有呢?”他说。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只要神圣的“组织上”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它就必须发生,没有的事也要象真的一样发生,因为这是组织的意志。

“也许组织上误听误信了,对我有了误会。”我尽量把话说得缓和。

“组织上怎么会误听误信呢,市里的主要领导,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会轻易怀疑一个人吗?”他说。

这么解释确实非常振振有词。因为在我经历过的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奉行着一个基本的理念,那就是,“组织上”永远是对的,“领导”——尤其是市以上的领导人——他们有很高的水平,他们明察秋毫,因而也永远是对的。

在姓张的这句话里,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这就是姓张的走漏口风的那句话,“市里的主要领导,他们会轻易怀疑一个人吗?”也许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有一个“市里的主要领导”在操纵着这些人,这些人只是奉行着某个“主要领导”的指令工作着,他们满腔热情地一心要证明这个指令的正确,这是他们的任务,这也就是他们开口闭口称自己为“组织上”的原由。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指令,抑或说下达这个指令的人,虽然他的判断是错误的甚至是恶意的,而证明不了这个人或者他的指令的正确性,姓张的这帮人岂不成了“窝囊废”,他们会罢休吗?

证明领导人的正确,历来是下级工作人员的一项神圣的义务。

问题的严重性也许正在这里。现在的核心问题可能不是我能不能说清楚真相为自己的清白成功辩解,而是说的东西合不合他们“口味”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以往的政治生活中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使中国当代的政治史,同时伴随着一部令人触目惊心的“冤案史”和“平反史”。

可悲,以后发生的事,最后竟证实我的预感是完全对的。

我当时问那姓张的:“我能回去一下吗,我们正在开一个会,来了好多专家,我总得去交代一下吧。再说,我还要去家里拿一些日用品。”

姓张的笑了笑,反问我:“你说呢?”他得意地看着我大约有半分钟,然后认真地说:“我们做这样的事,组织上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也不用操心。至于你家里,我们会通知送东西的。”

也就是说,我的一切都已经被彻底限定在这间十平方米的房子内,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与外界严密地隔绝。这是对的,监禁,这就是“双规”的真实含义。

“好吧,你就慢慢地回忆吧。”姓张的起身想走,这时候,我发现那个默默地坐在了圈手椅上的年轻人,就是在纪委看到过的为我买过香烟的人。

“你要我回忆什么呢?”我问那姓张的。

“回忆你自己的问题。”他说。

“我没有问题,”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我知道,你们听了陈鲁的一面之词,我要求与陈鲁当面对质。”

“对质?”姓张的笑起来了,“用不着对质,我们已经全部撑握。老实对你说,现在哪怕你一点也不说,组织上照样可以给你定罪,我们的证据是确凿的。要你来说清楚,是组织上给你一个机会,希望你有好的表现,求得组织的谅解,得到宽大的处理。——姓张的一接上话题就来了兴趣,他不走了,干脆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你要知道,我们临来这里时,徐书记是专门交代过的,说要对老周客气一点,所以你看,我们客气吗?请你坐下来,请你自己写。但是你我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对付你,十多年了,我们办了很多的案子,你看有谁逃得过我们纪委的审查?我们的客气也是有限度的,不要把我们惹火了,大家脸上不好看。”

姓张的第一次使用了严厉的口吻,这显然是在威胁,但也是大实话。他的口气的改变正说明“双规”确实比纪委的七小时严峻了。

这几年,我不断地听到过纪委刑讯逼供的事情,这在干部圈里乃至在社会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比如原中国银行宁波分行的行长庄天闻,传说他先后承受了十数套刑罚;原副市长谢建邦,他在狱中致省高院院长的申诉信的复印件,也不断寄给宁波市的有关委局领导,我也收到过两封,其中提到过被打得遍体鳞伤;至于用刺眼的强光灯照着、罚站几十个小时、几昼夜甚至十几昼夜不让被审查者合眼、冬天脱光审查者的外衣用大风量的电风扇打扇、或者让你强行“掰一字”(双脚大劈叉)、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把被审查者双手吊起来,只让你脚步尖沾到一点地,诸如此类的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办法,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好多年了,包括最后偶然逃脱这种非人审讯而侥幸出来的人亲口说的,让人不得不信。——这一切,大概就是所谓的“还有其他的办法对付你”中的其他的办法吧?

“你可以不说嘛,”姓张的显然来了兴趣,决定好好地对我开导一番,“但是,你的老婆、孩子,他们明天就会来到这里。我们会让他们开口的,到了这里,谁还敢不说?老周,你是个明白人,自己承认了了就了了,不然到时候,就别怪我们把你弄得家破人亡、河白烂滩。——河白烂滩是宁波方言‘不可收拾’之意——你看吧,许运鸿(原市委书记)的老婆、孙炎彪(原副市长)的老婆、谢建邦的女儿,他们都进了监牢。你想想,组织上要办的事情,哪有办不到的?”

这是威胁和恐吓,也是大实话。这个神秘的“组织上”的为所欲为的能力我是确信的,现在,我的命运也完全被这个神秘的“组织上”掌握着、摆布着,但是,掌握和摆布着我命运的这个“组织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就一口咬定我一定有问题呢?

我开始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个所谓的“组织上”,肯定不是市委领导的全体,而是很少数的能控制我命运的人,他们会是谁呢?他们为什么要对我下此毒手?当时我还不能回答自己,只是有一种感觉现在越来越明确了:这里有一个已经设定的圈套,有人精心地做了一个“局”,让我钻进去,不能不钻。

“政治迫害”,我的脑子里闪出了这个陈年老词,这时候它的涵义却忽然清晰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迫害呢?我一时无法回答。

“就别怪我们把你弄得家破人亡、河白烂滩”,姓张的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表现出胸有成竹的专业口吻。我得承认,这一次的威胁是起到了作用的。我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但是我不愿因此连累妻儿。“你的老婆、孩子,他们明天就会来到这里”,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是举手之劳。我非常清楚这种事情的后果,庄天闻的妻子袁淑君老师原来与我妻子在一个学校,面对面坐了十年,庄天闻出事的时候,她被纪委拘禁了十八天,也是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她本是爱菊艺校的校长,从纪委出来后,校长的职位已经有人顶替了,组织上照顾她,让她在家里休息。从此就如孤鸟一般,每天一个人守着一所空房,犹如囚禁。

而且令我更为可怕的是,就在这几天,宁波有线电视台正整体并入电视中心,这次合并要削减10%以上的人员,这是我知道的。我的儿子正在有线电视台工作,他是作为退伍军人分配进去的,如果把他叫到这地方,别说十天半月,哪怕只有一两天,出去肯定是丢了工作。“进了纪委”,这是辞退工作的最好借口。一个失去工作而又因此对社会心怀冤屈和不满的孩子,如果再加上爱情婚姻上因此受到挫折,后果不堪设想。

这大概就是姓张的所说的“家破人亡、河白烂滩”中的最起码的景象。

可怕,我已经预感到一场灾难的必然来临,这灾难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且将殃及我的家庭。

面对这荒唐的话题,我不能不有所妥协。

“你们不要为难我的家属、孩子,你们要我说什么,我都可以承认。”我说,“这样可以了吗?”

“要你说什么?”姓张的说,“我们并没有要你说什么,而是你要求向组织上说什么”。

“是的,就算我要求,我自己的要求,那么,你就说吧,你要我说什么?”

“你也想得太幼稚了,”姓张的说,“如果我们现在把关于你的情况与你亮底,向你宣布,这还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组织上正在努力挽救你,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在组织内部说清楚,争取最宽大的处理。告诉你,徐书记和王书记都说过了,对你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书记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你的态度,他们要在星期一的早晨专题研究,希望你在这以前能给书记们一个满意的答卷。”

姓张的说话时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是在表达上述这一段意思时,显然在语调中带上了感情色彩,他努力地把话说得动情,就好象他已经在代表我向书记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是一种利诱呢,还是一种暗示?我一时竟无法分清楚。

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他们手上绝对没有证据,因为我没有发生过任何他们以为该发生的事情。如果我确实有些什么不捡点的事,这时候或许就会心慌,或许就会揣度他们掌握了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我心里十分清亮,我就敢下这个结论:他们什么证据也没有,他们现在只是个假设,但想要从我的口中得到他们的“证据”,一种能够印证陈鲁谎言的证据,他们很迫切。

我知道所有办案都有一条“孤证不立”的原则,哪怕只是形式上也是要做到的。陈鲁的谎言至今充其量只是孤证。

这本来正是我可以坚定地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基础,但是对方并不是要求实事求事的人。如果他们不能从我的口中得到这种印证,他们就会向我的家人下手,因为印证陈鲁的谎言,是组织上交给他们的任务。也许,昨天晚上的书记办公会议上,就是他们去振振有词地汇报的,他们不再可能去作另一次汇报,以说明他们上一次向市最高决策会议汇报的内容是虚假的。他们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巴掌。他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取得印证的口实,哪能怕说谎,哪怕颠倒黑白,中国以往的冤假错案都是这样搞出来的。

这样的假案还见得少吗?

人到了这样的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许多怪念头。我当时竟然产生了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

我想,如果姓张的说的是一种暗示,也就是说,当陈鲁的胡说和撒谎由检察院、纪委向书记办公会议汇报后,书记们在形式上不得不作出一种公事公办的决定,但希望我能够配合,从而创造一种“态度很好”的事实,然后他们来帮我解脱。——这种幼稚对我来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些年来,我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我没有与任何一位市领导有工作或者感情上的矛盾与对立。

如果是这样,我倒是愿意暂时地承担“错误”或者“罪名”,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让我出去,只要能出去,我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但是如果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利诱,只是一个圈套,那必然是严重的后果。

我显然进入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如果我按他们的要求暂“承认”呢?也许从此就不可能再出去了,这是许多干部的前车之鉴;

但是如果我坚持实事求是的说法呢?最后他们必然要威逼、诱供、逼供我的家属和孩子。

这两种可能都归结到一个结果,我要出去,自己证明清白,那必须先承认陈鲁说的是真的;而要不让家人受到牵连,也必须先承认陈鲁说的是真的。这不是两难判断,而是唯一性指向的圈套。

而且事情的严重和残酷还在于,现在进行的并不是法律程序,因为据我所知,法律是讲规则的,比如法律禁止刑讯,逼供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法律传唤证人是有时间限制的。现在我遇到的狠毒是,他们不是利用法律而是利用纪委这个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工具,他们不受任何限制,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可以刑讯,可以无限期拘禁证人,他们可以不管合法不合法采取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手段,这是中国法律的盲区。

苍天,这确实是个圈套,一个让我不能不跳进去的圈套,一个法律都无法规避的圈套。我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就只能跳进这个圈套。

我走投无路。

好吧,我愿意有限度地钻你们设定的圈子,只要能够保全家庭,不管我最后得到了什么样的结局,家庭在,我还有最后的一丝依靠和希望。

然而,即使我准备自觉自愿地跳进圈套,又如何的跳呢?

最大的问题在于,我并没有他们认为的那种违纪违法的事情,不管是他们“掌握”还是我自己可以“自觉交代”的,真的,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这叫我如何地钻进去呢?

我想,他们到底“掌握”了一些什么胡说八道的东西,他们到底需要我怎么说才能满意。

我陷入了深切的痛苦之中。我开始权衡这样做或那样做的得失。

不行,我还是得坚持实事求事,这样无缘无故地钻进圈套,算什么事?大不了一个玉石俱焚,以死明志。我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奈何以死惧之?

以死明志,这行吗?这里不是敌营,如果这里是国民党的监狱,我死了还算是成就了一份正义,够得上一个烈士,这里是共产党的纪委,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员死在共产党的手中而被褒扬的,他只能是“畏罪自杀”、“顽抗到底的叛徒”之类的名份。而且,即使一死,家庭和孩子仍然逃脱不了被迫害的下场。这样的例子,听得见得还少吗?

呵,这是一种机制性的缺陷,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中,苏区肃反、锄奸、反对托洛茨基派、清除AB团、挽救运动、延安整风、反“右”派、反右倾、清理阶级队伍、直至深挖党内“走资派”的“文革”,这里面,伤害了多少无辜的共产党员,伤害了多少忠良,可是事后承认的是“党犯了错误”,于是“已经成熟了的党”只能以一种“宜粗不宜细”的“一风吹”,把关天的人命、不应承受的磨难和肇事者的责任都“一风吹”掉了,在普天欢庆、皇恩浩荡的赞颂声中,谁都没有对这样严肃的政治事件负有责任,当初那些整人的人,个个逍遥法外,有的还受到重用。历史姑息恶人。

因此,历史就经常地出现一幕幕的“惊人的相似”。

因此,在中国,最方便的事情,莫过于制造冤案,更何况是“诏狱”。

这是人性什么样的扭曲呢?我突然想到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想到了他回忆的19世纪猬集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的“硫磺党”,他们不但对敌人狠,对自己内部也狠下毒手,他们最大的勇敢就是开展无情的“窝里斗”,表现了一群职业革命家的“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残酷和无情。这就是一批知识型的革命者的手段。

生命在疯狂的非理性前面,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不值钱。更何况我现在所面临的又是一群急切地想证明领导正确性并以此邀功的办案者。

大致中国历史上有些大影响的人物屈死后,多少年还有人细细考究提出正名平反的意见,而对于我这样的一般的人,谁还会有闲功夫去做那些无谓的事情?多少人,屈死了也白搭。正如“文革”中一句惯常语:“死了喂狗,狗也不吃”。

我不能死,不能糊里糊涂地死,我总要让自己的生命有个明白的结局。

我体会到了一种深沉的精神折磨。

(未完待续)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