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弟弟约好,在美国独立日这一天飞到底特律机场会合。先生安德鲁因为医院有事脱不开身,只能七月六号再赶来。我和弟弟之所以执意七月四号来,那是因为听了爸爸妈妈各自的“秘密”后,实在忍不住好奇,决定一定要在底特律机场当场见证他俩的秘密。他俩的秘密?先是妈妈跟我们说,当她七月四号从上海飞回美国、爸爸去机场接她时,她会带给他一个惊喜,作为他俩六十大寿的礼物。我一直在猜,从中国带来的礼物,别是茅台酒吧?爸爸可是好喝白酒。谁知和爸爸通电话时,他竟也神秘兮兮起来,说届时他也要带两件生日礼物去机场,赠给妈妈。有什么礼物,还不止一件,不能等到妈妈回到家再给她?这对行将步入花甲的夫妇,怎么有点像二八少年,玩起游戏来。好吧,我们姐弟俩也陪你们玩,在机场给你们个惊喜。

机窗外,阳光普照,朵朵的白云时而渐行渐远,时而又悄然而至,点缀着湛蓝的天空。机舱内一片静谧,旅客们大都在阅读或是安逸地闭目养神,可我却怎么也安静不下心来。想不到这一转眼,爸爸妈妈已经六十了。下意识的,我一直都把他们定格在中年人,好像他们不会老似的。而六十岁的人,该算是老人了吧?

我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半年前,因为这个“老”字,做女儿的我粗鲁地、毫无道理地冒犯、甚至羞辱了生我养我的父母亲。

圣诞节后的一天晚上,爸爸妈妈以及弟弟和我,一家人团聚在客厅里观看中文台的电视节目(安德鲁不懂中文,跑到地下室上网去了)。屏幕上播放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新闻,报道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会议。九个常委,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想想看,这可是个十四亿人的大国啊。我起初很不经意,但渐渐的就发现,画面里有些什么东西,总让我感到不太协调。爸爸倒是从一开始就专注地盯着屏幕。李** 哪年生的,他突然问妈妈,不会比我们小吧,紧接着又加了一句。妈妈说她哪里知道啊,随即捏起一旁的iPAD。五五年,她很快地报了一个数字。呃,爸爸的嘴角深深地抿了一下,眼光从屏幕上滑到了眼前的地毯上。Let me see,弟弟抢过iPAD。Gee,他叫了起来,this guy will be the prime minister this year。我这时终于发现屏幕里的“问题”了:这九个人,怎么个个都是满头黝黑的头发。除了那个姓李的还有另外一位,其余的人好像都上了七十。岁月清晰地显示在他们苍老的脸上,这黑油油的头发在我看来实在是有点别扭。我正想说什么,爸爸终止了缄默,一连串的冒出了好几句:“也真是的,这些人就是不肯服老,头发染的那么黑,你们看那位,至少也有七十三四了吧,这不是皇帝的新衣嘛。”就在那一刹那间,不知怎的,我觉得父亲的这些话特别的刺耳,他的样子也好可笑,好可怜。“爸,你怎么总是这样,老是喜欢议论别人,” 我没好气的说,“你自己不也是一直在染发吗?”姐,弟弟立即埋怨的看我一眼。而爸爸妈妈呢?他俩先是互相盯着彼此,然后又转过脸来一起看着我。爸爸原来翘着的二郎腿放了下来,却不知如何放置,左右不是,宛若小学生犯了什么大错,他和妈妈一脸尴尬的样子。

那一夜,我流了很多泪。

第二天早上起来,爸爸已经去上班了。我向母亲道歉,Mom,对不起,昨晚我是昏了头,I really don’t mean it。妈妈盯着我的眼睛有这么一会儿,点了点头,拉起我的手,说她和爸爸知道,了解自己的女儿,你也别介意你爸爸,他老了,却还不甘心。你看,她指着餐桌中央一个堆得高高的大盘子,爸爸给你和弟弟做的French toast,他昨晚睡觉前就说了,一定要多掺点鸡蛋,二十年前我们刚来美国时你就喜欢多加鸡蛋。

* * *

父母亲来自中国,就像如今一波又一波从太平洋彼岸蜂拥而来的留学生人潮一样,他们走的也是留学、扎根、最后移民新大陆这条道。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来到美国时已经不年轻了,三十七、八岁,还带着我,已经十岁的女儿。说得具体点,我和妈妈是在一九九一年的七月六号从上海飞到底特律机场的,而爸爸则先我们半年来到美国。我记得非常清楚,爸爸开着一辆旧的丰田车来接我们。第一次坐小轿车的我,兴奋地贴着车窗瞧着高速公路边上的大片大片绿油油的草坪。爸爸则对妈妈说,就当我们这次的团聚作为我们明天生日的礼物吧,我们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他俩的生日当然不是同日(那也太巧了),但确实只差了一天,就是七月七号。

从十六岁起,他们就开始在这一天互赠生日礼物了。初中毕业的那一天,同学们互相道别,同班同学柳大浩和林燕也是如此,互送了毕业留言,都是用毛笔写在大字报白纸上的。“愿你像一只春天里的燕子,在广阔的农村大地上任意飞翔,”这是大浩的赠言。而林燕的则是:“祝贺你成为光荣的领导阶级一员,如春风杨柳般茁壮成长。”两人都有点舞文弄墨,巧妙地借用了对方的名字,也都蕴含了彼此的未来:柳大浩将留在城里等待分配,肯定要进工厂做学徒;而林燕因为是家中老大,做中学老师的父母亲又无门无路,不得不当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赠言虽然有点独特,但也只是男女同学间的毕业留言而已,他俩甚至还不知道彼此的生日就隔了这一天,也无晓这天其实是个很特殊的节日,是中国的情人节,叫七夕。

是的,柳大浩和林燕就是我的老爸老妈,这些当然都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

他们那时肯定已经隐隐约约地喜欢彼此了。不过当时的中国,正值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二八年华谈恋爱竟然要算作流氓行为,两人之间的那种朦胧之情也只能停留在两行毛笔字上。初中毕业后,他俩各奔东西,并无来往,等到下一次见面,已经是八年半后,到了一九七八年的初春。妈妈在熬过了八年的蹉跎岁月后,终于托了邓大人的福(这可是从她和爸爸嘴里经常冒出的名字),允以机会参加高考,考进了南京大学,从贫瘠的苏北农村又回到了城市。开学后没几天,她正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楼道口看门的老太婆上来传话,楼外有人找她。下楼出门,她瞧见路边站着一位高个子的男青年,一袭皮夹克加米色长裤,脚蹬一双褐色的牛皮鞋,厚实长长的头发,一双剑眉下的眼睛炯炯发亮,闪亮中又予人一种玩世不恭的嬉皮神情。他的一只手把在一辆咖啡色的三菱摩托车把手上,胳膊里夹着顶头盔,潇洒自如,让她不由得联想起刚刚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里飞车党的镜头。你找我,她问。他也疑惑地眯起眼睛,上下打量她。几乎是同时,两个名字飞出了口:“大浩?”,“林燕?”

妈妈每次提到这次会面,眼里总是闪出缅怀的神色。她不明说,可我很明白。如果这天底下真的有一见钟情的话,那么就在林燕走出楼梯口瞥见大浩的那一瞬间,她爱上了他。

有时我真的很羡慕他们。朦朦胧胧的感觉,漫长的八年,那重逢时一刹那间的心跳,多浪漫啊。

按照父亲的说法,妈妈那天是在校外的一家生煎锅贴店请他吃的饭。爸爸告诉妈妈,他也从工厂里考上了大学,上的是××水利学院。妈妈其实知道,整个班上就他们两位考上了大学。她更对他的摩托车感兴趣,觉得这十分神奇。原来爸爸和几个朋友鼓弄摩托车已经有好几年了,也许是托了他那位在南京军区当师长的爸爸的光,车子是家里帮忙弄的。分手的时候,爸爸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给妈妈看,上面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把着摩托车把,黝黑的长发微微凌乱,冲着镜头神气地笑着,后面是妈妈熟悉的紫金山的郁郁葱葱。妈妈的脸变得羞红,双眼却死死地定格在那张帅气的脸上。

每当爸爸讲起这些时,妈妈总是骂他,看你臭美的。

两个月后,这张照片搁进了母亲的书包,从此就永远地呆在了那里。又过了一个月,父亲已经是母亲宿舍前的常客。每到星期六的傍晚,同学们都会听到几声“轰轰”的马达声,随声而至一位留着长发的英俊青年,下得车来,摘下头盔,潇洒地立在摩托车旁。这个时候,有人就会叫唤:“哎,燕姐,你的骑士到了。”母亲挎着书包,小心翼翼地跨上后座,双臂紧紧地扣着父亲的腰,又是两声“轰轰”,就像当年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带着心仪的淑女,策马扬鞭,呼啸而去,身后留下不少羡慕的眼睛。

多年后,有一次妈妈和我一起看美国老电影《The Wild One》时,忍不住跟我说,爸爸就是她当年的Marlon Brando,她就是喜欢他身上的那种略带野性的阳刚之气,男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而爸爸又是怎样被妈妈吸引的呢?我猜想一定是正好相反的气质。妈妈年轻时生得纤细柔弱,小巧玲珑,轻声细语,温文尔雅,按照爸爸形容的,就好像一只怯生的小鹿,令人怜爱。而这些,正是他最喜爱的女人味。冥冥中,这两个人都在寻觅自己缺少的那一半。

妈妈曾经郑重地告诉我,父亲是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恋人,之前她甚至连手都没让别的男人摸过。不是没男人追,她在知青连里也算得上一位相貌可人的女孩,还不用提她那柔软平和的性格。只因她太传统,也只因她太慎重。而父亲呢,他在厂里曾和一位女青工谈过恋爱,但据他向妈妈“交待”,两人最多也只及拥抱亲吻。这点妈妈绝对相信,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保守传统的社会,可不像我们现在。不仅如此,父亲阳刚帅气,讨女孩子喜欢,有女孩子追,这点母亲很引以为豪。哪个女孩子又没有点虚荣心呢?

仅仅五个月后,不,应该讲漫长的九年后,春华秋实,这对相爱的年轻人结合了。他们这时才知道原来彼此的生日只差了一天,就选择了七夕节共祝二十五岁的生日。那天他们是在军区大院里我未来的爷爷家中吃的生日宴,这个时候妈妈已经是那儿的常客了。我笃定,就在那天晚上他俩向彼此献上了自己的第一次。在我十八岁的那年,妈妈曾经和我做了一次长谈,谈了她对男女爱情和性的看法。她告诫我,这个年头讲所谓贞操已经确实不合时宜了,离婚也很正常,但是你的第一次一定要有意义,一定要献给真正爱你的男人,最好是将来的丈夫,这天底下唯有“我要和你过一辈子”才是真正的爱情宣誓。那爸爸又是何时向你宣这个誓的呢?我问。就在她和爸爸的二十五岁生日的当晚,她回我。

我猜想他们那几年一定很疯狂,就像两只挑剔的信天翁,一旦互订终生,就是缠绵不断,沉湎于炙热的二人世界之中。我这样猜是有依据的,因为三年后,离他们的第二十八个七夕仅差五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在校生未婚生孩子,据说在那个年代是要被开除的。而在校生想结婚,怎么需要校方开什么证明,尽管他俩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是外婆坚持不让妈妈堕胎的,因为她家里是天主教。最后此事还是靠了我未来的爷爷帮忙,托人“开后门”,弄了张校方的证明,爸爸和妈妈方如愿领了结婚证,届时我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呆了足足三个月了。妈妈可不能挺着大肚子去课堂,那不定要被同学讥笑死了。这次是爸爸找当年厂里的哥们搞关系,开了份医生要求她病休一学期的病假条,才得以躲开同学的眼光。

他俩谈恋爱在妈妈的学校里早已是妇孺皆知,可是领证之事却是严格地保密,更别提我的降临了。不过,就在我三个月的时候,有关我的秘密差点被人捅了出去,而要捅的人不是别人,竟然是我的爸爸。

这件事于我始终是个秘密,直到整整二十年后,有次爸爸妈妈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从他们的嘴里我才得知。原来妈妈的班上也有一位大龄学生,但比爸爸妈妈小一岁,叫王军,是整个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上学之前已经是一家大型无线电厂的车间副主任,据说家里属高干,是什么市委书记。妈妈因为休学一学期,按规定得留级,多亏了王军四处游说,还动用了他爸爸的关系,加上妈妈的功课上乘,补考都通过了,最终躲过了留级。王军可不是无故行善,他从入校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追求妈妈,给妈妈写情信,说她就是他的“林道静”,他为妈妈身上的那种典雅淡然的气质所折服,不惜和南京前线歌舞团的演员女朋友断掉,希望妈妈给他一次机会,他誓言将来一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尽管爸爸是妈妈的男朋友已是公认的事实,可是王军毫无理会,说只要还没有领证,这就是公平竞争,胜者为王。妈妈一直拒王军于三尺之外,把他的情信都消毁了。这次王军帮了大忙,妈妈觉得至少应该对他表示感谢,就应了他的约,傍晚在校外的鼓楼公园碰面。妈妈首先向他表示真诚的谢意,同时也祝贺他的父亲刚刚升做省委副书记。但随即话锋一转,告诉他如今大浩已经算是她的丈夫了,你如果再追我,那就等于追别人的妻子,就属不道德了。一向骄傲的王军在妈妈那平静中带着坚定的语气前,支支吾吾,终于认了输。此事原应该就此了结,谁知有人不巧撞见他俩,随即添油加醋,传出两人偷偷约会的八卦来。消息飘到爸爸的耳中,那次他发了火,这是他俩交往以来的第一次,尽管妈妈告诉他,她是去当面拒绝王军的,从此他再也不会烦人了。爸爸当然相信妈妈,可是他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暴怒,对王军的暴怒:

“妈的,他以为他爸爸比我家官大,他的学校比我的好,就可以把别人踩在脚下?我他妈不信,找他去,抱着源源找他去,告诉他,我是你丈夫,你看不上他,他小子连我的一根小指头都不如。”

父亲显然说的是气话,可是却让妈妈第一次领教了爸爸的另一面。多年后,当我也开始恋爱,迷茫、深陷于如何处理和异性的关系时,妈妈告诫我,男人本质上都争强好胜,比身高,比长相,比成就,他们最在乎的,就是别人的尊敬。

这件事当然很快就过去了。父亲愤怒的是王军不把他放在眼里,明明知道林燕是他的女朋友,还肆无忌惮地追求她。可是他再一想,那王军也算是男人中的翘楚,省委书记的儿子,为了林燕宁愿放弃漂亮的女演员,这不说明了什么吗?

最关键的,父亲和母亲都心里笃定,对方的心里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只存下自己一个人。他们就像是一颗核桃仁的两瓣,眼见的就只有对方一瓣,其余的世界,都被屏蔽在了坚厚的壳外。

我在爷爷家只躲了半年,爸爸妈妈就大学毕业了。爸爸被分配回了他原来的国营机床厂,妈妈则被分配到一所刚刚由专科升为本科的大学,都在本市内,这又令许多人羡慕不已。更令熟人吃惊的是,哎,怎么一下子冒出个半岁的女儿来。爸爸妈妈可不在乎,一切都是名正言顺,证明、本本,一样不缺。那段时间,每逢星期天,爸爸就会开着摩托车,后座上驮着妈妈和我,到中山陵或玄武湖畔转上一圈,吊上两句《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三、四岁的我,虽然幼小,有些事情却是永久的刻记在了脑海里。爸爸那一头黝黑厚实的长发,常常被迎头风吹落额头;他就单手持把,另一只手把头发这么一捋,潇洒极了。妈妈也是一头长发,被风吹得罩在我的小脸上,正好做我的挡风面纱。常有路人停下步子,朝着我们张望,有的还送上一声助兴的口哨,嘘……。爸爸这时就会加大油门,头一仰,汽缸里发出一阵轰鸣,车后留下一串白烟。

那时的爸爸妈妈,多么的年轻,又是多么的快乐啊。

* * *

不知从何时起,也许就在我上小学之后,父亲驾摩托带我们出去转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辅导我做功课时,他也常常走神,满腹心事的样子。我已经不小了,看得出来一定有什么事在烦恼他。终于,从父母亲的谈话甚至争论中,我逮到了原委,原来父亲想调动工作。妈妈不赞成,说你这么好的国营大厂,别人羡慕还羡慕不过来呢。爸爸不这样想。他所在的工艺设计科去年进来了一位研究生,比他小整整十岁,可现在已经做了副科长,做了他的直接上司。妈妈说,管他干嘛,你干好自己的工作,过你自己的日子。讲得容易,爸爸回答,被小他这么多的人使来使去,他心里不是滋味。他又说,他今年三十六岁了,已经过了那种骑摩托车拉风的年龄了,男人总想干些事情,替他,也替这个家,可现在却不知道怎么干,要干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提到“干些事情”,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再驾车带我出去转了。爸爸,当时我不明白,你究竟要干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多好啊。

也就在这个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解放军向占领广场的学生开了枪。爸爸妈妈都不是那种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可是连续两个月都扒在电视机前。起初爸爸总是大赞学生,破口大骂“官倒”。渐渐地,他俩开始担心起来。妈妈不断地絮叨,说学生得赶紧撤下来,不然就要流血啦。六月四号的那天夜里,他俩彻夜没睡。也就在第二天,他俩做了决定,到美国去,那里的机会更多,也更利于他们和女儿的未来。爸爸有个叔叔,当年和哥哥分道扬镳,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后来移民美国,他表示愿意资助侄子留学。倒是爷爷起初坚决反对,说他搞了一辈子革命,怎么到最后儿子一家反倒要跑到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去了。妈妈反驳爷爷,你看如今那些搞官倒的,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贪得无厌,士兵还向学生开枪,你不在乎你的儿子和孙女的前途,我在乎。她原本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儿媳妇,可现在为了丈夫和女儿,她什么都可以做。

爸爸第二天就去新华书店买了托福和GRE的资料,当天晚上就开始复习。他和妈妈计划好,以爸爸为主申请留学,妈妈以家属随行,去了先打工挣钱。我发现爸爸变了,眼神里新添了一层于我还相当陌生的东西,完全迥异于平时把着摩托车时那副随意无忧的神情。直到我大了很多后才理解,那是一种只有在成熟男人身上才体现出来的专心和决意。而妈妈呢,则包干了我和所有的家务,除了复习和准备大学申请资料,她不让爸爸烦心任何杂事。整整大半年,几乎每天晚上当我做功课时,都有滴滴答答的声音陪伴我,那是爸爸在用打字机打申请信 -他投了不下五十所大学,目标只有一个,拿到奖学金。他的叔叔答应给他一万美金,没有奖学金,连美国签证都拿不到。从二三月份开始,回函陆陆续续的来了,可每次当爸爸打开信后,总是失望地又把它放下。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踮起脚跟,温柔地亲他额头一下,说别急,还有下封,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眼看到了七月,连我也焦急起来,心里开始骂,臭美国,再这样下去,爸爸都不知道怎么笑了。而就在七夕前的周末,当妈妈带着我拎着菜篮子买菜回来,一进家门,就见爸爸手捏着封信拼命地在耳边晃着,两眼放光,对着我们大叫,来了来了,有助教奖学金了,随即冲上来把我们母女两人紧紧地抱在怀里。

那天傍晚,爸爸驾着摩托车带着妈妈和我在紫金山里转了一大圈,又吊起了他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一年后,爸爸开着那辆二手丰田车,载着妈妈和我也转了个大圈圈,这次是穿过了大半个底特律,来到了他所就读的韦恩州立大学。令我和妈妈感到新奇的是,大学竟没有围墙,而我们要住的地方和他的实验大楼就隔了一条街,站在厨房里甚至都可以瞧见他的实验室的窗户。爸爸把我们领进一栋老旧的平房里,屋顶是蓝色的,像是一把油布伞。爸爸租的是地下室,里面被房东隔了一个卧室和一个客厅,客厅的一角又被一扇屏风隔出了一间临时卧室,放了一张床和小桌子。爸爸把我们的行李搁置好,摸摸我的脑袋,眼里闪着愧疚对我们母女俩说,先就只能这样了,好在这地下室也有卫生间,楼梯口门一关,就是个两居室套间了。就这样爸爸每月也要交快四百块的房租,他的奖学金只管学费,其它的开销就只能靠叔叔给的钱了。我回爸爸,地下室好啊,这么大,还有半截窗子呢,比我们在国内妈妈单位里的一室一厅好多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才发现,这平房里除了我们,还住了八个人,都是中国留学生。瞧着他们,起初我总觉得有点异样,却又不知异在哪里。他们管爸爸叫老柳,我们来后又称妈妈柳嫂。直到晚上爸爸妈妈和他们一起在厨房里弄饭,要做一顿合餐,替我们接风,我才弄明白了:和他们一比较,爸爸妈妈显得老气多了。尤其是妈妈,我从前没有留意到,脖颈上和嘴角边,竟然已经堆积起了皱纹,走路也不像我上幼儿园时那样轻盈了。吃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些学生们在讲话。他们的声调都很高,而且都说普通话。尤其有一位叫吴薇的女生,生的高挑苗条,留着一沿漂亮的刘海,脸颊和脖颈皮肤又细又白,说的一口京片子,悠扬顿挫,特别好听,以至我的眼睛老是要往她脸上溜。

晚上睡觉时,我跑到爸爸妈妈的房间里,要和他们一起睡。从六岁起我就不和他们睡了,可不知怎么那天我特别想和他们在一起。那夜,我想他俩一定叽叽咕咕到了下半夜。爸爸说,他的指导老师是个台湾人,比他还要小三岁,可马上就要升正教授了,住的房子真气派,至少三百平米。

“我一定要早点毕业,找个好工作,挣钱养家,搬出这个地下室,住自己的房子。”

妈妈说她下周就想去餐馆打工,等爸爸找到工作后她再考虑上学的事。

“这些女生好年轻啊,多大了?”妈妈问。

“都是国内刚来的,”爸爸回答,“二十三、四岁吧。”

“二十四岁,”妈妈回声似的喃喃自语,“那时你和我在干什么呢……”

他们肯定以为我已经睡着了。妈妈倏地翻过身子,压在爸爸的身上,裹在毯子里,他俩紧紧地抱成了一团,我还听见了“啧啧”亲吻声。他俩以往亲热时都是避着我的,从来都不当着我的面亲吻,我也觉得那样子挺“恶心”的。可这次不一样,我想到了楼上的吴薇,我希望爸爸好好亲亲妈妈。

按照爸爸原来的计划,我们在这栋蓝顶房子里最多只需呆上一年。一年后,爸爸真的就以最短的一年半的功夫拿到了机械硕士学位。他发了至少有两百封的求职信,可是当时正值底特律汽车工业大萧条之际,人家又嫌他年纪大,在家等了近半年,就是没有公司愿意帮他申请美国工作签证,更别提办绿卡了。那些日子,下午放学后我都有点怕回家了,因为这个时候正好逢邮差送信。爸爸会早早地呆在楼下的信箱处等待;等不及进屋,他就亟不可待地撕开一封封的回信。而当撕完最后一个信封后,他脸上的表情总是千遍一律的样子,眉目紧锁,眼睑低垂,双目盯着路边的白雪。此时我就会住步不前,有意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 这个时候若撞到爸爸,他总要尽力展开眉目,收起沮丧的表情,笑脸迎我,这太难堪他了。

眼看到了年底,若再找不到工作,爸爸的学生签证到期,那我们就得回中国了。临近圣诞节那几天,爸爸和妈妈总在叽叽咕咕商量什么。平安夜的那晚,蓝顶房子里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其他的学生都回国探亲或出外旅游了,所以整个厨房都是我们的。妈妈做了好多菜,还准备了从中国店买的竹叶青白酒。他们郑重地告诉我,爸爸决定立即再读一个硕士学位,这次是计算机,三十个学分,爸爸保证一年内读完。因为这次学费全靠自己,台湾亲戚的来源也终止了,妈妈除了现在的中国餐馆的活儿,元旦后还要加一份儿,白天去一家中国杂货店打杂。

那一晚,爸爸开启了他酗白酒的嗜好。他满脸通红,抱着已经十一岁的我,嘴里打着酒嗝,说他对不起女儿,这么大了,还和别人挤在一个屋檐下。他又拉着妈妈的手,说他真他妈的累,好想回到他俩念大学的年代,骑着摩托兜风,无牵无挂,搞到现在四十岁了,还要和小他十五六岁的人一起竞争。说着叨着,手擎酒杯,他盯着窗外正在徐徐落下的雪花,问妈妈,哎,你看,这些白絮絮,法国梧桐树上飘下来的,怎么这么大啊,走,我们骑摩托去梅花山赏梅。

妈妈把他搀扶到地下室,安抚他躺下,弄了块湿毛巾捂在他的额头上,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看我,说你爸爸这次真的醉了,幸亏这屋里就我们一家。

第二天早上,当我从暖融融的被褥里懒洋洋地钻出来时,早已不见爸爸妈妈的踪影。跑上楼去,只见到公用厨房里桌子上的一张留条:“源源,French Toast已做好,一定要喝牛奶,妈妈去中餐馆了,今天圣诞节,她要早去,我去书店买教科书,中午等我回来做饭,Dad。”

等到他一点钟左右拎了一大堆书回来时,我已经把昨日的剩菜热好了,煮了新的米饭,还第一次做了西红柿鸡蛋紫菜汤,那是爸爸最常做的汤,我看也看会了。爸爸惊喜地摸摸我的头,夸我长大了。吃饭的时候,他若有所思,沉默着不说话。爸你在想什么啊,我问他,有意挑话题。他说他在想这时妈妈正在餐馆里端着盘子,是最忙的时候。都怪我,他又说,圣诞节妈妈还得干活,一家三口不能呆在一起啃瓜子看电视。等着,源源,他的眼里又闪现出三年前我所见到的那种决意,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三口子一定会呆在自己的客厅里,壁炉里烧着松木柴火,一起啃瓜子看电视。

晚上过了十一点,爸爸催我去睡觉,他自己则捧了本上午刚买的C++教科书,认认真真地看起来。我躺在床上,眼睛无论如何也闭不起来,耳朵则硬是要竖着,等待着楼上大门“吱呀”的那一声。房子是四十年代盖的,门上的铰链已经锈蚀掉了一大块,一推门就吱呀吱呀发响,响得地下室里听得清清楚楚。我迷迷糊糊不知等了多久,没等到吱呀的声音,却听到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然后是爸爸说话声,接着就是吱呀一声,他好像出门了。可我这时睡意猛然袭来,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翌日上午起来,我瞧见楼梯口边上堆了好几件湿漉漉的衣服,爸爸正在披羽绒服,要出门。原来妈妈的车子回家时死在了半路上,是电池的原因,早就该换了。她跑了三个街口才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她和爸爸最后决定不找拖车,因为他们不是AAA会员,加上这是圣诞假期又过了午夜,拖车费绝对不会少,他们舍不得这个钱。爸爸叫妈妈呆在电话亭里等他,千万别回到车里去,怕被后面的车撞上。他们最后把车子推到大道边上的一条两边排满住宅的小路上,知道这里不会吃警察的罚单。看看只是七八分钟的车程,可仅靠两只脚,又逢大雪扑面,他俩折腾到临晨三点才回到了家。六个钟头后,妈妈又离家了,因为没了车子,得赶巴士去餐馆。爸爸这就去汽车零件店买电池,急着把车子弄回来。他匆匆地上了楼梯,推门前又扭过头来,嘱咐我中午到对面的麦当劳去解决午餐,快去快回。

那天我没有去麦当劳,而是学着妈妈的样子做了意大利肉糜面,给爸爸留了一大碗。他回来时已经快两点了,脱了靴子没进厨房,连羽绒服也没脱,就立即给妈妈打电话:“嗨,林燕,跑了几个Junk Yard,捡了一个电池,几乎全新的,五块钱,那老板说了,昨夜我们要是拖车的话,至少两百块,see,半个月的房租省下来了,可是辛苦你老婆了。”他俩在电话里说说笑笑,到了最后要挂时,他嘴里像是念经一样,肯定是合着电话里的妈妈一起在说: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 * *

这句当年从爸爸妈妈口里常常冒出来的口头禅,我的耳朵都有点听出老茧了。据他们讲,这句台词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部苏联电影,父母亲那一代人没有哪个没看过,就像今天的《塔坦尼克号》。地下室里的日子,好像让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这句台词的意思,就是心中有个盼头,就是坚持,坚持到这个盼头的到来。而当年在那个地下室里,我们一家三口只有一个盼头,就是爸爸找到工作,甭管什么工作,只要是能够帮我们办绿卡的工作。这个盼头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得父母亲喘不过气来。可也正是因为这个盼头,让他俩浑身释放出于我来说无法想象的冲劲。不仅仅是冲劲,他们似乎把整个身心都投在了这个盼头上,所有其他的一切都被屏蔽掉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在他俩的鬓角和耳朵后面开始出现了刺眼的白发。最初时我心里很不舒服,长白发就老了,而爸爸妈妈怎么会老呢。而他们自己,却无所谓。爸爸甚至早上起来连头发也不梳理了,就只是用手蘸点水在上面拍拍,出国前他可是特别讲究,总要在镜子里左看又看他的发型。妈妈则从来不化妆,最多擦点护肤膏。

有一次,我们小学开家长会,我忽然发人来疯,竟赖在门口不让妈妈去,一定要她化妆,擦点胭脂,画画眉毛。莉莎跟我说,我撅着嘴向妈妈埋怨,她妈妈每天要花上三个小时化妆呢。妈妈有点吃惊地看我一眼,继而对着镜子仔细地打量了自己一番。沉思半晌,她拉起我的小手说,好源源,你长大了,爱美了,妈妈也爱美啊,可现在没这个心思,但妈妈绝不会给你丢丑。

那天,妈妈向楼上的一位女生借用了化妆用品,仔仔细细地化了妆,穿了一件她从中国带来的杏色的连衣裙,还借穿了吴薇的高跟鞋。哇,她就好像整个换了个人似的,开家长会时我的许多同学都惊讶地问我,她是你妈啊。回家的路上,我兴致盎然地跟妈妈说话,告诉她我的同学们都夸她漂亮。是吗,她淡淡地回了一声,怎么满腹心事似的。

晚上上床后,透过屏风我听到客厅里妈妈在跟爸爸说话。他们声音压得很低,可还是让我逮住了几句。妈妈说她坐在那儿真不是滋味,那些来自中国或台湾的妈妈们大多有很不错的工作,要么就是显摆她们的丈夫,好像个个不是公司的经理就是大学的教授,住的也是三四百米的房子。她们谈给草坪施肥,何时埋下郁金香的种子;莉莎的妈妈,也是国内出来的,给大家看她一家在阿拉斯加游轮旅行的照片,建议大家一定要带孩子去,虽然贵,但绝对值得。妈妈这时声音更低了,断断续续,我只听到了一个词,迪斯尼乐园。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在说我们源源连迪斯尼乐园还没去过呢。很长一阵寂静后,不知怎的,我下了床,想看看他俩。透过屏风间的缝隙,我看见爸爸依在那张别人送给我们的旧沙发上,妈妈则双腿跨着坐在他的腿上,闭着眼睛将脸侧依在爸爸的肩上,双手勾着爸爸的脖子;爸爸的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妈妈的背,另一只手则是缓缓地、上下抚摸着妈妈的长发。

我在搬出地下室之前,再也没有在妈妈跟前提起任何和化妆有关的字眼。

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就仿佛一只飘摇不定的小舟上的两个船夫,颠簸在大风大浪之中,险境丛生,随时面临灭顶之灾,唯有相互依靠,一心一意,合力将这只小舟挣扎到安全的彼岸。

这只小舟终于在半年后看到了希望。原来爸爸上的C++程序班上有一位刚刚来自台湾的学生,瞧见大他十七岁的爸爸学习如此刻苦,晚上在机房跑程序过了午夜也不回家,待又听了我们的故事,此人很为触动。正好他的亲舅舅在此地开了一家咨询IT公司,专门向汽车公司输送“劳力”,于是经他说情,该公司将父亲的履历包装了一下,待价而沽。爸爸原先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他本人已经给底特律的汽车公司不知投了多少封的申请信了。可这次面包和牛奶眷顾了我们 — 福特汽车公司有个部门想把变速器的实验数据实现计算机数据库化,可又不想就此专门招人,就外包给咨询公司。双方看看爸爸已经有个机械学位,马上又要拿个计算机学位,挺合适,就定了。咨询公司愿意替爸爸办绿卡,但丑话在先,项目只是一年的时间,届时若福特不延长合同且又找不到其它项目的话,爸爸如果不想中断绿卡申请,得每月将3500美元的月薪以及公司付的7.5%的社会保险金偷偷地还给公司,直到拿到绿卡或又找到了新的项目雇佣他。

这是一棵苛刻的救命稻草,父母亲毫无犹豫地就接受了它。爸爸去福特报到的前一天,全蓝顶房子里的人搞了一次会餐,庆祝他在四十岁的时候终于要上班了。爸爸穿上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套西装,里面衬了细条格格的正式衬衫,脚上则踹上了一双褐色发亮的牛皮鞋 — 这一整套行头是他和妈妈去Kmart超市刚刚买回来的。都是廉价的东西,可是穿在爸爸那副修长均匀的身上,顿现一派男人的帅气,把那七、八个二十多岁的学生都镇住了。哇塞,他们对妈妈叫唤,以前没注意到,原来你家老柳是一个美男子啊。那天爸爸把他那一头厚实的长发整了一下,稍稍抹了点发乳,让我不由得想起五年前他驾着摩托带我们去紫金山兜风的风采。几个女生尤其惊诧,都说爸爸像个什么演员,演飞车党的。像Marlon Brando,漂亮女生吴薇说。吴薇其时已经毕业搬了出去,这次是和她的新婚丈夫一起来庆贺爸爸的,说柳大哥的好事可不能错过。那天,大家灌了好多啤酒,爸爸还喝了白酒,喝完了就唱歌,由爸爸领唱,唱起了当年红遍大陆台湾的一首叫做什么《潇洒走一回》的台湾歌曲: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
聚散终有时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我拿青春赌明天
你用真情换此生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

我们在地下室又住了整整一年,是我“决定”的。爸爸意欲立即搬出去,找一个较好的小区租公寓住。妈妈则认为好点的公寓月租至少要顶上现在的三倍,爸爸的绿卡还不是定数,我们的脚跟还没有站稳,想再忍一年,也攒些钱。争到最后,他俩都看着我,要我作最终裁决。我再也不想住地下室了。我们班上华人家庭的同学住的都是别墅,每次去她们家里玩,我的那颗心啊,就仿佛是被冰水浇了一回,人也感觉矮了一截。但我抿着嘴没有吱声。我想起了楼梯口那堆湿衣服,想起了爸爸因为捡了个半新的电池而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向妈妈点了点头,她立即就把我搂在了怀里,随即我们两个都被抱进了爸爸那双粗壮的臂膀中。爸爸将他那坚实的下巴搁在我的脑袋上,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他要work his butts out,实现他的三部曲 — 拿到绿卡,在福特转正,还要……。还要什么呢?我转过脑袋问他。“还要,”他将我和妈妈紧紧地箍了一下,“两年内,我要让你们娘俩住上自己的房子,就像你的那些同学一样。”

一切都会有的。

仅仅十五个月后,当爸爸妈妈和我在家里后院的草坪上耙着秋叶时,我们仨都是这样想的。这个时候,爸爸已经转正成了福特的工程师,妈妈也行将拿到东密执安大学的计算机硕士学位,而这栋坐落在大学城安娜堡的房子,虽然已经房龄二十年,尽管只有一千六百尺,在爸爸妈妈的眼里,一定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豪宅巨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一个温暖的小窝,一湾爸爸和妈妈用近四年的汗水浇灌的绿洲。

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脸上又浮现出于我已经相当陌生的笑容,让我不由得回想起小时候爸爸驾着摩托载着妈妈和我拉风的情景。

脸上溢发着情不自禁的笑容,爸爸好像浑身充盈着使不完的精力。他工作很忙,每天路上就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是一旦下班回来,福特就被彻底地抛出了脑外,全部的心思都投在了这个家上。他先是忙外面:从野地里挖了十来枚杨树苗,栽在后院的四角,又花了两个多月自己建了个漂亮的露台,还在其四周种上了“燃烧的荆棘”。临到第一场大雪飘下,他外面大功告成,又转入了地下,把原来的地下室扒了,整个冬天,晚饭一结束,地下室就传上来叮叮咚咚的声音。时不时的,爸爸会叫妈妈和我下去“检查”他的装修进度,借以炫耀他的杰作。我们地下室都住腻了,妈妈和我都说,你搞得再好我们也不会呆。这可不一样,爸爸反驳我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地下室,是他的baby,他会把它装饰的像宫殿一样。

天晓得,原来他俩心底里还藏着一个天大的计划。不,这应该是妈妈一个人的主意。就在我们刚刚搬进新家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和我在底特律的一个花市里撞见了吴薇。哇,一年多没见,吴薇变了。我说不出为什么,反正觉得她变得更妩媚、更吸引人了。她的整个神情,和我们说话时那种神采奕奕的表情,还有自她那年轻的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无以描述的韵味,这一切都暗示着在她的生活中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令她幸福的大事。原来二十六岁的她刚刚作了妈妈,和先生一起推着三个月的baby出来逛商店了。妈妈和吴薇夫妇交谈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眼光不断地往小baby身上溜,那晶莹剔透的婴儿实在是太可爱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爸爸妈妈总是避着我,暗自嘀嘀咕咕的,妈妈还很激动,很顽固的样子,爸爸则极力劝着妈妈什么。那一段日子,我发现妈妈话少了,常常若有所思的样子,凝视着后院里正在逐渐变黄的草坪。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他们的秘密。那是在地下室里的卧室落成的时候,爸爸把我们拉到下面,炫耀他的手艺。嗨,林燕,他兴奋地说,你看这儿多安静,等到小baby出世后,夜里我和他睡在这里,半夜喂他奶粉时就不用打搅你啦。Oh My God,我大叫起来,你们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再看妈妈,过四十的人了,脸竟然像十三岁的小姑娘一样变得绯红一片。

翌年,当露台四周的“燃烧的荆棘”通红怒放时,我的老爸老妈老蚌生珠,给我添了一个浑身发亮的弟弟,取名柳安安,英文Andy。我后来才知道,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对这有个专门的词儿,叫做“一轮现象”,指的是像我爸爸妈妈这样的大龄留学生,在美国奋斗扎根后,又生个孩子,比上头一个已经小上十来年。可是安安比我小整整十四岁,而妈妈四十二岁的产龄,在整个安城的中国留学生里也算是记录了。

弟弟两个月时就会笑了。这时正值美国中西部最美丽的十月,后院四周的树林好像一夜间由郁郁葱葱变成了斑斓的彩带,围绕着我们一家,中间的安安肚皮朝天躺在草坪上,嘿嘿地冲着爸爸妈妈笑。妈妈坐在草地上,一只手搭在爸爸的肩上,另外一只手则轻轻地抚摩着安安那细嫩的小脸蛋。再看爸爸,整个五官好像都往外扩了一圈,嘴巴笑得宛若一轮中秋的月亮。

* * *

这草坪上的一幕,仿佛是一帧美妙温馨的图片,永远地镂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想当然的,我以为爸爸妈妈现在终于站稳了脚跟,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上帝还特别眷顾我们,临到妈妈四十二岁时还馈赠给我们如此可爱的安安,如今的日子,对我们一家来说就像是一幅安然优雅的水彩画,爸爸妈妈相亲相爱,轻松自如地生活,他们还能够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我第一次在爸爸眼中看到后来于我十分熟悉的焦虑,是在三年后家里的一次聚会上。就在爸爸第四十五个七夕的夏天,他在事业上又取得了进展 — 从福特的技术六级升到了技术七级。我对这个什么级别丝毫不感兴趣,听爸爸说升级后工资只涨了百分之五。可是在爸爸的眼里,这个“级”怎么就像一座大山似的,按照他的说法,过去的三年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现在终于可以舒口气了。拿到福特给他的正式升级信函的那个周末,爸爸妈妈忙碌了一天。爸爸是在后院忙:割完草、撒过肥,他种下了五株一尺高的加拿大红枫树苗。妈妈则呆在屋里忙,准备各式各样的食物。到了傍晚,他们把近几年来结识的老中朋友请了一大堆,搞了个大型的BBQ聚会,又是喝酒,又是唱歌,好好地热闹了一番。那年我们家新买了一台卡拉OK机。哇,在音乐的伴奏下,爸爸唱得好听极了,按照弟弟后来的说法,He is just a natural,连他自己都对自己新发现的才华感到吃惊。那天我们家里的客厅简直就成了他的舞台,唱的最好的,大家一致公认,就是那首英文歌《Born free》:

Born free,as free as the wind blows
As free as the grass grows
Born free to follow your heart
……
Born free and life is worth living
But only worth living
‘Cause you’re born free。

酒半人兴,大伙儿正吃得唱得尽兴,又来了一对夫妇,带着他们两个小孩。哎,这不是吴薇吗?原来他们也从底特律近郊搬到安娜堡来了,还恰巧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饭后出来散步,想顺便过来打个招呼。哎,柳哥和林姐,吴薇热情地问候爸爸妈妈,我们真是有缘,又做邻居啦。哇,你怎么这么快又有老二了呀,妈妈忙不迭地往她的两个小孩手里送吃的。还快呀,吴薇回妈妈,我今年都三十啦。她的丈夫倒是话不多,礼貌地跟爸爸打招呼。爸爸妈妈要他们留下一起唱歌,可惜他们的老二要回去睡觉,反倒热情邀请爸爸妈妈下周去参加他们的housewarming聚会。

吴薇一家走后,屋里人的兴趣好像忽然间从唱歌转到了人身上。嗯,有位男士冒出一句,说吴薇长得像国内什么演员。你眼红啦,他的太太立即狠狠瞪他一眼。不就是年轻嘛,另外有男士替在座的女士们说话,再过十几年看看,还不是大妈一个。是啊,又有男人插话,四十岁后,女人们好看难看一个样。我这时才意识到,爸爸妈妈的这些朋友都和他们差不多的年纪,好像没有一位小于四十岁的。爸爸又灌下半瓶啤酒,招呼大家,come on,你我正当壮年,怎么突然感慨起来,我在美国等于才起步呢,来来来,喝酒,啃肉,唱歌。屋内的气氛又活络起来。不过还有人议论,这回的靶子是吴薇的丈夫。原来吴薇的丈夫刚从GM转到了福特,聚会里的一位男士恰好和他同属一个部门。“哼,”这位已经两鬓斑白的男士显得有点忿忿不平,“这小子才三十三岁,福特竟然给了他技术十级,我他妈的才七级,到退休还不知能不能混到八级,妈的,唱歌唱歌,不烦这些事。”

那天晚上,客人们又闹了近两个小时,可是屋里再也没有扬起父亲的歌声。

一连好几天,爸爸在晚饭桌上都是一反常态,沉默无语,眼睛盯着窗外后院里的草坪。到了星期五,妈妈说要腌一下排骨,明天好带到吴薇那里去BBQ。去干嘛,不去不去,爸爸瓮声瓮气地回了一句。“爸爸你怎么啦,人家吴薇姐的丈夫哪儿得罪你啦?”我终于忍耐不住,冲他一句。他抬起头来,眼睛里的怒色瞬间变成惶然尴尬的神情。一旁的妈妈立即严厉地看着我,我几乎从来没这样被她看过。“就是嘛,”我仍旧不服气,“整天六级七级的,烦不烦啊?”源源,妈妈脸变得青紫,你上楼去。

翌日早上,我照例是最后一个起来,爸爸妈妈和弟弟早已吃过早饭,饭桌上堆了一大叠爸爸做的French Toast,还有肯定是他煎的小雪肠,外加妈妈做的豆浆,整整齐齐地呆在那儿等我。隔着纱门,我看见爸爸身披那件在后院忙碌时常穿的厚花格衬衫,戴着一顶旧的棒球帽,正弯着腰在给露台刷清漆。现在才十点钟,露台的一半已经呈出一种亮晶晶的水磨色,想必他已经忙乎了有两个多小时了。Dad,我轻轻叫了一声,声音低得连我自己都不知听到没有。他抬起头来,看到我,眼里闪出一丝尴尬,但立即就换做了微笑,紧接着就是大声的叫唤,嗨,源源,赶紧关门,清漆味道对身体不好。

我嚼着蘸了蜂蜜的French Toast,盯着窗外父亲半蹲着的背影。近三年来他白发徒增,都集中在耳朵根子处和后脑的位置,阳光下,仿佛雪花一样,白花花的刺眼。蓦然间,我想起幼儿园时爸爸驾着摩托来接我的情景,想起他那一头厚实的像棉纱一样黝黑的长发,那一袭漂亮的皮夹克和米色长裤,小朋友的叫唤声“哎呀,源源,你的摩托爸爸来了”,还有他驾车时用手这么一抛捋头发的样子。这一切就犹如是昨天的情景。好像是第一次,我真正地意识到,这一切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草草吃完早饭,我就跑出去加入了父亲,要求负责所有的栏杆。他显然很高兴,但还是问我,不是中午还要和同学去洗车募款吗?这不算什么,我说,我一点都不累呀。嗯,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这也是的,十七岁了,大人了,你妈妈这个年龄寒冬腊月正在苏北农村挑河泥喃。你们长大了,我们就老了,他加了一句。爸爸,you are not old,我回他,你比我大多数同学的爸爸看上去都年轻。是吗?他显然很受用我的赞扬,习惯性地又用手这么捋了一下头发。Dad,记得我的朋友莉莎吗?我问他。记得啊,他回我,不就是五年前一家去阿拉斯加游轮旅行的那位?她爸爸那时就开始染发了,我装作不经意地说。哦,他立起身子,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脑,这次是自言自语,唉,白头发,真他妈的烦人,你妈妈前年就开始染了,还催我。然后,像是做了什么天大的决定似的,他朝我笑笑,说了一声,OK,从今后,你老爸还原乌发。

到了傍晚,当爸爸和妈妈带着三岁的弟弟去吴薇家时,他俩都是一头乌发,爸爸身穿一件潇洒的白色T恤衫,西式短裤,妈妈则是化了妆,一袭上午新买的漂亮的礼裙。我自从两年前就不再参加他们的聚会了,可却不忘了送给他们赞词(我当时真的这样想的):Mom,Dad,you guys look cool,at least 5 years younger,I am so proud of you。

那次聚会上,我想爸爸是出尽了风头,按妈妈的话,把那些年轻人都镇住了。原来吴薇夫妇邀请的都是他们年龄的朋友,三十出头,父母亲于他们简直就是老头老太,加上有人略晓爸爸的底细,这么老了方才起步,不免露出些不屑来。爸爸却是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篮球美式足球样样侃来,尤其是他把NBA球员的身高记的如丝如扣,误差不超五毫,令在座的男人们无不啧啧称奇。最令众人惊奇的还是他的嗓子。原来吴薇也好唱歌,家里置了个比我们家的高了几级的卡拉OK机。爸爸先是不露声色,看看每人都轮过了,他来了一首《涛声依旧》。这一开口不打紧,从此以后,安城中文学校每年举行的新年文艺演出,爸爸的男高音独唱就成了保留节目。

吴薇后来跟妈妈说,你家柳哥相貌堂堂,有气场,像个大将军。

不过,爸爸妈妈以后却再也没去参加吴薇家的party了(她家那时隔天两头的就搞聚会)。这次是妈妈不让去的。也是从这次聚会之后,我注意到妈妈开始化妆了,我指的是平时每日的化妆;不仅如此,她还定期地去城里的一家韩国人开的美容院做面膜和修面。说老实话,那时的我毫无在意妈妈的这些举动。只有时至今日,过了三十的我回忆起来,方能理解母亲当时的心境了。这么多年的生活压力和勤苦,如今面包有了,牛奶有了,一切都有了,上帝还赐给她和爸爸那么可爱的安安,可是唯有一样东西,却在不经意间流失了,永远的失去了 — 年轻的容颜。

在吴薇和她的那些同龄女人面前,妈妈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个时候的爸爸,岁月似乎对他颇为眷顾:修长健美的身躯,黝黑绻长的头发(尽管是染得),加之那张依旧相当光滑、看上去仍显英俊的脸庞,这一切让这位四十五岁的男人散发出一种成熟男人特有的韵味。令他焦虑的,还是他的工作,他的那个“级” — 他始终觉得七级太低,叫他抬不起头,他的前面还有两“级”山要翻越。不过,他现在尽力把这种焦虑藏匿于他和妈妈之间,不再在我和弟弟面前显露。此外,很显然,他如今找到了工作之外的另外一个舞台,一个让他可以释放精力和施展才华的舞台 — 安城中文学校。

父亲当选安城中文学校校长,此事之后还有一番故事。也就是在吴薇家的那次聚会上,大伙儿显然被他的言谈举止和那副男高音的美嗓子所折服,说他具有“leader”的架势,应该出来为社区和华人做些事。正好那些人的小孩大多是安安的年龄,想正规地学中文,可是安城的中文学校却没有幼儿班。于是大伙儿就请求父亲做代表,去找学校交涉,开一个幼儿班。这是个规模不小的中文学校,周末开课两天,三百多个学生,校长,董事会,样样俱全。校长和董事会却一口拒绝了爸爸的要求,说三四岁的小孩太闹,这样做会影响正常的一到八年级上课。爸爸退了一步,提出把入学年龄的下限抬到四岁,并把上课时间排在大家最不喜欢的早上九点,但仍然遭到了拒绝。爸爸不明白了,不就是个周末中文学校吗?他暗自打听,发现了一些端倪:这位校长和董事会的五位成员,他们的小孩都没有小于六岁的。怕小孩子吵不成理由,他们根本就是嫌麻烦。父亲再找他们,校长和董事会干脆互相踢起了皮球,又说现在已经开学了,一年后的事过了年再说。这就有了“政变”之说。原来校长和董事们不帮爸爸,却反过来求爸爸帮助他们,邀请他在学校的新年文艺晚会上独唱。那次演出我们一家都去了,和吴薇家坐在一起。爸爸身披潇洒的深色细呢大衣,一共唱了三首歌,首首精彩,尤其是最后那首《涛声依旧》,唱罢全场掌声雷动(我看吴薇的嗓子都要喊哑了),家长们都四下询问,这位帅气的中年男人究竟是谁?爸爸没有离场,而是通过麦克风,先是问大家好,然后说他看见观众席上有许多四五岁的小孩子,如果他们也能上中文学校,大家说好不好啊?当然喽,我看见至少有三十几条胳膊高举起来(我想他们一定是事先串通好的)。那好,爸爸这时笑嘻嘻地示意坐在第一排的校长,对观众说校长现在要就此事讲几句话。校长没想到遭这位大他不少岁的老家伙“暗算”,只能尴尬地站到台上,支支吾吾,说回去后就要和校董事会开会,商量此事。一个月后,安城的中文报纸上登出了春季中文学校幼儿班招生的通知。又过了半年,在近四百多位家长参加的选举大会上,爸爸以遥遥领先的票数当选为下届的中文学校校长。

校长实际上就是义务劳动,每任一年,象征性的拿一千块钱。可是爸爸为之投入的热情和精力,倒好像这成了他正式的工作。竞选大会上,他曾拍了胸脯,一定要解决学校的教室问题,争取在密执安大学里搞到免费的教室,让学费减掉至少三分之一。他后来才体会到,这个海口可是夸大了。足足三个月,他跑遍了密执安大学的上上下下,还专门开车去芝加哥中国领事馆拉了一名小参赞来给他撑门面,跟大学交谈时打起了中美友谊的大旗。可是校方还是犹犹豫豫,不予答复。就在山穷水尽之际,爸爸想到了一个主意。他跑到市政府,提出拥有近四百名学生的中文学校意愿参与社区活动,在每年著名的安娜堡艺术节期间,免费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表演中国传统艺术节目,如剪纸、书法、和京戏。市长一听,眉开眼笑,wow,谢谢你们,帮助本市增加收入。爸爸又说,中文学校里开的书法和剪纸班,是对全市开放的,不限于华人。好啊好啊,市长更是频频点头,我回去就告诉太太,她也要报名。爸爸就把教室的事情提了出来,特别强调中文学校是周末上课,不会影响大学的正常教学。另外他保证,学校会请专门的清洁工打扫教室,周一完璧归赵。市长一听就明白了,说你这四百个学生可都是本市的居民,美国的孩子,他一定尽力帮忙。也不知道他这位区区小城的市长管不管用,反正不到一个月,大学校方答应了。

爸爸的这一胜利,使他在本城华人的圈子里名气大振,可也令他更加忙碌了。原来中文学校根本就没有书法和剪纸班,是他临时想出来忽悠市长的。现在他得兑现,筹办这些班级了。他却是忙得精精有味,心甘情愿的忙。不仅这两个班,他还在中文学校举办了学生绘画展览,中文网上期刊,家长围棋、网球比赛。临到安娜堡艺术节前夕,更是为了准备参展的节目,连续一个星期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到了艺术节,中文学校表演的艺术节目大放异彩,连本城的晚报都头版报道,Da-hao Liu 的名字赫然在上。

他中文学校校长一连做了三任。到了新一届校长选举大会,在家长们的一致要求下(当然也在妈妈的支持下),他又再任一届。

可是没几天,爸爸就坚决地辞去了校长的职务。

* * *

辞职前的那天晚上,妈妈质问爸爸,你们男人怎么这么争强好斗。爸爸绷着脸,闷闷地回了一句,我好斗,可惜只是一条小虫;人家王军可是一只好斗的大鲲鹏,你当初挑错了人。妈妈的脸因为羞辱而变得通红,睁大了眼睛盯着爸爸(我几乎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瞪爸爸):“柳大浩,你怎么能这样,无端地羞辱你的老婆?这样你心里就平衡啦?我什么时候讲过你一句,给你使过任何压力?”

五分钟前,周六晚饭后我们一家还高高兴兴地聚在客厅里。安安上星期去了夏令营,兴奋地向我们描述他在那里新交的小朋友。即将上大四的我则跟爸爸妈妈细数着MCAT的内容和我的准备情况,他们总是不放心,事无巨细一概过问。这个时候,电视里翻滚出一则CNN新闻,说中国的一家大型集团L公司即将收购美国XXX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这XXX公司可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头号科技公司,凡提到电脑两字,没有人不首先想到它的。到如今,竟然因为财务问题不得已出售它一直引以为豪的个人电脑品牌。这可是件大事,CNN正在转播华尔街上的一个记者招待会,密密麻麻的长短照相机镜头,一齐对着主席台,等待着两家公司的总裁。随着镁光灯噼里啪啦的响声,前呼后拥之下,两位总裁终于姗姗到达。那家中国公司的总裁大约四十七八岁,头发黝黑,满面红光,眉宇之间,那种成功男人特有的浑然自信灼灼闪现。他一出现在镜头里,爸爸妈妈几乎同时“啊”了一声,互相瞧了瞧,表情显得相当吃惊。怎么会呢,妈妈喃喃自语,真的是他?这时记者招待会主持宣布,由中方收购集团总裁王军先生发表演讲。我注意到爸爸的屁股开始在沙发上左右挪移,犹如有人在用芒刺不停地扎他,喉结也上下呱呱地蠕动起来,脸上却是毫无表情,仿佛每块肌肉都封住了。妈妈小心翼翼地瞅了爸爸一眼,立即换到了中文频道。可偏偏凑巧,此频道正在播放一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片名赫然映现在屏幕上方:“展翅的鲲鹏,辉煌的人生,七七级的骄傲 — 记L公司新总裁王军先生”。爸爸站了起来,立在电视机前面,双肘互捋,转过脸来对妈妈说,他干大事业,管上十几万人,和总理称兄道弟,我也干大事情,周末管上几百个孩子。他说这话时,脸上笑嘻嘻的。妈妈同情地望着他,说你别,别这样。别什么,爸爸的声音倏地变得有点恶狠起来,姓王的当年不是跟你说嘛,胜者为王,他现在是王了,我呢,都四十九岁了,还一事无成,白活了这么多年。

妈妈实在是忍不住了,声音也大了起来:白活? 我们是什么呀?我,源源,安安,这个家?就你的事业,你的功名才算活?

“你们男人怎么这么争强好斗?”

妈妈说这话时的心情,与其说是埋怨,不如说是委屈。在她的眼里,没有人能够胜过她的男人,哪怕是真的Marlon Brando抑或什么呼风唤雨的华尔街大鳄。她的心,自打二十四岁时在她宿舍楼门口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完完全全的让爸爸给占满了。如今她很满足,满足于我们这个温馨的家。以我的观察,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来自中国的人,无论男女,好像个个都很逞强好胜。妈妈年轻的时候,似乎也是如此。听外婆讲,妈妈生下我不足半个月,就去学校复习功课了。印象里,小时候晚上总见她在忙着备课,研读厚厚的论文。她那时也常常和爸爸议论她学校的同事:哪位业务顶呱可是人品够呛,哪位业务一般可是心地善良。可骨子里,妈妈是位柔弱的女人,不喜欢竞争。她在乎的,并不是男人们所垂青的功名利禄,而是她自己的男人,以及她的孩子。生了弟弟后,妈妈在密执安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系统管理员的工作。为这事,她还和爸爸之间产生了争论。原来底特律附近有一家IT公司也愿意雇她,工资高过图书馆的一倍。爸爸要她去,说这利于她的事业。可是妈妈嫌路上要花太多的时间,影响到她照顾家庭。她其实很敬业,上班时总是兢兢业业。但是,在她心头的那杆天平上,爸爸和这个家永远是重重地压在她的心底。

她委屈,是因为她觉得如今我们一切都有了,爸爸却反而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快乐。

隐隐约约的,在妈妈心灵的最深处,我猜想一定有一丝淡淡的焦虑在悄然徘徊:她的Marlon Brando现在还像二十五年前那样爱她吗?

但妈妈终究是爸爸“春天里的燕子”,一如既往,她只期望爸爸快乐,脸上重现春天的笑容。那天,她和爸爸在露台上交谈了很久,直到天变得漆黑。(待续)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〇期(cm1404b)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