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富，广东人，遗腹子。也就是说他妈妈怀他的时候，爸爸就死了。
爸爸死了留下两亩薄地，年轻的寡妇拖着一个婴孩，无力耕耘，就租给人家，靠菲薄的租金勉为其生。解放后，定地主不够，定贫农有剥削行为，就定成了小土地出租。在共产党的词典中，这是二毛子地主，不是一个响当当的出身。
李家富进大学后，积极要求进步，入了团，当了付班长。如果1963年他没有回家探望母亲，那么也许他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生，后面差不多毁了他一生的灭顶之灾就不会降落到他头上了。
倒霉的李家富63年回了家乡，亲眼看见了前两年大饥荒饿死人的惨境，又看到了后来出来的包产到户为农民非常喜爱，与学校中宣传的农村一片繁荣，人民公社好完全不是一回事。他非常想不通，就找政治辅导员廖国芳回报思想。廖国芳和颜悦色地听取了他的回报，作了详细记录，并肯定了他对党组织信任，暴露思想的行动，鼓励他回去多想想，有想不通的随时找她回报。在廖国芳的鼓励下，李家富后来又向她回报了好几次。
64年毕业集训一开始，廖国芳就将李家富的回报材料抛出来了，面对着定成反动学生的危险。李家富先是与廖国芳争辩，他的这些材料不属于散布反动言论，而是向组织回报思想，廖国芳无动于衷。李家富又哭泣着苦苦恳求廖国芳，看在他孤苦伶仃的老母无人照顾的份上饶恕他。因为正当毕业集训发生的时候，李家富的老母去水井挑水，滑倒在地，腰断了，不能自力。现在每次打水，在地上爬着用绳子拖一个盆子回家，打一盆水要二三个小时，她妈妈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儿子回家帮助她。廖国芳听了依旧无动于衷，李家富被定成了反动学生。李家富告诉我这些往事的时候仍然对廖国芳充满恐惧，好像在谈一个魔鬼，他说那是一个凶神恶煞的非常恐怖的女人。
李家富无法向没有文化，守寡终身，以忍辱含垢的意志将遗腹子拉扯成人，而目前在等待和渴望他帮助的母亲说清楚反动学生是怎么回事情。对他的母亲来说，上大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她理解的去北京就是当官了，现在是在培训怎么当官，而儿子现在还不能回来，一定是公事无法离身。
反动学生的生活费是每月二十八元，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天气非常寒冷，劳动强度极重，农忙时工作时间长达十六小时的北大荒，这点钱是很不宽松的。可怜的李家富还要从这菲薄的二十八元中寄十元给他的母亲，这是在他的处境上唯一可以做和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们这些反动学生到了农场后，保卫科都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管理人。在我们被分到拖拉机上去前，一般说这个管理人就是大田班的班长。我的管理人是王奎选，一个不识字的甘肃农民，李家富的管理人是田连喜。
这个农场属于大庆油田的一个附属农场，机械化程度很高，拖拉机和康拜因工人大部分是转业军人。而大田班中大部分都是有着各种问题的下放干部，历史复杂的人，没有文化和技术的人，和被定成反动分子受各种处罚的人。田连喜四十来岁，秃顶，能说会道，光棍，我猜测他解放前是属于澡堂子中那种拉皮条，逛妓院的社会底层人，在农场中他也会去勾搭那些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性满足的女人。文化革命中他是造反派的头子，文革后又下来回到大田班。
李家富和鲍有光就与这个管理他们的师傅田连喜住在一个宿舍里，每次李家富领到生活费二十八元就放在他的枕头下面。
那天他从田里回来发现他枕头下刚领的工资二十八元变成了十元，十八元不翼而飞。他告诉鲍有光，两人都认为唯一的可能是田连喜拿了，但是作为被管制的反动学生是无法向他们的管理师傅去讲这件事的。李家富伤痛地哭泣着，他不知怎么办，正好田连喜吃完饭回来了，看到李家富在哭泣，也没有问为什么，就躺到自己的床上蒙上被子闷头大睡。李家富在那面一边哭泣一边诉说，妈妈啊，你还等着我的钱，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剩下十元钱连吃饭都不够，这点钱是两条命，哪位君子拿了这钱请还我吧，求求你啊！
第二天，李家富从地里回来后，发现枕头下面的十元又变成了二十八元。
为什么李家富的哭泣能够让地痞流氓田连喜放他一码，甚至将吞到口里的食再吐出来，而当年对一个大学的女教师廖国芳却无动于衷？廖国芳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问题要到三年后我去北京上访时才有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1968年，我们劳动改造处分到期，正值各地文化革命如火如荼，无人来给我们做结论，在我们一再要求下，农场批准我和李延成，陈耀强三人去学校交涉。
当时学校分成两派，大庆公社和北京公社，大庆公社有五千多人，包括学校中大部分学生和教职工，甚至包括政治立场比较平和失势的干部。而北京公社只有二百多人，主要为过去掌权和整人的政治干部和学生，像过去整我的文思鹏，余光锐，单巩和后来变成中国领导人的臭名昭著的周永康等等著名的共产党打手都参加了北京公社。因为学校党委瘫痪，所以日常事务由大庆公社和北京公社联合出人组成的一个联合办公室主持。会见我们的有三个人，干部巫云松，教师田松，加上一个学生。巫云松是大庆公社的，非常友好，一点不掩饰对我们的同情。听说他的资格很老，出身工农，自幼就参加革命，从军队转业，在普遍出身于剥削阶级和反动阶级的大学员工中可为狗立鸡群。但是这些人与我后来在农场碰到的老干部张瑜一样，大部分政治态度往往反而比较温和，不像正经历鸡群升犬过程的新干部那样锋芒逼人，残忍无情。所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们中的不少人慢慢被以革命意志衰退挤出主流和掌权地位，担任工会主席之类的空职，甚至下放劳动。当我知道巫云松的妻子正是廖国芳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当然不由分说，她在北京公社，与巫云松的大庆公社针锋相对。
巫云松一点没有将我当作反动学生对待，有一次竟然让我访问他的家庭。那是一个晚上，就在那天我见到了他的夫人，与李家富不共载天的仇人廖国芳。对这个名字早已如雷贯耳的恶神，猛然一见，竟使我大失所望，因为那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一个恶煞如门神，或者阴毒如毒羯，或者正气凌人如样本戏中主角那样神经兮兮的女人，所有我从她对李家富的残酷无情而在潜意识中自然生成的形象与她本人完全风马牛不相干。
那是一个皮肤白皙，身材娇小，说话柔气的带有布尔乔亚气息的中年女人，我不但不能将她与那个将李家富推入陷阱的政工干部联系起来，而且我也不能将她与她大大咧咧、线条很粗的军人丈夫巫云松联系起来。
廖国芳对我也很客气，没有一点将我视为阶级敌人的口气，她与我谈话时，将我领出房间的主体部分，就是挂着毛主席像和革命口号，主调为红色的部分，向房间的一个角落走去。那时候普通人家一般只有一个客厅，一个房间，在那个阶级斗争烽火燃遍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年代，廖国芳的这个角落令我印象极其深刻，也许终身难忘。那是一个充满人情的温馨的小小地方，一盏精致和小巧的台灯在一张铺着雅致桌布的桌子上发着温柔的光，桌子旁一个小书架上放着与政治无关的书本，书架前有一个紫红檀木的小小茶几，上面放着蓝白花絮的茶壶茶杯……。
所有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告诉了我廖国芳这个人的出身，情趣和内涵。我不难想象她很可能出身于一个当年有钱势的富有家庭，也许为了自我保护，找一个出身好历史好的丈夫，然后在阶级斗争风云中驰骋冲锋来掩盖自己的色彩，来保护她的这个小小角落。然而，所有在那个荒唐年代中被挤压出来的表面呈现与内核不统一的矛盾，，今天都如落红流水，溘然消逝，无法查对，也无人感到兴趣会去查对了。
但是为什么李家富的哭泣能够感化一个社会底层的地痞，一个没有文化的在国民党社会可能是皮条的二流子，却无法令一个有着很好教养和文化底蕴的大学教师产生恻隐之情呢？
李家富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个例，我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常常看到那些秉性非常凶悍的人放弱者一码，有时候甚至敢于显示怜悯，甚至敢于给予帮助，而这种怜悯和帮助在上层知识分子那里非常难以见到，代之于出现的往往是世态炎凉。
我觉得草原上嗜血的狼在某个特定时刻，可能也会显出一线柔和的狼性，可是当一只鸡，一只兔子在四面是屠刀的屠场乱飞乱跳的时候，如果这时的屠宰规则是咬自己的同类就可以自保，可以飞黄腾达，这时候它们会变得比狼更残忍，更可怕。在这些肆咬成性的大混乱中最后存活的鸡和兔子，已不能算是鸡和兔子，它们是由这个阶级斗争为国策催生的一种新的物种。在这个今天已经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为国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中，九常待也吧，七常待也吧，以镰刀和榔头为象征的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是绝对无缘挤身入伍的，其中除了出身高贵的凤凰麒麟的后代，留下的就是这个新物种中爬到最高峰的姣姣者。这就是上一个阶级斗争时代留给今天中国的遗产，在这些人走向辉煌仕途的轨迹的两边，流淌着一滔滔被它们陷害的而今被人忘得干干净净的人的泪水河流，和一排排干枯的尸骸堆砌起来的大山。
而廖国芳只是这个变态物种中非常平凡的一员。
本文选自格丘山新书“在暴风雨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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