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使人们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摆脱了原有“马尔萨斯陷阱”的束缚,即有限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财富增长迅速被后来的人口增长所消耗的困境。而且工业革命的发生也促进了近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人类社会从原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的,依靠社会分工和贸易带来财富的增加,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使经济实现了增长方式的改变。此外,工业革命也促进了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机器大工业逐渐替代了传统手工工场,工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兴起。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也随着工业革命而发生巨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世界迅速崛起,最终导致19世纪初东西方世界出现所谓的“大分流”的产生。

由于历史发展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时至今日,工业革命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依然持续存在。因此,一些经济史学家,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里高利·克拉格教授,认为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世界也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

然而,在我们肯定工业革命影响的同时,一个传统而经典的问题也应运而生,这就是“工业革命为何在18世纪的英国,而不是在中国?”特别是,很多学者如马克·埃尔文认为,早在11世纪中国就已经高度商业化,具备了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条件,但是为何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对此问题众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此,希望通过对现有这些假说的梳理,并从中寻求答案。

关于“工业革命为何在18世纪的英国,而不是中国?”主要解释有以下几个重要假说。首先,基于地理差异的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动力革命。生产的动力从原来的风力、水力、畜力,逐渐被利用燃料而产生的动力所替代。其中最受益的行业为纺织业、纺纱业等。动力革命使纺纱工人的生产率大大提升,同样的要素投入,现有纺纱工人的生产效率是原来手纺工人的40倍。所以,燃料的原材料,特别是作为蒸汽动力主要来源的煤炭资源,成为工业革命是否能够发生的关键。因此尽管18世纪经济较为发达的荷兰和中国江南地区,但缺乏煤炭资源,自然不能导致工业革命的产生。然而,针对这一地理资源决定论,很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如格里高利·克拉克和大卫·杰克斯认为,煤炭业蓬勃发展更可能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因为有以蒸汽为动力的蒸汽机广泛使用,才使煤炭资源变得非常重要。

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另一重要解释是市场整合假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全球贸易体系逐渐在欧洲确立。新旧大陆的经济联系也逐渐增强。不仅美洲作物在旧大陆得到传播,17-18世纪形成的“三角贸易”也不断在美洲、欧洲和非洲进行。巨大的贸易把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欧洲相对完备统一的市场成为工业革命的又一重要前提决定因素。然而,这一假说也受到了挑战。近期科罗拉多大学的薛华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1742-1795年中国南方10个省份121个府级地方市场米价数据,以及17-18世纪欧洲主要城市粮食价格数据,通过测算不同地区粮价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方法发现:在工业革命前夜,中国市场的整合程度显然要比欧洲好很多,而且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中国不同地区的价格相关系数下降速度也要比欧洲慢得多。此外,通过计算不同地区粮食价格的标准差发现,在18世纪中国南部各府之间粮食价格的标准差远远低于同期欧洲15个主要城市的价格标准差。这表明中国与欧洲相比,市场整合发育程度不相上下,而且似乎中国更加整合。这一发现进一步表明了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并非是英国最先导致工业革命的原因,但这也不可否认大航海时代造就的全球商业网络对后来欧洲工业革命后产品的销售和市场扩张扮演的重要角色。

除市场发展程度以外,技术创新与供给也是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的重要假说。关于技术创新问题在中国又被冠以另一称谓,即“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谜”主要是说中国科学技术成就在历史上叹为观止,世界领先。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对西方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甚至被弗朗西斯·培根称为西方世界从黑暗时代走向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发明。然而,为什么在14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但在近代特别是17世纪却被西方所超越呢?对此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大多数技术发明是基于工匠们的个人经验,而科学发现只是由少数天才在观察自然世界时做出的特例。到了现代社会,技术发明则主要是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基于科学知识通过实验而完成的。

因此,在前现代社会,技术是人口规模的一个增函数,即一个社会的人口越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可能越多,这类工匠越多,科学技术可能越先进。而中国古代社会恰恰是这种依托人口规模而获得科技领先的典型实例。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依然靠经验,而在科举制度下,具有较高天赋的人往往投身于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不能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而在17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革命已经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科学实验来获得发展。因此,技术创新模式的差异,导致了近代时期中国社会技术创新供给上落后于西方社会,这一差异也导致工业革命未能产生在中国的原因。

此外,另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的解释是制度创新假说。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已经进行了商业革命和贸易革命。因此,很多经济学家如阿西莫格鲁等认为,英国之所以发展起来,不仅仅是由于商业贸易发展的结果,而是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有关。早期海外贸易的代表葡萄牙、西班牙多以国家利益和皇权为主要驱动力,而英国与荷兰的贸易探险则是以公司为主要驱动力。因此,从贸易中兴起的商人,很早便参与到国会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之中。政治与商业的结合导致商人力量的强大,他们有能力对一系列经济、财政制度进行干预和改变。特别是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光荣革命推进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国王要增加税收必须经过国会同意,国王的征税权力也被大大制约。此外,私人合法产权也被有效界定。

随着英国国家能力的加强,公共财政制度带动了英国的公债市场的发展,由政府特许经营的英格兰银行也在此时获得设立,伦敦金融市场地位得到提升,甚至成为比荷兰阿姆斯特丹更大的金融中心。这一切导致了17世纪英国的财政与金融革命。反观中国,17-18世纪的中国依然在中央集权僵化的政治体制下发展。虽然具有较为庞大和通过科举考试形成的文官体系,但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推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

通过对以上关于工业革命起源主要解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并非某单一条件可以单独推动工业革命的产生。但至少可以看到,技术与制度创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人们便不可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工业技术革命也无从谈及。但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的则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商业贸易下政治制度的改变,以及私人产权的确立和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建立,更加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所以可以看到,尽管其他因素也可能是导致工业革命最先在英国发生的重要条件,但在18世纪东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在这些条件中将占有更多的解释权重。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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