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书《杀劫》和《西藏记忆》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我已经多有介绍。《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从写作《杀劫》时接触的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辑成此书。他们当中,有二十位藏人、两位汉人、一位回族。他们当中,有拉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创建人,有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斗的旧日西藏的贵族、喇嘛、医生,有文革中的记者、解放军军官等等。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为此将《西藏记忆》中的相关重要访谈,在我设于自由亚洲网站的博客上发表。
鞑瓦(化名):男,藏人,文革爆发时,是拉萨中学高66级(1966年高中毕业)学生,也是学生红卫兵的一个头头,参与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砸大昭寺,后为“造总”下属的“拉萨革命造反公社”负责人。现已从拉萨某机关单位退休。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我带去的上百张西藏文革的照片,让他的同学激动得双手发抖,立刻打电话叫来了他和另一个同学。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们都对我讲着文革的故事,以至我不知道该听谁的好。每个人的讲述都是充满创痛的回忆,令我心潮起伏。后来,我多次单独找过他们,做了详细的录音……以下是鞑瓦对我讲述大昭寺是怎么被砸的。
访谈时间:第一次,2002/6/10上午
第二次,2002/6/18下午
第三次,2003/2/20下午
去大昭寺之前,已经有了红卫兵司令部,设在文化宫里面,现在是总工会的“职工之家”。当时司令部要求拉中和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各派一个代表,我是拉中的代表,师校的是一个大个子学生,好像是后藏人,名字我忘记了。军区的几个头头,像任荣、曾雍雅,好像也是司令部的成员。自治区的领导也参加的有。当时宣传处的一个处长,好像姓潘,潘处长,由他负责。从文革一开始这个司令部就有了。司令好像不是陶长松,可能是谢方艺,我记不清了。
前一天晚上,司令部在拉中根据上面的意图开了会。这个“上面”是自治区,但到底是谁下的这个指示我就不清楚了。说第二天要去帕廓街(1950年代以后写成“八角街”,故居委会、派出所等至今写成“八角街居委会”、“八角街派出所”)搞宣传,居委会的群众也要参加。但也说了不准动手,不要砸什么东西。当时没说要砸大昭寺的,只是说要去搞宣传。这都说得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就来了好多居委会的人,城关区下面所有居委会的青年人都到拉中来了,差不多一百多人。先是开会,集合,排队,然后统一从拉中出发的。全校师生加上新生可能有七百多人,总共加起来肯定有上千人。记得出发时太阳很大,路上一边走一边呼口号。
到了大昭寺南边的“松却绕瓦”(大昭寺讲经场)就演出,搞宣传,然后开大会。谢老师在台上讲话,好像还没有讲完,突然就乱起来了。抬头一看,这大昭寺的楼上出现了好多人,好像都是居委会的群众,我后来还听说过,有些人还是各县来的积极分子。究竟怎么回事反正不知道,反正都是老百姓,拿着十字镐、洋锹什么的,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我们不是在这楼下的讲经场吗?这墙上都有壁画,居委会的几个年轻人,提着十字镐冲上来就挖壁画,敲掉了一大块。我们几个还说他们,你们怎么挖壁画?但没人听。就在说话时,楼上已经有人把金顶挖下来了,正往下扔。这下子下面也就乱套了。这一乱就散了,全都散开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指挥了,人都往大昭寺方向跑去,我也跟着跑,但大昭寺的正门关了,转了一圈,就转到东边挨着“木如宁巴”(一座叫木如的小寺院)的那个门,一看正开着,就进去了。
进了大昭寺以后,到处都有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就是帕廓居委会的老百姓。都是年轻人。不少积极分子都喜欢出风头。其中还有不少汉族。我记得在“松却绕瓦”时没看到汉族,但是大昭寺里有。可能是“三教工作团”(1963年9月,西藏开展以阶级教育为重,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的“三大教育”运动,派出众多干部组成工作团派往各地乃至农村和牧区长达数年)。好像有这个工作团,不过我们没有接触,他们早就在里面了。我还看见有人在拍电影。就是现在广播电视厅的一个副厅长,叫米玛次仁的,就他和几个人。他们是电影学院出来的。当时他们穿军装。
我跑到金顶上去了。我们的一个同学过来对我说,现在有点不对头哦,有的人专门在拿金银财宝。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至于是不是文物,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总感觉这是国家的财产,所以我马上就开始布置了,从楼上一直到楼下都安排了我们同学站岗,要求他们盯住,不让人随便进里面,谁也不准拿东西。我看见有一个老头,是一个居民,他手里拿着一顶佛像头上戴着的帽子正想走。那帽子全是纯金和宝石做的。我就问他,你干什么?他慌慌张张地说,这是“四旧”,我要扔出去。我就说,你放在这地上,不许扔。他只好放在地上走了。大昭寺主殿旁边不是有一个“卓玛拉康”(度母殿)吗?当时我们一个同学告诉我,“卓玛拉康”门口聚集了一百多人,有汉族也有藏族,要“规尼拉”(管理佛殿的僧人)开门,“规尼啦”不干,他们就威胁他,“规尼啦”有点害怕,就准备掏出钥匙开门,我们同学制止了,说不能开门,因为那里面佛像多,金银财宝也多。结果有几个人,是藏族,就跟他吵,我们同学就说我是拉中的红卫兵,这里面的东西很珍贵,是国家的财产,你们不能随便进去。他还专门对其中的汉族说,你们汉族不知道,这里面都是国家的财产。于是那些汉族就走了。剩下大概几十个藏族,一看不对头也就走了。所以“卓玛拉康”在那一天没动成,保存下来了,但后来听说还是被砸了。
当时“觉康”(释迦牟尼佛殿)也没有动。因为“觉仁波切”跟前的链条门是锁起来的,那些“规尼拉”不给钥匙,那里面也就没有砸成。所以,后来有人说“觉仁波切”被拉中的红卫兵用十字镐砍过,虽然那天拉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去了大昭寺,但到底有没有砍成,我不清楚,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其他那些确实被砸了,就跟这照片上一样,看上去丢得到处都是。
因为口渴,我就去了我哥哥那里。我哥哥在大昭寺当喇嘛,他和几个身体不好的老喇嘛还留在那,年纪小的已经走了。其实文革期间,寺庙里面,好多僧人都不敢呆了,离开了。像我哥哥,他从小在大昭寺出家为僧,这时候也呆不下去了,后来我想办法把他接回居委会,没再当喇嘛了。他们看见一个红卫兵进屋很害怕,但一看是我又放心了。我喝了两碗茶又出去了。那时候砸的已经差不多了,才来了上面的指示。记得是自治区的命令,说是让汉族全部都撤出去,以免影响民族关系之类,结果这些汉族全都走了。接着宣布了总理的指示。可能是下午吧,整个过程就结束了,我们就回学校了。
至于刚开始时,大昭寺的上面是怎么上去的那些人,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司令部讲过不要砸寺院的,但我们进去后,里面已经全是人了。汉族也来了不少。实际上,后来寺院的喇嘛讲过一句话,这句话你应该记住。他们说,那一天,砸的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被砸了一下,把一些东西扔到院子里,就完了,就像照片上的这副乱七八糟的样子还一直摆着,没人管,也没人敢动。但不久就开始慢慢地清理,一直清理了三个月,把寺院里面真正的宝贝全部都拿走了。先是收拾金银财宝,然后是铜的和铁的,至于泥塑的就扔了,不要了。
当时有一个部门,叫“土则列空”,汉语是“废旧物资收购站”,是属于外贸的,专门来收集各个寺院里面的东西。实际上,什么废品,什么破烂嘛,都是好东西,像大昭寺只有“觉仁波切”没有动,其他东西在三个月之内几乎都收空了。所以说,那一天,大昭寺只是表面被砸了,后来才是真正的被毁了,是国家派工作人员来把全部都“清理”了。这个“土则列空”还收购家里面的东西。国家廉价收购啊,只给一点点钱。当时很多人都把家里的宝贝送到那里去了,有的是害怕,有的是生活无奈,当然也有胆子大的人悄悄地把东西藏起来了,这些人后来就好啦,胆子小的就倒霉了。
甘丹寺也是这个样子。在没有砸之前,那里是粮食仓库,当时拉萨各个单位的粮食都要到那儿去取,由部队守着的。后来等金银财宝都被“土则列空”收走了,部队就把佛像砸了。当兵的在佛像的脖子上拴根绳子,把佛像拉倒,金啊银啊,铜啊铁啊什么的装到车上,全都拉走了。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又被从达孜县、林周县、墨竹工卡县、堆龙德庆县这几个县来的人弄走了。山下的老百姓也去把剩下的扛走了,可是最后却把毁甘丹寺的帽子扣在山下的农民头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驾驶员,他就是甘丹寺下面岗托那个村的。当时他还小,跟村里的其他孩子去甘丹寺玩耍,看见地上堆满了寺院里的各种器具,很多当兵的拿着石头在那里敲打着玩儿,但他们要拿走的话不允许。他说,没想到最后却落了个章多的老百姓毁了甘丹寺的说法。哈!居然就这样嫁祸到他们头上了。大昭寺也是这样,说是拉中的学生砸的,实际上我们事先根本就没想这么做,因为当时司令部说过不准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成员,我很清楚。
总之,大昭寺被砸,政府并没有制止。制止什么嘛。实际上,正如大昭寺的喇嘛说的,那天只不过是表面性的破坏,真正的毁灭都发生在后来。至于说到后来的维修,国家是拨了一部分款,但老百姓也是捐了很多款的。而且大部分劳动力也是群众自发付出的。有些拉板车的,一天可以挣十五块,可他不要,却愿意拿两块五的工资去干维修寺院的活。还有人是无偿地去劳动,是诚心诚意的。有些人捐出了自己全部的钱财。西藏的寺庙得以复兴大部分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由信徒们自己捐助修复起来的。国家不好意思了,才掏出一点钱,然后大肆宣传,结果就变成了好像都是由国家修复的了。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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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1969年的夏天,拉萨市革委派了很多卡车把被毁掉的拉萨寺庙内的佛像和灯具拉到成都冶炼。因为拉萨不具备这种条件。当年在拉萨市革委支左的父亲,请一个卡车司机给我们带些肥皂、白糖回内地。车就停在门口,我爬上这些装满了残败佛像但是金碧辉煌的卡车,从里面翻出不少能够拿得动的东西分发给路人,比如酥油灯、小佛像等等。自己也留了一些,后来散失了。那卡车司机在我们家吃晚饭,就直接把这些东西拉去工厂冶炼了。