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10

编者按:这是一篇缅怀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夫人创办大吉岭西藏难民自助中心的故事。未出场的主角朱丹是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朱缓光将军的女儿,她一九四八年和嘉乐顿珠结婚,至一九八六年去世,一直和流亡藏族共命运,不愿回到她江苏的老家。难民中心后来由她儿子接手至今,八十六岁的嘉乐顿珠现住在印度一个小镇上。

二哥嘉乐顿珠

●达赖喇嘛的二哥,和国共领袖都有交往的藏族政治家。
夫人是苏州汉人。嘉乐十年前在香港,本刊曾拜访过他。

我一直对嘉乐顿珠先生的夫人朱丹(达赖喇嘛为她授名DiKi Dolker)充满了想像。因为,在历辈达赖喇嘛家族里,还没有任何人娶过汉女子,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中国,已是西藏最危险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绕西家族的继承人,嘉乐顿珠先生执着地把生命与一位汉女子连在一起,可以想像,一定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嘉乐顿珠:杰出的藏族政治家

我是见过嘉乐顿珠先生的。那与众不同的严谨和锐利,让人不能不想到他那来自达赖喇嘛家族的敏感身份和图伯特,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严峻问题。毫无疑问,为图伯特的自由事业,嘉乐顿珠先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别的不说,仅在藏中谈判上,他曾说服邓小平开放印藏边界,使两边的藏人得以朝圣达赖喇嘛尊者,并且亲人相见;他还说服了邓小平恢复十世班禅大师的政协副主席职务,与邓一起制定了在西藏教授藏语的长远计划等等。

可能有人会把这些进展归结为邓小平时代解决西藏问题的积极态度,嘉洛顿珠先生也常谦虚地这样总结。然而,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共产党政权的本质,不管谁掌握,都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藏中谈判所以取得这些成果,归根到底,与嘉洛顿珠先生作为成熟的政治家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那其实也是一场智慧的较量。嘉洛顿珠毕业于南京政治大学,和国民党的高层甚至蒋介石宋美龄等,多有交往。一句话,他瞭解中国和中国人,且把图伯特的荣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样一位理性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被一位汉女子牵动了情感?她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

很偶然地,在大吉岭西藏难民自助中心,我见到了嘉洛顿珠先生的大儿子凯度顿珠。不由自主地,他谈起了母亲。话题就从我走进西藏难民自助中心办公室见到墙上的照片开始。凯度顿珠先生指着那照片说:“这是我的母亲,她建立了这个西藏难民自助中心。”

“我的祖母是一九五六年在印度第一次见到我母亲的,她很喜欢我母亲,母亲很能干,很会煮菜,亲自照顾我们,我的姑姑吉尊白玛和叔叔阿里仁波切,也是在她的照抚下长大的。阿里仁波切只大我六岁。我们同在基督教学校读书,同时毕业。”

嘉乐夫人五九年创办难民中心

“我母亲出生于苏州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家庭,毕业于云南大学。在选拔去美国留学的考试中,她得了全中国第一名。”凯度顿珠说,“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我母亲在南京的一个医院做义工,和我爸爸相识,母亲比我爸爸大六岁,他们是一九四八年在上海结婚的。后来,爸爸带着我妈妈来到印度,一九五一年开始住在大吉岭,因为这边离西藏很近。事实上,一九五○年开始,我爸爸就在这边做工作了,跟印度和美国政府来往,那时,西藏就出了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您的母亲决定建立这个难民中心的?”我问。

“一九五九年开始,很多图博人出来,他们没有地方住。每天早晨都有五十多人排队,在我家门前要饭。那时,我的工作就是拿饭给大家,有时是糌粑,有时是粥饭……看到这种情形,我妈妈很难过,就说,这样不行。她就问这些从图博逃过来的人‘你们以前在西藏做过衣服吗?’他们说‘做过’‘织过地毯吗?’他们说‘织过’。于是,我妈妈就到我过去读书的基督教学校,跟他们借了一块空地,建起了这个难民中心。开始只有四个人,接下来每年都要增加一两百人,甚至三百人,最后这个难民中心达到了两千多人。

“这么多人,要吃、要住,小孩要上学,老人要看病……我妈妈先跟他们一起盖起了自己的房子,又建了托儿所、学校、医院、老人院、地毯厂等等,我妈妈以前在南京医院当过义工,会打针,她亲自给他们打针……建立这个难民中心的目的,就是我们自己帮助自己。”

这样,从一开始就立下了“自助”的原则,实在让我吃惊。不要说那时,就是今天,也还是可以得到外国援助的。但是,这位女士以卓越的眼光决定了自给自足的方向,一步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流亡社区,不能不让人钦敬。后来,这个中心成了流亡社区的典范。当然,在凯度顿珠先生接手后,又以现代的视角,增加了一些给年轻人的工作,比如印刷厂,检验所等。

和藏人的孩子一道走过艰难岁月

凯度顿珠先生亲自带我来到大吉岭难民自助中心的地毯厂、医院、老人院、学校、印刷厂、牙医珍所、商店等等,并进行了讲解。而最让我感动的是,难民自助中心的人看病,包括吃药和各种治疗,都是勉费的。我说:“在加拿大,我们吃药还要自己花钱呢,这里的医疗福利太好了!”

“而且我们是自助中心,非但不要流亡政府一分钱,还要每年往银行存一些钱。”凯度顿珠先生说着,看到几个小孩子在商店门前玩耍,就凝视了他们一会儿,感慨:“这都是我们的孩子啊!”

这些孩子都是大吉岭西藏难民中心的藏人后代,凯度顿珠一家,和他们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如今已成了一个整体。每见到一个人,凯度顿珠先生都如同家人一样,跟他们打招呼,我注意到他没有说“扎西得勒”,而是说:“德布钦贝?”这很有趣,在早期的西藏,人们就是这样问好的。

在西藏难民自助中心的地毯厂,我发现了一种打羊毛的车,和传统的不一样,不是用手摇,而是用脚踩,速度快了几倍。凯度顿珠先生解释:“这是我妈妈发明的。曾经有一位中国人来这里,看到这个脚踩车后,一定要带回去一台进行仿制……”

尼泊尔的地毯是有名的,而这个技术来自于西藏,从很早的时候起,西藏的岗巴地毯工艺就是出了名的,现在,大吉岭西藏难民自助中心的地毯厂,就继承了西藏传统的地毯工艺,深受人们欢迎。一九八五年在卢森堡举行展览时,很是成功。

“开始,我妈妈去尼泊尔买西藏的羊毛,后来,她去拉达克买,在那边,有二百多图博农民,他们有很多羊,我妈妈就去买他们的羊毛,再带回大吉岭做羊线、地毯,并且,我们都是用植物染色,是用大吉岭的茶染色……”

夫人将生命完全融入西藏命运中

一九七五年,达赖喇嘛尊者第一次来这里,后来,印度总理等,也都来过这里参观。我进去时,还看到一些印度人和老外正在这里参观。

“建立难民中心这块土地,还有着另一个意义,曾经,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时就住在了这里。”凯度顿珠先生补充道。

“是啊,在查尔斯贝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他专门描绘过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的地方,说那是在一片森林里,他常去那里送米麵水果等,原来是这里啊!”我感慨,因为这是我一直渴望的地方,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

从西藏难民自助中心回来时,我又到了嘉乐顿珠先生和他的太太曾经居住的房子,凯度顿珠先生说:“还都是原来我爸爸妈妈居住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变。”

这是我看到的最为古色古香的布置了,十分雅致,看得出曾经的女主人,这个把自己的生命与西藏的命运完全凝结在一起的汉女子的品味,是不同凡俗的。说实话,我无法想像,她是怎样完成了语言习俗的转变,怎么把自己完全融入西藏世界的。

“我妈妈是在一九八六年生病去世的。接下来这个中心的人就找到我,让我到这边工作,我说‘我妈妈没有说让我做这个事’。后来,一九八七年,达赖喇嘛说,这个中心的人找到了他,让我到这边工作,说是民主选举的。所以一九八七年开始,我就在这边工作了,如今二十五年了。我不拿薪水,完全是义工,我让那些老人把我妈妈以前说过的话写下来,变成我们的规矩。”

离开大吉岭时,我频频回头,凝望着这座绕西家族留下的房子,凝望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时居住过的那片山峦,没有想到,数年后,竟成了流亡藏人的避难所。

应该感谢嘉乐顿珠夫人,这不是仅有奉献精神就能够实现的,还需要非凡的毅力和能力。据说,直到最后,她都不愿意回到家乡,纵使嘉乐顿珠先生赴中国谈判时,她也没有回去,宁愿留着对老家的回忆。据说,她去世后,人们纷纷向她献花,队伍绵延,所有的大吉岭的图伯特人都到了。

二○一三年二月完稿于加德满都

文章来源:开放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